契约法中的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

契约自由是意志自治原则在契约领域的本质要求,契约正义为调控契约自由的过度滥用,与契约正义相伴而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各自地位不相同。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肇始于古罗马法;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契约自由被绝对化,契约自由即契约正义;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垄断时期,契约自由受到规制,契约正义也从形式正义走向实质正义。

契约正义下的利维坦及其逻辑困境

霍布斯将正义的评判标准转化为具体的形式规则,他认为由授权而产生的契约具有绝对的正义性,政治权力由此获得正当性资源。契约正义的理论溯源包括:激情与理性观、契约观和法律观。但契约正义下的利维坦在主权者的权力、形象及主权者与契约的关系等方面存在着逻辑上的困境。此外,契约正义下的利维坦形成的政治秩序侧重于主权者的权威塑造,遵循着"秩序建构"的逻辑,其反向逻辑则是"秩序生成",它强调的是个人理性和个人自由,后者才是保证政治秩序持久稳定的最佳逻辑。

论契约正义及其理论基础

法的根本目的在于正义的实现，契约法也不例外。２０ 世纪契约法研究和实践的一个伟大成果就是现代契约正义原则的提出，并据此成功实现对古典契约法的重塑，其功能和价值一直为众多学者和论著所津津乐道。但是古典契约法是否一样有一个正义原则对其规制，却鲜有人作回答。本文试从契约法的经济根源、哲学基础等角度入手，对契约正义在古典契约法和现代契约法的不同表现展开分析和比较，以求加深人们对契约正义的整体性和价值性认识之目的。

浅论罗尔斯的契约正义思想及其对我国政治发展的启示

罗尔斯提出两个正义原则,来自于人们一致同意的契约,作用于社会基本结构,为社会成员审视宪政民主制度的合理性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基点,因此,罗尔斯继承并超越了古典社会契约理论,发展了其独具特色的契约正义思想。面对我国目前社会结构发生的变化、阶层群体冲突增加以及公平正义问题凸显的现状,罗尔斯契约正义思想所蕴含的道德原则、契约精神及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有利于从政治制度化、政治民主化和政治一体化三方面促进我国的政治发展。

从契约正义到合作正义:公共政策的目标转向

正义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追求,也是公共政策的目标指向。但是,在不同历史阶段中,正义的内涵是不同的。工业社会是一个以交换关系和竞争关系为主导的社会,所追求的正义集中体现在罗尔斯的"公平的正义"的概念中,这是一种契约正义。后来的学者对罗尔斯的观点提出了批判和完善,但没有跳出契约正义的框架。后工业化社会是一个合作关系包容竞争关系的社会,这就要求正义从契约正义转向合作正义。政策过程也要做出相应的目标转向,应该在尊重个体差异的基础上促进合作行动,在共生共在的观念中实现正义追求。

论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

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的冲突与平衡是契约法发展的必然。对契约自由的必要限制,并不是契约自由的衰落,而是对契约自由原则真实意义的恢复和匡正,是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呈现动态统一(协调)的必然。

对契约正义的一种解读——现代法律对契约自由的限制

现代法律中的契约正义,并非古典契约理论所描述的那样,只要契约是当事人自由意志的表示,那就是公正和正义的。古典契约理论"契约即正义"的命题受到了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对契约自由予以法律上的诸多限制,以期通过契约法律实现社会分配的公正,是现代契约正义的应有之意。

从实体正义到程序正义:卢梭与罗尔斯契约正义观之比较

卢梭的契约正义观与罗尔斯的契约正义观在形式上有其相似之处。但由于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其正义观的价值内核、论证方式及其实现途径都存在着重大的差别。从卢梭的契约正义观到罗尔斯的契约正义观的嬗变代表了西方正义论从实体正义向程序正义的转变,把握这一转变的趋向及其内在精神实质,对于丰富和完善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是大有裨益的。

超越契约正义:霍布斯正义观聚焦

自然法理论的演变是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发展的主要线索,该理论催生出近代正义理念。近代正义观的转型则孕育于近代理性自然法。《利维坦》对自然法和契约论的诠释,囊括了霍布斯正义理论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内容。霍布斯将正义的评判标准转换为契约这种具体的规则形式。国家既不是至善的载体,也没有处于宗教权威之下,而它只是保护和平与安全的强大权威,这种权威来源于多数人的同意。在契约正义的理论框架下,霍布斯笔下的利维坦,主要包括利维坦的人性溯源、身份认同和法律向度三个方面。契约正义主导下的政治秩序建构沿循自上而下的建构路径,该路径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失偏颇。针对这一问题,后世诸多政治哲学家试图超越霍布斯契约正义观的局限,进一步探究正义秩序的形成逻辑。

劳动契约自治、管制及其正义实现

劳动契约作为劳动关系双方利益关系的外化形式,是以劳动关系双方独立自主的存在及其行为为前提和基础,蕴含缔约双方的自由和理性,昭示自身设定的义务和秩序应予践履。劳动契约自治可视为契约自治在劳动关系领域的运用和实践,体现了契约的核心本质,是重要且无可替代的;由于现实社会中表面平等而实际不平等的劳动关系,加上强与弱"新身份"差异的趋显等当下实态,放任的劳动契约自治根本无法达至福祉极大、成本极小的最佳境界,国家获得介入干预的必要继而形成对劳动契约管制的理论基据;劳动契约自治是当下仍应弘扬的契约本质,对劳动契约管制不在于以机械限制契约自治为目的,而在于平衡和调和劳动契约"自治"和"管制"区域广度和深度,以实现劳动契约的当下价值──劳动契约正义。

论我国契约法应有的两大原则:契约自由和契约正义

在探讨我国契约法应进一步确立契约自由和契约正义两个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分别阐述了契约自由与权利本位、平等、利益的关系,契约正义与公平、诚实信用、情势变更的关系。

草原生态补偿的理论蕴含——以生态管理契约正义为视角

生态系统服务理论的提出为生态服务付费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现有生态补偿理论基础集中于经济学领域,但存在诸多问题。生态补偿理论基础应当以生态管理契约关系为基础,以契约正义为指向。生态系统经历了非制度性要素的制度化嬗变过程,其引申出的价值互换原理是法学思维下的生态补偿理论基础。草原独有的特征使草原生态补偿获得了特有的理论蕴含,即在立法限制与民族风俗习惯、生态保护与牧民生活质量、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三对关系之间实现利益平衡。

伦理视阈中的契约正义

伦理视阈中的契约意指"合意"。当契约合意指向生存权、发展权等人类最基本的权利时,"契约一般"就体现为契约本身,从而形成契约关系共同体。正义是对人的本质的实现,目前对契约正义进行解读的契约自由理论、财富最大化理论和分配正义理论分别属于法学、经济学、政治学视角的分析。作为伦理学意义上的契约正义,指的是正义共相与契约世界的有机结合,是在由契约意识、契约行为、契约制度所构成的契约世界中所蕴涵的人实现其本质的价值追求。契约主体通过对理性的运用、对公平的追求,最后达到一种实体性的自由境界,实现人自身由单一物向普遍物的统一,契约正义也因此得到实现。

契约正义与契约自由及其限制

本文通过对契约正义、契约自由、契约自由的限制三者之间关系的论述 ,论证了契约正义是契约自由的核心 ,人们崇尚契约自由是为了契约正义 ,人们限制契约自由 ,也是为了实现真正的契约正义。结合我国立法关于契约自由及其限制的规定 ,本文得出结论 :我国新合同法将契约自由确定为法律原则并大力倡导 。

从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的视角看“裸贷”合同的效力

借贷双方基于信任和意思真实,自由的缔结协议,本无可厚非。但如若履约内容及违约惩戒有伤大雅,则实难为公众所接受。"裸贷"中自由缔结的契约被认定无效,昭示着契约自由有其边界。合同在尊重缔约双方的合意的同时还应顾及社会公共利益及民众的法感情,此可谓契约正义。公序良俗作为民法中重要的原则,可作为契约自由的边界。契约正义是制约契约自由的重要法则。

坚持在契约自由原则下维护契约正义——关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格式条款法律适用问题的调研报告

以美国学者格兰特·吉尔莫为代表的西方法学界哀叹"契约死亡"!果真如此吗?笔者以亲身经历的3个典型案例反映出"个案困境",以30起1363件商品房买卖系列纠纷案件分析出"整体困局",由现行法律的基本原则、准入规则和无效规则剥离出"立法困惑",一个个立法、司法现实,使读者深感我国现行格式条款法律制度的"问题困扰",契约死亡并非恫吓!如何让沧桑百年①、造尽辉煌,而今却濒临死亡的契约理论再生?包括日本学者内田贵的《契约的再生》在内,迄今尚无满意答案。笔者认为,探明法理根据是规制格式条款的前提,也是契约再生的基础。于是提出格式条款非平等性、非协商性、非特定性的"三非"特征,"格式条款规制说"的性质,契约自由与交易秩序和谐、公平交易与效率经济统一、基本生存与持续发展兼顾的价值取向。契约再生必须有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共同给力,体现在格式条款的三条规制路径:立法界定立法定义、确立规制原则、明确条款准入规则、理顺无效原则体系;行政健全审查备案制度和违法禁用制度;司法建立绝对相对无效、免责加责和主要权利判断、提示义务范围和条款解释等规则。

浅议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在消费纠纷中的适用

契约自由和契约正义原则在我国《合同法》中有明确规定,但在处理具体合同消费纠纷时,应遵循契约自由原则,还是应遵循契约正义原则却常有不同看法。本文拟通过对几个非垄断行业消费案例的分析,浅谈在处理消费纠纷中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原则的适用,帮助消费维权工作者厘清对契约正义原则的认识。

契约群的挑战与合同法的演进——合同法组织经济活动功能的新视角

契约群作为介于主体间松散合作与公司内紧密协作之间的一种混合式合作形态,在组织开展协作共享方面拥有独特优势。契约群外部形态形成网状结构,内部运作具有以组织性、关联性为基础的整体性特征,挑战现有的交换性、个别性合同立法范式和合同相对性制度。我国合同法律制度对契约群的规范应以促进契约群组织经济协作的功能为立法宗旨、以“差别责任”适当干预合同风险分配,以总则中的一般条款为立法形式,增设以下规则:依据“共同操作”对子合同内容进行整体解释、赋予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解约权和违约抗辩权、以再谈判义务限制“群主”的解约权等。

论新时代的契约精神

在新时代,强化全社会的契约精神有助于推动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改革的全面深化以及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但我国现实生活中仍普遍存在漠视甚至践踏契约精神的现象。为打造诚实信用、公平公正、多赢共享、包容普惠的市场生态环境,应当在契约自由、契约正义与契约严守等三个层面弘扬契约精神。新时代的契约自由精神致力于追求的不是形式上的契约自由,而是实质上的契约自由;不是强势缔约方的单边契约自由,而是各方当事人的双边或多边契约自由;不是当事人处于非理性状态下的契约自由,而是各方当事人在理性状态下的契约自由。新时代应追求多赢共享的契约正义。契约正义不仅是指导市场主体公平缔约的指南针,也是裁判者变更、撤销、解除合同的尚方宝剑,更是裁判者确定违约责任的北斗星。新时代应当追求守约践诺的契约严守精神。要彻底扭转劣币驱逐良币、"好人受气,坏人神气"的不正常逆淘汰效应,必须实现"三升三降"。

格式条款的契约法理与规制分析——兼评“《合同法解释(二)》”对格式条款的相关规定

格式条款之民商事法理与契约自由和契约正义密切相关。格式条款是契约自由限制的方法之一,同时可节约现代民商事活动成本,有效提高交易效率。格式条款规制的根据来自其对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的冲击。采取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立法规制、格式条款无效之规制、解释之规制,是合同法对格式条款的主要规制。《合同法解释(二)》对格式条款的专门解释有其进步性,但对格式条款效力的解释性规制,则使格式条款的效力形态尤其是无效形态的判断显得更加扑朔迷离,尚待此后相机调整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