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列克谢耶维奇与奥波亚兹

阿列克谢耶维奇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印证了俄国形式主义即奥波亚兹有关文学史演变规律的一个假说:文学的边缘文体始终在向文学的中心地带发起冲击,这种冲击完全可以称之为一种斗争或角逐。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获奖,不仅标志着文学边缘文体的一次成功“暴乱”,致使其得以登堂入室,由非正宗摇身一变而为“正室”,从而导致旧的文学观念的被再次刷新。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成功,意味着在整个20世纪命途多舛的俄国形式主义——奥波亚兹有关文学史的观念和假说,非但没有因其代表人物的悲剧性遭遇而销声匿迹,反而得到越来越新的文学现象的印证。实践表明:俄国形式主义代表人物的文学史观,具有文学本体论的品质,是对文学内部规律的一种总结和归纳,应该得到文学界应有的关注和理解。

“奥波亚兹传人”:洛特曼与俄国形式主义

作为"奥波亚兹传人",俄国塔尔图符号学派代表人物洛特曼在俄国形式主义的基础上,以对话主义为核心要旨,汲取历史主义养分,从文本多因互动格局入手,挖掘出文本的开放性和生产性,丰富了文学性内涵,增强了陌生化阐释效力,拓展了文化视野下形式主义文论的发展空间。洛特曼首先从文学语言的结构功能切入,提出"第二模式系统"说,夯实了以语言为中心的形式主义文论地基;其次以意义的生成秩序为契机,贯通文本与外文本,打破了形式主义文论的内容与形式二元对立的传统格局;接着强调文本的交际功能,突出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往行为,修正了形式主义的作品中心论;最后落实到精细缜密的文本分析,引入"负技巧"零度结构,完善了形式主义陌生化理论。

日尔蒙斯基与奥波亚兹

日尔蒙斯基是彼得堡语文学派的集大成者,在语言学、诗学、比较文学、史诗学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早年的日尔蒙斯基曾同奥波亚兹的主将们一道向传统的学院派文艺学发起挑战,此后,他虽然在"手法"、"形式与内容"等问题上与奥波亚兹发生分歧,但始终能够坚持以较为客观公正的态度看待奥波亚兹,在肯定其理论贡献的同时,也对其教条主义与局限性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并最终在对形式主义的深刻反思中构建起了自己的诗学思想体系。

钱钟书与奥波亚兹的差异论美学——兼论文学比较入思的路径与方式

把钱钟书和俄国形式主义即奥波亚兹放在一起,似乎有些风马牛不相及,然而,二者之间相距虽远,但确实有线索关联。其一是钱先生在著作中多次称引维.什克洛夫斯基的话以为奥援,足见先生对其诗学主张有赞成的一面。其二,钱先生自己的著作,也处处透出多种机趣,与奥波亚兹的诗学主张如响斯应。大致归纳起来,其相似点有:一、以"新"相尚的字法句法观;二、辩证(运动)、以边缘冲击中心的文学史观;三、文学非反映论的文学本质观;四、钱先生自己的行文,也同样以求新求异富于陌生化旨趣见长。沟通中西之间的诗理文心,这正是钱先生为中国文学比较规定的学术研究目标,同时也是文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吾辈"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诗语”与“失语”: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在中国的传播与研究

俄国形式主义作为一种具有独特规定性与历史意义的文学理论形态,对20世纪西方文论的走向与面貌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其真正被中国学界所熟知却是始于1980年代。四十余年来,我国在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译介与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其的误读误用乃至过度阐释,以至未能被中国文论充分有效征用等问题,亟需从原典翻译、拓展与转换研究视阈等多个角度掘进,以期对俄国形式主义作出更加全面深入的认识与阐释。

什克洛夫斯基与“谢拉皮翁兄弟”

什克洛夫斯基是20世纪20年代俄国著名形式主义文艺学派"奥波亚兹"的重要代表,也是同时代俄苏著名文艺团体"谢拉皮翁兄弟"的精神导师和灵魂人物。"奥波亚兹"与"谢拉皮翁兄弟"是两个志趣相通的文艺先锋队。"兄弟们"的小说实验与什氏的"陌生化"小说理论之间有着互通、互验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