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叙事诗《维纳斯与阿多尼斯》对奥维德《变形记》的改写及诗人身份自觉

莎士比亚在1593年出版了他的首部诗歌作品《维纳斯与阿多尼斯》,并在献词中明确表示这是“我文思的头胎儿”,向世人宣告他以诗人身份进入文坛。该诗作在当时获得非凡成功,但历代评论者大都忽视了献词与诗歌文本的互动,尤其未能洞察莎士比亚在献词中隐含的独立意识以及诗歌文本对神话结局改写的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模仿概念探索莎士比亚该诗作对其创作来源奥维德《变形记》的神话改写。在贵族资助成为诗人生存必要、印刷媒介带来更大受众市场的时代背景下,莎士比亚的《维纳斯与阿多尼斯》既体现了他对时代诗学精神的回应,又是他突破文学传统的宣言。年轻无名的莎士比亚凭借此诗成功进入诗歌圈,在神话重述中展现了他的诗人身份自觉,确立了他的诗歌权威。

奥维德与但丁的“变形”诗学思想

学界普遍认为,对于《神曲》而言,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仅是一部简单的古代神话手册,但丁只择取其中的神话故事来“装饰”他的叙述,借此将自己的诗歌与古典世界联系起来。然而事实上,这两部作品之间有着更深层次的联系,即两位诗人都致力于拓展他们建构的诗歌世界的维度,一个包罗万象的宇宙。实现这一点的,正是其中的“变形”诗学思想。通过对《变形记》中俄耳甫斯故事与《炼狱篇》第五曲中片段的具体文本分析,可以发现,但丁继承并实践了奥维德的“变形”概念。两位诗人一方面将多种不同的文学体验进行比较,另一方面将不同元素、不同风格与不同时空的画面以流动、连续的方式呈现在叙事当中,从而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诗学语言,构建了自己的诗歌世界。

中世纪盛期西欧经院著作中的奥维德爱情诗元素

在基督教文化占据优势的中世纪西欧,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爱情诗常被视为教唆犯罪、引诱堕落的异教作品。而在中世纪盛期,经院著作中却常常出现征引奥维德爱情诗的现象。这类古典诗作在学堂教学中的应用是经院作家对之了解的前提和基础。寓意释读是经院作家运用奥维德爱情诗的重要方式,通常表达抨击女性、反对异教等思想。为了劝慰信众保持信仰纯洁和遵守行为规范,经院作家还借奥维德爱情诗进行道德说教。中世纪盛期西欧经院著作中频繁出现的奥维德爱情诗元素既促进了拉丁古典文化传承,又有利于经院哲学和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发展。

从《变形记》的政治意蕴看奥维德变形的真谛

奥维德是罗马文学黄金时代的代表诗人之一,《变形记》以别出心裁的布局,引人入胜的故事、娴熟精湛的技巧和深刻隽永的哲理享誉千年。本文比较分析有关《变形记》政治内涵的三种观点:拥护奥古斯都、无关奥古斯都和反对奥古斯都,揭示奥维德的变形的本质是对奥古斯都主义的批判和对诗歌艺术的赞美。

奥维德《变形记》爱的主题

《变形记》是奥维德著名的史诗,其中以各种变形彰显了古罗马的哲学观念。它的神话故事以很高超的叙事技巧写出,而其中多为爱情故事。本文从《变形记》中的主题及其分析、奥维德探讨爱的社会伦理基础和变形所凸现的爱的永恒三个方面来阐释这部伟大史诗的爱的主题。

论弥尔顿《失乐园》对奥维德诗歌的借鉴之道

弥尔顿作为英文文艺复兴时期的以为启蒙学者的先辈，他的著作《失乐园》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文学形式表达了伟大的基督教命题——人类的堕落，体现了对于人文理性的期盼，他的这一篇著作对于文学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他将奥维德诗歌纳入了以基督教教义为准则的评价中，在《失乐园》中体现了对于奥维德诗歌的借鉴之处。本文主要对奥维德的诗歌以及《失乐园》进行了研究，对其中的人物形象、自然意向等进行了文学性比较。

伊甸园里的成人:《失乐园》中奥维德色彩的亚当

在弥尔顿的《失乐园》里,堕落前的亚当天真无邪,因而常被视为不成熟甚至幼稚。本文则认为《失乐园》里的亚当在堕落前就已经心智成熟,这种成熟的亚当形象借助弥尔顿对《变形记》中纳克索斯的挪用而展现出来。奥维德笔下的纳克索斯因无法认识自我而最终走向毁灭,弥尔顿挪用了这则神话故事,使亚当与纳克索斯产生强烈反差,赋予了他自我认知、洞察人性的能力,将其塑造成一位心智成熟的人,并通过这种"反纳克索斯"的挪用,成功刻画出比《圣经》里的亚当原型更为立体、饱满的人物形象。

曼德尔施塔姆诗歌中的奥维德形象

曼德尔施塔姆承袭俄罗斯的诗歌传统,对黑海之滨的奥维德"哀歌"创作及其"流放者"的原型身份一直极为关注。他在诗歌中不断向奥维德致敬,完成了对奥维德流放形象的"后普希金式"书写,并对"哀歌"叠唱中的奥维德之夜进行了现代重塑;而经由"共同的黑海"所表达的"流放之喜悦"更是体现了俄罗斯诗人的乐观情绪,成为理解诗人创作心理的重要佐证。同时,曼德尔施塔姆本人由心理流放走向身体流放的客观经历,也印证了诗人与帝国之间原型窘境这一命题的不朽性。

奥维德《岁时记》第一卷第189-300行译注

导读,奥维德哀歌体历法诗《岁时记》(Fasti)开篇(1.1—2)便告知读者其主旨:我将歌唱拉丁姆一年的时节划分和缘起,还有那坠下地平线和升起的星座。奥维德在《哀怨集》2.549中曾写道,他已撰写《岁时记》12卷(sex ego Fastorum scripsi totidemque libellos),但公元8年,他的命运发生了突变,被流放到黑海之滨的托弥。他声称命运(sors mea)打断了这部献给奥古斯都的神圣作品。然而流传下来的《岁时记》是奉献给日耳曼尼库斯(公元前15年—公元19年)的,即奥古斯都的养孙、罗马帝国第二任元首提比略的养子。

奥维德《拟情书》第四封：淮德拉致希波吕托斯

导读,希波吕托斯是雅典王忒修斯与阿玛宗(Amazon)女王希波吕忒(Hippolyte)之子。在几个世纪间不同的神话文本中,这位阿玛宗女子有着不同的名字,比如,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希波吕托斯》没有明确她的名字,只提到了希波吕托斯的母亲是阿玛宗人(第10行、第351行);而普鲁塔克的《忒修斯传》中提到忒修斯所娶的阿玛宗女子,则记录了两个不同的名字:安提俄佩(Antiope)和希波吕忒(《忒修斯传》26—27,特别是27.4)。

古典接受史:以奥维德的流放诗为例

这篇讲演稿探讨奥维德的流放诗从1世纪流传至今的接受史。首先介绍古典接受史及其在古典学研究中的地位,回顾过去40年间奥维德流放诗接受史概貌。然后具体考察奥维德流放诗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接受情况:从公元1世纪的小塞内卡到6世纪的诗人维南提乌斯·福尔图纳特斯,从14世纪的彼特拉克到18世纪晚期的德国大作家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最后止于20世纪晚期奥地利小说家克里斯托夫·兰斯迈尔。通过对这些案例的分析,可以发现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总是对奥维德的流放诗抱有特殊的兴趣,尽管程度有所不同。

奥维德流放之神话

一、一刀两断在距今两千年前的公元17年,奥维德在托弥城(今天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离世。在那里,他在流放中度过了人生中的最后十年。这就是我们所被告知的,但是我对此持怀疑态度。今天,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汇聚于此,我想建议大家和过去关于奥维德之去世与流放的说法一刀两断。在我看来,传说中奥维德的流放不是一个谜,而是一个神话和隐喻,它从来就没有发生过。

奥维德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小史诗

本文以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一种新兴文类＂小史诗＂为研究对象,着重探索了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对小史诗的影响,追溯了奥维德在16世纪英国文坛的接受史,试图论证这一新诗体在社会世俗化趋势中的表现。

变形哀歌:“爱欲诗人”奥维德诗辩

作为书写"爱欲"、"神话"与"流放"等多重主题的"哀歌体诗人",奥维德的生命遭际或不断"变形"都清晰地体现在诗歌流变之中,从而赋予其诗作明显的个人化色彩。他运用哀歌体,着力于个体爱欲并在神话诗中大量塑造"诗人"形象,也借此逐步完成了隐秘的自我"神化",这其实都可以视为诗人在政治、道德等压力钳制下的艺术修辞,意在辨明并维护自由诗人的书写权力、独立人格与不朽声望。

奥维德悲剧的文化启示性与辐射效应

奥地利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在写给波拉的《安魂曲》(1908)中有一句令人着迷的诗句:"在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这种"古老的敌意"既成就了诗人,也使得他们的尘世生涯充满苦难。在古罗马,诗人是个刀口舔血的行业,为卡图卢斯所赞誉的辛那(C. Helvius Cinna)遭遇暴打致死、头颅被割下示众,"风雅总裁"、《萨蒂利孔》的作者佩特罗尼乌斯(Gaius Petronius Arbiter)被尼禄逼得自尽身亡。

奥维德与俄国流放诗歌的双重传统

古罗马诗人奥维德是俄国流放诗歌的源头,不断返回这个源头,寻找新的灵感,构成了从普希金到曼德尔施塔姆再到布罗茨基的一个传统。在此过程中,后代诗人不仅与奥维德对话,也与前代诗人对话,由此形成流放诗歌的本土传统。俄国诗人正是在这双重传统的框架中,审视政治秩序,反思各种文学、艺术和社会的陈规,并重塑自己的身份。

放逐、帝国、想象与真实:布罗茨基《致贺拉斯书》的奥维德主题

在布罗茨基的《致贺拉斯书》中,真正的主角是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布罗茨基不仅与奥维德经历相似,也有共同的诗观。通过讨论放逐、帝国、想象与真实等话题,他批评了贺拉斯和维吉尔拘泥于意识形态的做法,高度称赞了奥维德只听命于艺术逻辑的行为和高超的诗歌技艺,也呈现了自己以语言为核心的诗学。

小国文学的启示——以洪都拉斯作家奥维德小说创作为例

在拉丁美洲的文学史上,小国家产生世界瞩目的大文豪和伟大作品的奇特现象,深层次地反映出文学与社会现实、与历史、与民族性等关系问题。以中美洲洪都拉斯作家霍尔德·路易期·奥维德小说创作为例,可以发现:关注社会现实,以文学认识国民性,叙述一个民族的精神成长,是其小说创作的根本蕲向所在。在奥维德的小说中有全新的文学观念和社会、历史观念,他的觉悟和认识水平得益于本土的传统文化与现实相结合,得益于20世纪百年历史的巨变之契合,得益于与优秀的世界文学的大融合。

论弥尔顿《失乐园》对奥维德诗歌的借鉴之道

古罗马诗人奥维德为西方文坛留下以《变形记》为代表的众多诗歌佳作。17世纪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在《失乐园》中以史诗的文学形式承载伟大的基督教命题——"人类的堕落"。对奥维德诗歌和《失乐园》进行互文性研究,从文本细读入手,比较分析奥维德诗歌和《失乐园》的中英文文本中的人物形象、自然意象和创世纪传说。《失乐园》中,弥尔顿兼收博采文艺复兴时代对奥维德诗歌的借鉴方法,将奥维德诗歌纳入以基督教教义为准绳的评判体系中,强调他所坚信的基督教文学对古典文学的完美超越。

维纳斯和四月:奥维德《岁时记》第四卷1-132译注

导读拉丁文标题Fasti可直译为"日历".奥维德在《岁时记》1.48中对fastus的定义如下:fastus erit,per quern lege licebitagi"合法的日子允许法律事务",②fastus是可以开庭的日子,复数为fasti.标出所有节日、长官、活动的日历年历都可称为Fasti.本篇沿用了《岁时记》这一常用译名.时间(或者更准确的说,时间的构建)是《岁时记》的主题,全诗的第一个字便是tempora("时间"),第一篇第一行便开宗明义地写道:"我将歌唱拉丁姆一年的时节划分和缘起."(王晨译)有学者甚至认为tenpora可以作为另一个标题.③时间的划分和缘起充满了浓烈的政治、宗教、历史意味,用诗来书写日历,已经自带政治色彩,是对意识形态进行讨论的一种介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