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转换的悲剧:《奥赛罗》中越界的幻想与焦虑

莎士比亚的《奥赛罗》深深触及了现代早期社会转型时期涉及身份界限的一些敏感话题,引人思考西方在种族、性别、宗教等方面几百年来的文化困境,但这些重要方面在历来的文学批评中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甚至误读。本文探讨《奥赛罗》中身份转换的文化困境,具体分析莎士比亚如何以戏剧形式呈现各类跨越身份界限的行为,剖析越界者和界限维护者的心路历程,即他们的焦虑以及此类焦虑在现代早期的特征、性质和原因,考察剧作家如何把人物放置于复杂社会关系中,进而分析剧本如何引导观众和读者深刻认识身份跨界焦虑的意识形态属性,并揭示这部界限跨越悲剧的文化心理内涵。莎士比亚通过《奥赛罗》让我们看到,邪恶势力利用操控身份界限给人物带来焦虑,制造了骇人的悲剧。他通过具体的人物刻画,特别是对伊阿古形象的艺术处理,象喻地揭示了嫉妒情感的社会关系性以及种族仇视、厌女症等恶毒意识形态遗存的危害。

宿命般的英雄末路——浅析奥赛罗的悲剧命运

《奥赛罗》塑造了一个极其复杂的悲剧英雄形象——奥赛罗。发生在奥赛罗身上的情节简直可以说曲折离奇:一个光明正直的英雄究竟为什么会走到杀妻自尽的一步?传统的观点是将其归咎于伊阿古。然而,人们不难从奥赛罗表面近乎完美的品质中看到其性格中的缺陷。恰如金留春先生所言:奥赛罗的性格存在巨大的弱点,“轻信”这根脆弱之弦,被伊阿古奸恶之手指撩拨,发出不和谐的“妒忌”之音,最终导致了杀妻的悲剧。

荣格原型理论下《奥赛罗》中的奥赛罗形象分析

作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奥赛罗》以其人物形象和悲剧主题吸引了广泛关注。戏剧中有大量对奥赛罗心理活动的描写,其心理也是造成他悲剧的一个重要因素。奥赛罗的性格是复杂的,他的性格中既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黑暗的一面。根据卡尔 ? 古斯塔夫 ? 荣格(Carl Gustav Jung)的原型理论,本文从人格、影子、阿尼玛和自性四个角度来分析奥赛罗的具体形象,并探讨他的性格缺陷是如何导致其走向毁灭的。

重构与对照中的审美转变——歌剧《奥赛罗》脚本对莎士比亚原剧的音乐性重译

音乐如何推动戏剧发展是歌剧创作的核心问题,也决定了歌剧的审美品格。威尔第以博伊托撰写的《奥赛罗》脚本创作了意大利歌剧《奥赛罗》,实现了歌剧同戏剧的对话。通过与莎士比亚原剧的对照,可看出博伊托改编《奥赛罗》的脚本在忠实于莎翁原作的基础上,又为威尔第的音乐塑造提供了空间:戏剧结构的重组为歌剧音乐的进行提供了整体节奏;语言转译在最大程度上保留莎士比亚戏剧诗性的同时,又为戏词赋予了音乐性;人物歌唱化改编突出了戏剧矛盾和音乐张力。博伊托所改编的《奥赛罗》发挥了音乐的叙事功能,是莎剧在音乐领域的延伸。

歌剧《奥赛罗》“幕·场·景”的曲式构建

歌剧《奥赛罗》幕、场、景的结构特色鲜明,手法独到,被后世奉为经典。这些结构单元的成功构建,源于作曲家多年的技术锤炼和敏锐的戏剧直觉,依据戏剧情境创造性地运用多种音乐要素和结构原则,从而使其经久不衰,位居经典之列。

歌剧《奥赛罗》中奥赛罗的戏剧行动剖析

奥赛罗是威尔第歌剧中的核心角色,在对这一角色的塑造进行分析时,除了要对人物的咏叹调进行分析,剖析其情绪、性格的刻画之外,还应该对角色的戏剧行动逻辑进行分析。笔者将集中分析奥赛罗戏剧动作(沉沦与矛盾)的音乐逻辑,论述歌剧中的戏剧行动与音乐的表现力。

论《奥赛罗》中伊阿古的神经症人格

文章用新精神分析学派卡伦·霍妮的神经症人格理论,从社会成因、神经症需求和防御策略三个方面分析《奥赛罗》中伊阿古的人格类型,旨在挖掘出社会制度与人格形成、人物悲剧命运之间的密切关系。伊阿古的傲慢-报复型人格源于威尼斯共和国的种族歧视、等级制度、宗教差异,以及伊阿古个人的出身、处境和心理失衡。伊阿古为满足自己控制和利用他人、获得他人信任、推卸所有责任的神经症需求,建立起假意的利他、投射和合理化的防御机制。解析伊阿古的神经症人格,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人格类型与社会文化因素、人物悲剧命运之间的密切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奥赛罗他者形象的悲剧解读

本文从后殖民的视角出发,对白人社会对奥赛罗建构的他者形象进行了细致的分析。针对白人构建的他者形象,奥赛罗也采取了种种措施予以反抗试图获得白人社会对其身份认同。最终两者围绕着奥赛罗的婚姻进行激烈角逐,然而奥赛罗终究“认可”了自己的他者形象,怀着愤恨自杀,酿造了最后的悲剧。可见,奥赛罗的他者形象是奥赛罗最终惨死的悲剧成因。

威尔第歌剧《奥赛罗》的角色塑造与生成语境(上)

文章共时性地将威尔第歌剧《奥赛罗》解释为三个并列人物——雅古、苔丝德蒙娜、奥赛罗——之间的交叉与对峙,并由此出发,通过历时性的音乐解析,对每一个角色的音乐话语呈现方式、音乐话语渗透过程和由此而导致的戏剧存在方式,以及角色性格的音乐表现特质予以阐发。最终,将作曲家的写作之锚投射至社会-文化话语系统之中,阐发了威尔第角色塑造与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生活观念之间所产生的话语互动和流通,进而勾勒出交织于浪漫主义时期的——现实、女性、情感——之三个表现世界。

从认知语言学视角解读《奥赛罗》

《奥赛罗》是莎士比亚的悲剧代表作之一,作品通过对一场爱情悲剧的演绎,讽刺了当时的婚姻制度和社会思想。剧中伊阿古巧妙利用认知语言学理论中的会话原则揣摩奥赛罗的心思,利用词语的关联原则引起奥赛罗的注意,通过对话过程中的礼貌原则让奥赛罗消除戒备,最终骗奥赛罗杀死了自己忠贞不贰的妻子。

《奥赛罗》悲剧与后殖民解读

威廉·莎士比亚的《奥赛罗》的悲剧根源众说纷纭。从后殖民主义角度来看,《奥赛罗》展现了殖民主义的种族和文化优越感,被殖民地边缘人的内心矛盾,以及中心与边缘文化“对话”的平衡与失衡。《奥赛罗》的悲剧是殖民主义的必然结局,也是奥赛罗的自卑心理和痛苦灵魂的最终归宿。

从格赖斯意义理论看《奥赛罗》中伊阿古的话语策略

格赖斯的意义理论阐述了非自然意义的概念,并将说话人意图引入话语分析。运用该理论分析戏剧《奥赛罗》中伊阿古的话语,可以发现,其话语策略主要表现为对非自然意义的娴熟操纵。为达到报复目的,他刻意遮掩话语意图、传达虚假意图,并以旁证置换实证,最终使奥赛罗陷入圈套。意义理论对于戏剧话语分析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有助于深入考察戏剧人物的话语策略。

《奥赛罗》“黑色”双关意象及其对美国本土戏剧的影响

莎士比亚戏剧在美国的传入、接受与影响,既是英、美两国在戏剧乃至文化交往史上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或促进美国民族戏剧发展的关键因素。进入19世纪之后,在美国戏剧舞台上最为流行的剧目就是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奥赛罗》,这一现象的出现,既与该剧本身所触及的种族、肤色、两性主题直接相关,又与当时美国黑人遭受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的社会状况紧密相联。另外,19世纪上半叶,随着美国国家独立的最终确立,美国戏剧面临了如何确立自身戏剧民族性特征的历史使命,而与《奥赛罗》相关的美国本土的剧本创作和戏剧表演,同样起到了积极的促进或奠定作用。

语气隐喻视角下《奥赛罗》语言的性别差异研究

莎剧中,男女角色的语言差异不仅体现在话题、话语量、打断、措辞方面,在语气的一致、隐喻表达上也有一定区别。与男性相比,女性使用语气隐喻较频繁灵活,且男性一般使用语气隐喻增强语气,显示权力与地位,而女性擅长使用语气隐喻舒缓语气、拉近谈话距离;男性和女性均使用语气隐喻控制对话节奏,男性以争夺决定权为目的,女性则以促成对话为目的。

《奥赛罗》作品中模糊语言的语用分析

《奥赛罗》是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通过摩尔人奥赛罗和苔丝狄蒙娜的婚姻悲剧,揭示了当时英国的后殖民主义倾向。奥赛罗的悲剧除了他身为异族人备受歧视,产生的自卑心理之外,还与伊阿古的嫉妒、挑唆有关。在这部作品中,莎士比亚运用了高超的语言驾驭技巧,使伊阿古的语言极有蛊惑力,让不设防的奥赛罗跌入陷阱不自知。同时,大量模糊语言的运用,也给这部悲剧增添了语言色彩。

奥赛罗人生悲剧的成因探析

悲剧《奥赛罗》中,主人公奥赛罗的悲剧命运是由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形成的,外因是白人对摩尔人的种族歧视,这是促成奥赛罗悲剧命运的社会因素;内因是奥赛罗自身性格的特点：慷慨、勇敢但是轻信、暴躁,这是形成奥赛罗悲剧命运的自身因素。可以说,构成奥赛罗人生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内因和外因交互作用的结果。

莎士比亚的《奥赛罗》批评演进在中国

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奥赛罗》传入中国已经100年了。围绕着《奥赛罗》的主题、人物在西方引起了无数的争论,这种争论至今仍在继续着。《奥赛罗》在中国也引起了莎学研究者长期、尖锐的争论,《奥赛罗》批评在中国主要表现为:追随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批评,从人文主义入手肯定《奥赛罗》的进步性;对中国戏剧、戏曲改编《奥赛罗》的批评;嫉妒说与非嫉妒说之间的争论;从文化身份的角度解构《奥赛罗》。

《奥赛罗》意象功能解析

莎士比亚的《奥赛罗》是诗化的,其艺术魅力之所以经久不衰,不仅在于它成功地描写了一出极具震撼力的浪漫爱情悲剧,更在于它运用了独特丰富的意象。这些意象反复出现,成为该剧艺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文探讨这些意象的抒情功能、视觉功能和象征功能,以期领悟它们在剧中的美感效应。

从“嫉妒说”到“他者”的理论转向——论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兼及对主人公文化身份的理解

莎士比亚的著名的四大悲剧之一的《奥赛罗》曾经引起无数的争议,其中“嫉妒说”长期在《奥赛罗》研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尽管一批著名莎学家、文学家从各种角度对嫉妒一说进行了否定,指出“嫉妒”并不能令人信服地全面解释《奥赛罗》中蕴涵的人文主义思想光辉。从“他者”文化身份认同危机的角度,可以看到不断被强化的文化身份认同危机是造成悲剧的根本原因。中国改编莎剧也注意到《奥赛罗》中文化身份的差异。

论《诗学》的性格论——以奥赛罗为例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指出悲剧是对行动的摹仿,而性格是行动的动因之一,正是性格决定了人物的抉择,导致了人物的行动,因此性格论在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中有重要的地位,对我们理解人物形象、感受作品的悲剧性等都有一定意义。以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奥赛罗》中的主人公奥赛罗为例,分析了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性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