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接受美学解读《简·爱》中疯女人形象的嬗变

《简·爱》出版一个多世纪之后,伯莎.梅森在读者心中的形象发生了嬗变:疯女人形象蜕变为男权文化压制和迫害的女性代表和最有力的反抗者。文章试从接受美学角度解释这一现象:读者因受期待视野中历史及个人视界等因素的影响对伯莎产生了偏见,视之为疯女人;而随着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读者的期待视野冲破了传统和历史的束缚,对伯莎有了新的认知能力并对其重新解读。

叙事的摇摆:在女性话语与革命话语之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李子俊女人形象分析

丁玲的思想和创作“向左转”后,她曾有的女性话语立场并未被革命话语立场所遮断,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仍有延续,从叙事学角度分析,这时的女性话语已不同于“莎菲时期”的女性话语,它以潜在的、变形的方式存在;丁玲塑造李子俊女人形象的过程就是在女性话语与革命话语之间摇摆的过程,两种话语交错出现使得李子俊女人形象更真实传神;丁玲此时的女性话语立场虽较“莎菲时期”逊色,却仍显其连续性。

浅析现代韩剧中坏女人形象构造及发展变化

随着社会的变化,现代韩剧中坏女人不再是平面性的"坏",作品赋予她们正当性,她们为达目的不顾一切,却和别人比起来更具特殊魅力。这样的坏女人形象在韩剧《爱上女主播》中的徐迎美和《妻子的诱惑》中的女人们身上得到了体现。她们敢爱敢恨,执着的追求着自己的欲望,同时也有让人同情怜悯的一面,其实她们才是现实的,真实的。渐渐地,坏女人们成为了电视剧的主角,观众们被她们特有的魅力所吸引,得到共鸣。

挑战诗歌传统,重塑女人形象——谈《按她自己的形象》的主题思想

《按她自己的形象》是依婉.伯兰的第三部诗集,体现了伯兰挑战诗歌传统、重塑女人形象的思想。在这部诗集里,伯兰探讨了诗歌传统、女人地位和身份确立的问题。伯兰对爱尔兰的诗歌传统及其对女人的描写提出了质疑,试图在她自己的诗歌里按照女人自己的真实形象塑造她们;同时,挑战诗歌传统、重塑女人形象引起了评论家的关注,为她在排挤女性诗人的爱尔兰诗歌传统里寻求自己的位置奠定了基础。

下野地的女人们——评董立勃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董立勃的小说以组织原则下的下野地女人和阳具暴力下的下野地女人,构成对那个特殊时代、特定地域中女性形象的描绘,她们以其自身的顺从和抗争,形成了对当时的组织行为与行政机制的批判,也以其命运的悲剧性构成了对男权中心的性别暴力的控诉。政治批判和男权批判也就成为下野地的女人们,以自己的形象和命运说话的声音。

繁华散尽皆成空——曾朴与白先勇作品中“妖女人”形象浅析

曾朴笔下的傅彩云与白先勇笔下的尹雪艳是中国小说中“妖女人”的两个典型。两人的性格各有特点,各自所代表的社会意义也不相同。傅彩云用自己放荡不羁的行为向男权中心社会挑战,作畸形的反抗,显示了晚清封建道德礼教的崩溃;而尹雪艳代表了死亡之神,为一个即将逝去的时代文化装点门面,其本身并不承担太多道德劝惩的功能。从她们身上可以看到中国小说中“妖女人”形象因时代风貌的不同而发生的变迁。这些鲜明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为我国小说女性人物注入了新的生命因子。

现代性之性别立场:彷徨与追求——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几位“恶女人”形象比较

通过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几个具代表性文本的细读与比较,可发现两性叙事中,"恶女人"形象酷似的表象下,沉潜着本质不同的性别立场与现代性追求。男性叙事中强烈的启蒙诉求背后,凸现了男性现代性性别立场的犹豫与彷徨。在女性文本中,"恶女人"之"恶"是女性意识的象征,鲜明的主体意识、女性生命意识已成为女性话语的明确追求,这种性别意识的现代性追求在文化层面上承续并丰富了"五四"文学开启的启蒙现代性内涵。

情感视域下迟子建小说中“老女人”形象图谱的建构

迟子建以其独特的生命体验与情感记忆为故事蓝本,创作了一系列反映黑龙江自然风景与社会生活的小说。在迟子建创作的一系列文学形象中,"老女人"形象谱系可以说是其小说中一道独特的风景。大致可以将其概括为三类:一是具有坚忍侠义之美,二是具有苍凉温暖之美,三是具有悲戚伤怀之美。"老女人"形象所具有的深厚美学意蕴,以及作家童年经验与人生态度的影响,造就了迟子建独特的书写方式。而"老女人"形象也在迟子建30余年的创作中,逐渐丰满、积淀,构建起鲜明的映像,成为迟子建小说创作与时代发展互动性的文化符号。

妖冶狐媚的罂粟花——论红色经典小说中的“荡女人”形象

通过对"十七年"间红色经典小说中"荡女人"形象的分析,说明:一方面,这些"荡女人"形象无意识之中成了作者与读者力比多的投射对象;另一方面,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性"的罪恶是塑造反面人物时常常使用的一种道德手段。

《藻海无边》对《简·爱》中“疯女人”形象的解构与颠覆

英籍女作家简·里斯以经典名著《简·爱》的故事情节为背景,再现了被关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伯莎·梅森的一生。通过对经典的解构与颠覆,表达出男权意识和女性意识间的对抗、冲突和消解,并对父权制以及男性中心观念在社会生活、两性关系和文学创作中的表现提出质疑与颠覆,强调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简爱》中“疯女人”形象的“对象化”分析

随着国内女性主义研究的热度不断升高,女性研究者从多个角度分析了西方经典文本中的女性形象,但是笔者试图运用"对象化"理论分析这些文本中的女性形象,以此说明第三世界女性受压迫的种种原因。所谓的对象化其实就是通过男性标准一类人(本文指男性)把另一类人(女性)"物化",使其成为不具有尊严或人格的事物。正是由于这种标榜男性权利和地位排挤甚至虐待女性的男性至上主义的长期存在导致了女性内心感受的压抑和现实处境的残酷,鉴于此,笔者通过男性至上主义中的"对象化"理论(Objectification Theory)试着分析一下夏洛特布朗苔所塑造的"疯女人"的形象以及她内心所要表达出因受到各种势力压抑的苦闷,进一步说明女主人公主动将自己变换成妖魔形象以达到对现实中男性为她们设立的种种荒谬标准的反叛,进而实现后殖民女性主义者为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和社会地位的目标。

《勇气》中“法国女人”的形象

美国作家D·C狄斯尼的当代小说《勇气》虽然只有两千余字,却通过巧妙独特的构思、跌宕起伏的情节、质朴无华的语言、冷静深沉的风格,向我们讲述了二战后期盟军由法国诺曼底登陆时发生的一个曲折动人的故事。小说塑造了两个充满智慧和勇气的人物形象:一个是在大规模进攻开始的前一天空投到该地的美国伞兵;另一个是小说的女主人公,一个普通法国农民的妻子——“法国女人”。对后者作者虽只用了寥寥数笔。

斗争或是逃离——《不朽》中的“疯女人”形象分析

“疯女人”形象在西方经典文学作品中多次出现,米兰·昆德拉就在其长篇小说《不朽》中刻画了贝蒂娜、洛拉和阿涅丝这三位风格迥异的“疯女人”形象。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域下,结合福柯关于“疯癫”、“凝视”、权力话语等方面的理论,揭示在男权支配下女性或“显性疯癫”或“隐性疯癫”的精神生态,引发人们对其生存状态的思考。三位女主角也通过其不尽相同的生存方式和斗争方式,展现了女性对抗男权压迫的多种可能性。

温暖千万家:沈莱舟与恒源祥绒线

上海作家程乃珊说:“要说什么是最具海派特性的上海女人形象,我想,是结绒线。”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一个女孩子要是没有一手很好的结绒线手艺,据说很难找到好婆家,因为结绒线几乎就相当于现代女红了。毕竟,刺绣不是人人都会的,但一个连围巾、毛衣都不会结的女孩,那可以说是笨到家了。

女人的陶染,寺山的终生——《死者田园祭》怪诞画面中的“自我”表述

画面中幻想和真实的交织、时间和记忆的交错、隐喻和诗歌的运用表达了寺山修司丰富的内心世界,不论是前期的拍摄还是后期的剪辑制作,都毫不避讳地使用影视语言还原出他的内心。

女人们的歌舞

论及歌舞,联想到翩跹婀娜的女人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但如果一种歌舞的形式,充满了呼号、对动物的模拟、甚至于演绎如野猪搏斗的动作和咆哮,恐怕就难以将之与女人相联系.可这种关系确是真的.1999年夏天,我在对东北沿森林到平原的田野考察中,就曾亲历过这样的场景,并随之进入一种历史踪迹的辨析.

探析法国学界对中国女人的研究

法国学界对中国女人的研究在法国女学研究界中的地位和主要研究特点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殖民时代的初识(1860—1932年),通过大量法国等欧洲旅行者的见闻来关注和研究中国女人问题,聚焦在婚姻、家庭制度里思考中西方的差异及根源;第二个阶段是赛珍珠时代的想象(1932—1973年),借助赛珍珠的文学作品来理解那个时代中国女人的悲哀、无助、挣扎和觉醒;第三个阶段是多学科透视中的认识深化(1973年至今)。在女权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法国新生代女学研究者结合他们深厚的法兰西治学风格解读、研究全球女人问题。贯穿在这一百多年间的研究主旨始终未变:探析女人真实的生活状态,为改善女人的命运而努力。

论约翰·福尔斯对“疯女人”形象和心理医生形象塑造的延续与创新

当代英国小说家约翰·福尔斯的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自1969年发表以来,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本文拟从两个不被人注意的角度——萨拉的"疯狂"和她面对心理治疗的策略出发,论述福尔斯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对传统的继承与创新,以及其中所体现的作家高超的创作技巧,以及追求自由的存在主义思想和支持女性独立的忧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