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女性崇拜”与“女人祸水”观

女性崇拜和女人祸水观产生于不同的社会原因。这两种观念在中国历代文学中不断地交替出现 。

“女人祸水”与文学变奏

"女人祸水"是男性有意识地为女性制造的一个流言蜚语,并通过文学形象来对女性进行文化塑造。深入分析这些形象和其背后的根源发现:"女人祸水"是男性对女性一种矛盾心理的体现,在用这个词语诽谤女性的同时也表现出男性自身脆弱的一面。

《国语》骊姬“祸水”形象的文化阐释

骊姬故事讲述的内在话语是"女人祸水论",因此,本文考察了春秋时期"女人祸水"观的社会意识根源,从"作为战利品"和"作为妻子和母亲"的骊姬两个角度,阐释骊姬的人生是男性霸权下的女性悲剧,剖析骊姬形象的邪恶一面和悲剧性一面的内在关联。

《隋唐演义》的女性观

与古代其他历史演义小说相比,《隋唐演义》在创作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女性在作品中占据了比较重要的位置,并塑造出了一批性格比较鲜明的女性形象。该书表现出来的女性观极为复杂,其中既有进步的一面,也有迂腐、保守甚至落后的一面。作者热情地赞美了女性的才与智,肯定了她们追求婚姻自主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女性在历史上的作用,但同时又站在男性的立场,用传统的价值尺度衡量女性,因此对女性赞赏的同时又有诋毁,甚至丑化,在对女性的总体认识上重蹈了"女人祸水"的覆辙。

论古希腊人的妇女观

古希腊人的妇女观出自占主导地位的男性公民,因此是古希腊男性对妇女的看法。至少从荷马时代开始,便形成了对女人的社会偏见。在古风时代,这种偏见发展为女人祸水论,妇女在男性知识分子眼中成了卑贱的工具。在古典时代,大众化的戏剧家和精英化的哲学家的作品中不时重复着男性中心论及与之相关的歧视、鄙视妇女的陈词滥调,表明它们不仅是流行的社会观念,而且是一种既定的传统观念。

元稹《莺莺传》悲剧结局新探

元稹《莺莺传》悲剧结局新探王瑜中国百代的叙事文学作品，经常都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①。这是一种相当流行的艺术模式，它反映着我们民族文化的某种特质。因此，具有真正的悲剧性结局的作品并不是很多的．而唐人元稹...

从萧后形象看《隋唐演义》的创作倾向

《隋唐演义》中的萧后是被作为一个否定性的角色塑造的。作者弱化了她的政治见识和历史作用,淡化了她作为一个女性的人情味,而强化了对她的道德批判,因此,小说中的萧后不仅与历史原形有了较大差距,即使与同类题材的其它作品相比,这个人物也被明显丑化了。之所以要丑化萧后,这既与作者的总体构思、审美观念有关,同时还与作者特殊的文化心理有密切的关系。

英雄不好色 好色非英雄——《警世通言·赵太祖千里送京娘》试析

《赵太祖千里送京娘》是"三言"中的名篇之一,它塑造出了仗义多智、武功高强的赵匡胤和美丽多情的京娘形象,为后人所津津乐道。但是,文章作者预先设定的写作目的——写一个"不贪女色""不恋私情"无人可及的"英雄赵大郎"形象——使文章存在着叙事上的自相矛盾,极大地影响了文章的艺术魅力。而作者之所以要预先设定这样的写作目的,一方面与儒家"男尊女卑"、轻视女性的传统观念有关,也与"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的顽固影响有关,亦与佛教、道教对人生都持"出世""灭情""远色"的态度相关,但归根究底来说,更是由于传统的"女人祸水论"。

秦可卿:敲响贾府丧钟之第一人

在红学中,称秦可卿者有3个。本文只谈贾蓉之妻秦氏。她不是一个淫妇。她死于疾病。她死后托梦给凤姐,表达她对贾府悲剧命运的理性思考。她是敲响贾府丧钟之第一人。秦氏形象具有多方面的美学价值。200多年来,对这一形象的误读,主要源于"女人祸水"论。

明清士大夫女性意识的异动

中国封建社会经过千年演进,发展到明清时期已进入晚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破土萌芽,并获得初步发展,传统意识形态出现裂痕。在此背景下,士大夫阶层的女性意识表现了新的趋向。他们反对“女人祸人家国”的陈词滥调;主张寡妇改嫁;反对妇女缠足;讴歌女性的才情,对妇女的悲惨处境寄予深切地同情。虽未达到废除封建婚姻制度的高度,但对传统女性意识的冲击不止是一次革命。它同此一时期对禁欲主义的批判、对专制主义的抨击一起,构成中国早期启蒙文化的重要内容,具有历史的进步性。

武后之立与唐高宗的“恋母心理”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帝王,叱咤风云数十载,而发生在唐高宗永徽年间(公元655年)的皇后废立事件,则是她走上政治舞台的最关键一步。由于此举事关重大,历来论者颇多,综其论点不外两端。旧说一般多注目于武氏本人,称她“狐媚偏能惑主”(骆宾王语),倚姿色,弄权术,搞得高宗“溺爱衽席,不戒履霜之渐,而流毒天下,贻祸邦家”。由于此论太过注重武氏本人的姿色和权术,近世史家多嗤之为“女人祸水”论之翻版而不屑一哂。本世纪中期以来,研究者开始注重对历史事件做阶级分析,指出废王立武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