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女儿的继承权及实践

在中国古代,受宗法家族制度的影响,女儿一般没有财产继承权,只有获得妆奁或父母赠与的权利。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女儿继承权开始发生一系列革命性的变化,最终女儿继承权得以确立。不过良好的法律却难以适应旧的社会环境,其结果是女儿无法得到民法所允诺的完全平等的继承权,法律表达与实践的分离由此可见。

中国古代女儿财产继承权论要

男性子嗣在中国古代的历史进程中一直被视为财产继承的主要对象,而女儿的继承权则历经从秦汉时期的初步确立,到唐宋时期的日趋完善,再到元明清时期的衰弱等一系列的变迁过程。通过对唐宋时期有关在室女、出嫁女和归宗女家产继承权方面的法律规定进行重点剖析,可以进一步阐释中国古代女儿法定继承权受限的历史样态,并最终归纳出古代律法中女儿财产继承权利体系在制度上的儒学思想性、在权利获取上的普遍受限性、在份额分配上受亲疏远近的决定性、在权利变化上受物质条件的影响性等深层特性。

民国初年女儿财产继承权的保障

帝制中国的继承制度主要以延续几千年的“宗祧继承”与“财产继承”为主,传统中国乃至清末民初时期的女儿在继承领域的权利与男子是极为不平等的。在国民革命的推动下,女儿继承权原有的格局开始改变。但民国初年对于女儿继承权的规定较为简单,甚至为了平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不得不对其权利进行一定时间、程度上的限制,特别是在经济、教育水平相对落后的农村,女儿继承权制度的进展更是迟缓落后。这主要是基于农村落后的经济以及农村妇女薄弱的权利意识。如何正确处理乡村与城市发展不均,民间习惯与成文法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当时中国需要处理的问题也是当今立法、司法部门在实践中应当聚焦的热点问题。

华北乡村有女儿无儿子家庭的财产继承和赡养,1949-2014

本文使用了河北省昌黎县法院1949年至1976年间的民事档案、昌黎县李镇1992年至2014年的司法所档案,及对李镇侯家营村——满铁重点调查的六个村庄之一——的七次田野调查,探讨了1949年至今华北乡村有女儿无儿子家庭财产继承和赡养的演变。在比例上,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推行,华北乡村有女儿无儿子家庭从民国时期的15%增加到了当代的20%-30%。在财产继承模式上,集体化时期华北乡村有女儿无儿子家庭普遍采用招赘女婿或过继这两种形式,让女婿或继子继承财产,当代华北乡村有女儿无儿子家庭因四个因素交汇的影响——计划生育政策的社会后果、父母个人财产处分权利的形成、父母和女儿之间的关系更亲密化和女儿赡养父母——不再采用招赘或过继,在有女儿无儿子家庭中形成了所有女儿均分继承财产或由一个女儿继承所有财产。在赡养模式上,集体化时期由于以工分为核心的分配体制,使得家庭劳动力特别重要,招赘女婿和过继在社会后果上都增加了家庭的男性劳动力,因而可以说是应对生存压力的重要途径,所以集体化时期流行的是赘婿或继子赡养;而当代华北乡村有女儿无儿子家庭则普遍由所有女儿均担赡养义务或由一个女儿赡养,父母选择何种方式则和财产继承模式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