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历史记忆的省思——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为中心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与反传统的激进言行并存的历史图景是官立新式女子学校为女性接触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多种方式和可能。对传统经典的阐释也不再是男性知识精英的特权,而是通过两性的共同解读和传播,具有更加丰富的性别意涵。在近代中国民族危机严重的时代语境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教师和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阐释往往与国族主义话语紧密联系在一起。出于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强烈愿望和对社会失序的极度焦虑,他们不断阐发传统经典的时代意义。近代报刊媒体积极参与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历史记忆的形成与传播,为传统文化在近代的阐释与传承提供了十分便捷、开放的舆论平台,更凸显了女性有关传统文化的言说的社会意义与现实价值。

邓颖超与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邮票设计者马刚介绍，“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2004-3-1，图1)

凌叔华在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事迹和佚作考

凌叔华早年曾就读于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根据该校出版的《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会报》上的资料可知,她在1916年的夏秋之际入学,一年后又升入本校的家事专修科,毕业于1919年夏。此外,该刊还保存了她在"五四"之前的19篇佚作,这些作品不仅使我们丰富了对凌叔华的认识,也有助于理解新文学女作家浮出历史地表之前的创作风貌。

兴学弘教 恒于师道——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为中心的考察

在外部社会环境动荡、内部教育建制流变的情势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依然培育出众多女性精英,她们不仅在各自的专业领域成果卓著,而且对20世纪上半期的女性解放和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追究原因,其成功经验可以概括为:其一,网罗众家、大师云集。通过国文科(部)主任陈中凡的热心延揽,为女高师打造了一支大师云集的师资队伍,汇聚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旧各派的一流学者。其二,思想自由、兼收并蓄。女高师教师在学术思想、政见党派、教育经历,以及知识结构和治学取向等方面的差异和分歧,营造了一种思想自由、多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其三,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各派学者对中国社会和学术发展的深沉关切、对女性解放和女性教育的特别关注,使表面的流变和分歧凝聚为一种积极的精神力量。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非常规办学的成功经验与启示

在学校管理体制、课程体系和师资教学等常规教育建制流变松散的情况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依然顺利地完成较大规模的人才培养任务,并造就一批杰出的女性精英。其非常规办学的成功经验及其对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启示在于:强调学术研究,确立学术本位的高等教育理念;注重专业素养,拥有一支大师云集的师资队伍;鼓励学术争鸣,营造一种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氛围。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首届女大学生的教育生活史研究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所国人自办、也是国立的女子高等教育学府,它的创立标志着国人的女性观及其由崭新的两性角色和性别关系所构建的社会观的转变。其所培养的第一届女大学生即在这一转变中产生,并且直接参与、见证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和教育的现代性转型。为此,通过对这部分女大学生教育生活史的微观考察,无疑为我们把握和审思现代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发展在中国早期现代性转型中的功能与作用打开一扇窗口。鉴于相关研究的薄弱和边缘化,这一研究亟待加强。

高等教育创办的非常规个案: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在缺乏稳定的校内外环境、常规教育建制流变松散的情况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依然顺利完成较大规模的人才培养任务,并造就一批杰出的女性精英,其非常规办学的成功经验值得发掘和借鉴。由于建国后中性化研究取向和传统史学理路等多种影响,这所高等教育学府已经退居主流教育史学的边缘位置,其成功经验也被遗忘和闲置。为此,相关研究亟待加强。

民国时期的女子高等教育——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为例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国立女子最高学府,本文拟个案研究,探讨其发展概况,办学模式,学生的社会活动及其影响等方面,使我们一窥民国时期的女子高等教育概貌。

“贤妻良母主义”与女子师范教育——1907-1916年女子师范教育课程设置研究

清末民初,"贤妻良母主义"作为政府对待女性问题的指导思想,深刻影响着女子师范教育。从课程设置上看,清末的女子师范学堂集中体现了培养"贤妻良母"的目标,辛亥革命后的课程改革则兼具进步与保守成分,特别是袁世凯执政时期,由于社会需求的增加和观念的落后,传统女性观出现了强势反弹,致使民国初年的女子师范教育仍旧停留在传统框架中。

姜丹书《故园四月隽味图》

姜丹书(1885-1962),字敬庐,号赤石道人、赤石翁,斋号丹枫红叶室、丹枫红叶楼,江苏常州溧阳人。我国近现代著名美术教育家、画家,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期杰出的校史名家之一。光绪三十三年(1907)秋考入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图画手工科,宣统二年(1910)冬毕业,次年七月应聘为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图画手工科教师,与李叔同等一起致力于艺术教育,培养了丰子恺、潘天寿等艺术人才。同时,兼任杭州府中学堂、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等校教职。1924年以后兼任上海美专、上海新华艺专、杭州国立艺术院(中国美术学院前身)等校教职,多年奔波于沪杭两地。1938年流寓上海。1952年随上海美专并入无锡华东艺专(南京艺术学院前身)任教授,1958年退休回杭州定居,1961年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浙江分会第一届副主席。著有国内最早的《美术史》以及《姜丹书艺术教育杂著》等多种。

中国音乐教育史上的一颗启明星——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系历史研究及几个问题的更正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是一所有着悠远历史的教育机构，其前身为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创建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是清政府创立的中国最早的女子师范学堂。学堂校址设在了北京宣武门内石驸马大街①，次年始建校舍。（见图1）中华民国成立后，学堂更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学校”。

从边缘到中心:重新解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作为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所国人自办和国立的女子高等学府,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曾经是20世纪早期中国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重镇和中心,并因其参与和见证时代嬗变的特质而成为中国社会早期现代性转型的重要标识。但由于建国以后中性化研究取向和传统史学理路等多方面的影响,这所高等学府已经退居教育史学的边缘位置,为人们所逐渐淡忘。对其沿革史略、历史地位及社会意义的重新解读与阐发,意在恢复其历史本真面目,唤起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杨荫榆与吴贻芳:中国最早的女性大学校长

很多人称金陵女子大学（以下简称“金女大”）校长吴贻芳为中国第一位大学女校长,实际上第一位并不是吴贻芳,而是因遭鲁迅批判而“臭名昭著”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吴贻芳继杨荫榆之后.比较这两位女校长,颇有意味.

韦彬--晋察冀敌后抗战研制无烟火药第一人

70多年过去了,提起晋察冀军工,有一位在军火化工方面做出过突出贡献的军工技师,常常被后人津津乐道赞不绝口。他就是为人谦和、行事低调,当年曾被《晋察冀日报》多次表扬过的“模范工作者”--韦彬。韦彬,1906出生,河北肃宁人。193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先后在河北省易县师范学校及大名女子师范学校任教。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揭开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学校停课,家乡沦陷—“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目睹山河破碎家国不宁,韦彬于1938年8月毅然参加革命,在武强县人民武装自卫总队任秘书。

记徐特立的学生、毛泽东的义友邹蕴真——回忆参加徐特立研究工作散记(十二)

邹蕴真,原名有瑶,号泮芹、泮卿、半耕,浑名缺缺,1893年出生于湖南省汉寿县株木山乡邹家坪村一个农民家庭。6岁入蒙馆读书,12岁学种田,14岁再入私塾,再学。1911年,18岁时考入龙阳县教员养成所学习数月,后任小学教员;1913年秋,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8年毕业,先回汉寿,后返长沙任小学教员;1922年入南京国立东南大学,学习教育学,1924年毕业,任教于长沙私立楚怡中学、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湖南省立长沙高级中学。其后,仍回归汉寿家乡,以家院创办学校,任校长数十年,献身于人民教育事业。

邓颖超与乐达仁

邓颖超与乐达仁相识,始于1922年。在天津觉悟社纪念馆展出的一张照片上,记录了他们与达仁女校全体师生合影留念的珍贵瞬间。邓颖超曾就读于直隶女子师范学校,“五四”运动时,积极投身革命活动,筹组女界爱国同志会并担任讲演队长,加入了觉悟社,参加过天津一系列抗议反动当局镇压“五四”运动的游行示威,成为津门闻名的革命女性。1920年8月邓颖超从女师毕业以后,先后在北京两所小学任教,两年后应马千里先生之召,与女师同学王贞儒、许广平等,来到达仁女校。

缅怀“爱莲四杰” 阔步新的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理论武装同常态化长效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相结合,引导党员、干部不断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邵阳是一座具有两千五百多年历史的古城,是一片红色热土、革命老区,留存下来的红色史迹就有160余处,爱莲女子师范学校(以下简称“爱莲女校”)就是其中之一,它不但是近代湖南较早开办的一所女校,也是邵阳宣传革命思想、培养革命人才的摇篮,从这里走出了著名的女性革命英烈李芬、雷瑜、邓益、梁湘芸,她们在爱莲女校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革命实践中成长为坚定的共产党员,并把火热的青春、宝贵的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被后人称为“爱莲四杰”。

女孩有两条路:作为表现主体的许广平

鲁迅与许广平的婚姻是众所周知的文坛佳话,可是我们不该忽视作为女精英的许广平从小就抱有为教育界做出贡献的目标。她放弃自己的事业、成为家庭主妇一事,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本文从许广平的散文与书信出发,考察她对鲁迅的感情与对社会参与的想法的转变,梳理20世纪20年代的女子在处理家庭和事业的问题时做出的努力与遭遇的失败。

建国后我国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研究

一、引言马克思言:“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教育,或受教育程度,作为女性参与社会的能力基础和发展潜力,是衡量女性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也是对女性社会地位其他方面具有重大影响的制约因素。因此,女子高等教育问题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人们越来越关心的领域。我国女子高等教育发端于20世纪初期。确切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