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赋“权”与男权重构——从“女师大风潮”中的杨荫榆看近代妇女解放的困局

1925年女师大风潮事件中的杨荫榆经历了从中国近现代妇女解放运动的楷模,转变为“依附军阀势力、迫害进步学生、镇压革命力量”的“封建余孽”和“帝国走狗”的命运,其中“悲剧”既有性格因素,更是社会变革中的必然结果,其经历勾连着后五四时期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和权力结构的嬉变与重建。梳理杨荫榆执掌女高师/女师大的历史,以及“女师大风潮”的缘起、经过和结局,以重返历史的方式分析杨荫榆在风潮前后种种行事决断的处境和动因,将发露教育平权背景下“女子长女校”背后的权力机制与权力纠葛,并经由杨荫榆这位被教育与知识赋权的女性的生命境遇揭示近代女性解放所面临的的结构性困局。

杨荫榆与“女师大风潮”

杨荫榆留美回国后不久就担任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的职务,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但她在上任不久就爆发了"女师大风潮"。"女师大风潮"过程可分为爆发、扩大、高潮和余波这样几个阶段。"女师大风潮"的爆发与杨荫榆有直接关系,但决不是杨荫榆个人的因素。政治因素即对女师大校长之职的争夺是学潮爆发的根本原因,学生的政治冲动也是诱发学潮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教员的不作为甚至对学生闹学潮的支持,再加上思想守旧的教育总长张士钊对杨荫榆的支持,所有这些因素都推动了学潮的不断扩大而最终不可收拾。"反动校长"绝不是杨荫榆一生的写照,要客观公正地看待杨荫榆,就必须全面地分析女师大事件和全面地了解杨氏的一生,这才是实事求是。

再论杨荫榆与女师大风潮

杨荫榆与女师大风潮一直能受到特别的关注,与鲁迅本身的影响力有关。以往对此的考察,无论是对事件的描述还是评价,大都只站在鲁迅的立场,而未给杨荫榆一方以同等的发言机会。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重要的是回到历史过程中去,更多考虑到人性本身的多面和复杂性。杨荫榆无论在学识、资历、经验都可称得上是担任女校校长的绝佳人选。风潮开始后,杨与女师大学生自治会的对决,一直处于僵持状态。在开除包括许广平在内的六名自治会干事之后,鲁迅等多位教师才站出来公开支持学生,并将杨塑造为不学无术、反动落后的形象,女师大风潮逐渐成为教育界关注焦点。杨为了化解风潮,采取了相对决绝的方式,甚至带领军警入校执行封校命令,使学生一方变为主动,杨最终被迫辞职。

章士钊与女师大风潮

章士钊第二次旅欧回国“政治信念全变”,思想转向保守主义。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他出任段祺瑞执政府官员,武力镇压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并颁布了一系列保守主义的压制措施。女师大风潮事件既是章士钊政治生涯披蒙污点之处,也是他实践其保守主义措施失败的终点,国内种种复杂的客观环境则是他实践失败的重要因素所在。

女师大风潮再议

随着一些新史料的发现,原有的关于女师大风潮的叙述应该适度调整、改变。清末民初多学潮,每次卷来,照例套用一些响亮的口号。我们的近代史叙述中,"学生"几乎与"进步""正确"同义,他们为罢课抗议打出的旗号常被史家不加分辨地移植过来,旗号背后的动机大都免检。1925年,鲁迅和一些在女师大兼课的北大教师发布宣言,公开支持许广平等少数激进学生,终于达到了"驱杨倒章"的目的。多年来学界囿于成见,轻信风潮过程中少数学生罗列的杨荫榆的罪状,支持她们的暴烈行为,还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北大浙籍教授在1924年10月的"北京政变"后如何与新得势的实力派挑战弱势政府,抢夺权力。

周作人佚文《教育部家长会议亲闻记》——兼谈周作人与“女师大风潮”

1925年8月17日《京报副刊》第241号载有一篇题为《教育部家长会议亲闻记》的文章,署名"新铭"。结合署名习惯、刊物信息、周作人日记及回想录等因素来看,"新铭"当是周作人笔名,该文则是新发现的一篇周作人重要佚文。《教育部家长会议亲闻记》记述了"女师大风潮"中的一隅,这篇史料文献的挖掘对于完善"女师大风潮"中周作人的经历与立场,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有关女师大风潮史料的两点质疑

鲁迅在北京期间对于女师大风潮极为关切,并以教师的身份积极支持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的斗争,直到取得胜利,因而女师大风潮就成为研究鲁迅的一段重要史料。由于种种原因,史料的记载难免有疏失错漏之处,

谈谈“女师大风潮”和鲁迅写作《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背景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召集了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林伯渠等都参加了这个大会,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的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由于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建立了黄埔军校,实现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因而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

民初三任北京女师大校长毛邦伟

1920年10月,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刊发了时在北京女师大任教的鲁迅先生的一篇小说《头发的故事》,讲述了“我的一位前辈先生‘N’”的故事,即后来又在有关文章提到当时的女师大“校长N先生”,将“剪短发”的学生“许小姐”勒令退学之事。

女校长之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

女校长之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日］樱庭弓子著王惠敏译１９２５年１月２２日下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女师大）的四名学生赴教育部（相当于日本的文部省）请愿，翌日也就是２３日，教育部以下列９条罪状为由更换了该校校长。一、以教务会评议会之籍...

民国时期三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毛邦伟述略

毛邦伟是一位民国时期颇有社会名望的教育家、著名学者,曾亲身经历过辛亥革命,在新民主主义期间,他作为进步人士十分重视师资队伍建设,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

周作人年谱长编:1925年(上)

1925年,女师大事件持续恶化,进而引发中国知识界内部之严重分裂。5月27日,周氏等六教授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30日,陈源即在其《闲话》中批评,以为“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周、陈之间立场殊异,进一步带动了《语丝》社和《现代评论》派之间的对立。五月,爆发“五卅运动”,周氏一面积极加入北大教职员沪案后援会工作,另一面又著文反省群众运动之流弊,以为“从五四运动的往事中看出幻妄的教训,以为(1)有公理无强权,(2)群众运动可以成事:这两条迷信成立以后,近四年中遂无日不见大同盟小同盟之设立,凭了檄,代电,宣言,游行之神力想去解决一切的不自由不平等,把思想改造实力养成等事放在脑后”。通过此类表述,周氏自身之思想根基,乃基本树立起来;而其思想面貌,亦渐趋明朗而稳固。

周作人年谱长编:1925年(下)

8月,北大学生会“因章士钊摧残一般教育及女师大事”,提请“本校宣布与教育部脱离关系”。18日,北大评议员召集会议,议决“以本会名义宣布不承认章士钊为教育总长,拒绝收受章士钊签署之教育部文件”,引发胡适、高一涵、皮宗石、王世杰、丁燮林、王星拱等之反对。28日,北大乃又召集评议会、教务会联席会议商讨,意见分歧如故。次日,《北京大学日刊》分别发表由胡适等17人签署的《为北大脱离教部关系事致本校同事的公函》,以及由周氏等17人签署的《为反对章士钊事致本校同事的公函》,又发表由周氏等41人签署的《反对章士钊宣言》。此中国知识界内部之一大分裂也。由此而至明年之“三·一八”事件,周氏日后省思,正乃中国知识分子斗争史之一转捩点。

无所顾忌的作家与教授──我看鲁迅与陈西滢的笔墨官司

自从鲁迅在现代文坛上立足之后，就仿佛处于论敌的包围之中。近年来，这一主题成为鲁迅研究领域中一个不大不小的热点。在鲁迅所有的论战中，哪场论战是他的“第一次战役”？谁是他可称对手的第一个论敌？鲁迅终其一生没有给予丝毫原谅的论敌又是谁？把所有这些因素综合为...

权威重塑与派系博弈:章士钊与北京教育界

自章士钊兼任段祺瑞执政府教育总长起,开始推行整顿教育计划,学界对此毁誉参半。“五七”事件后学生借机表达不满,学风不靖更激发其调整的决心。章士钊专任教育总长后,希望能够通过解决女师大风潮以重塑教育部权威;与此同时,教育界具有党派背景的政治力量纷纷登场,亦想借此机会实现掌控教育界的目的。教育与政治互为影响,女师大风潮对于1920年代中期北京教育界带有转折意义,是日后一系列更激烈冲突的相对温和的预演。

图书馆“兼职”副馆长的工资——鲁迅、李四光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

段祺瑞内阁决定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舒缓了财政上的压力。首先,对德奥的赔款立即停止,协约国中《辛丑条约》的签字国也同意,从1917年开始,庚子赔款缓付5年(即推迟到1922年)。战后,北洋政府先后与相关各国展开彻底免付庚款的谈判,并明令指定有望退还的庚款全数充作教育经费。这一政策反而引起北京教育界与中央政府尤其是教育部的纠纷。如何设立管理巨额退款的机构,相关人员如何派定或推选,就成了不同派系、利益集团争斗的焦点。负责管理美国退还庚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中基会)是第一个这样的机构,由曹锟政府与美国协商筹组。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出身于河北高阳望族的国民党元老、中法大学创办人、北大教授李石曾因在国民军中广有羽翼,并不把无军力可恃的段祺瑞执政府放在眼里,侵夺财权,无所顾忌。中基会不受李石曾一派控制,它的出现大大加速了后者夺权的步伐。紧随中基会成立的中俄、中法庚款委员会,中方主要负责人均系李石曾。中基会财务公开透明,主动接受政府和舆论的监督,与几乎无章程可循的中俄、中法庚款委员会形成鲜明对照。1925年、1926年之交,鲁迅关注李四光在中基会出资筹建的图书馆兼职副馆长的工资,既暗含着对中基会的质疑,也有为违反北大有关规定兼任多项校外重要职务的李石曾开脱的功效。李石曾专权的举动引起《现代评论》杂志多次不点名的批评,未得到正面回应。鲁迅猛攻《现代评论》派,除了个人的原因,还有围魏救赵之意。这一段协同作战的故事后来因种种原因被有意遮蔽。取代杨荫榆、章士钊出任女师大校长、教育部总长的易培基是李石曾的代理人,1925年北京女师大"驱杨倒章"运动还应该置于一个更复杂的历史背景下来解读。

鲁迅的一句诗

鲁迅的一句诗●董大中写过《鲁迅的两句诗》（刊《太原晚报》），想起鲁迅还有一句诗，它登在１９２６年２月２１日出版的《弦上》第二期第二页上，全文为“春秋两季骂西滢”，题目就叫《一句诗》。这不是鲁迅写·的。高长虹说：“以后的《弦上》周刊篇幅小得同游戏一样，...

复仇与埋葬——关于鲁迅的《铸剑》

一 复仇的文学1926年10月14日夜,鲁迅在厦门大学的宿舍编完辑入这一年所写26编杂文的《华盖集续编》,在其末尾写下了这样八句“校讫记”:

周作人年谱长编之1926年(下)

在经历了上半年的“三·一八”惨案及《京报》邵飘萍被害案后,1926年下半年北平的文化空气持续恶化。8月,枪杀《社会日报》主编林白水,逮捕《世界日报》主编成舍我,孙伏园、鲁迅、川岛等乃相继南下,而周作人留住北平如故。此亦可谓“苦住”矣。9月,任可澄率军警武装接收女师大,周作人仍为撰文批评诸事,且为女师大事奔走,然力量已趋低落,盖在高压的文化政策下,知识分子星散,批评的力量已然无法凝聚也。11月,作《陶庵梦忆序》一篇,表彰明朝文人反抗礼法的态度。这也是当社会的批评受到压制之际,周作人对于知识分子功能的一种自我调适。自此以后,他遂逐渐由社会的批评转向文明的批评,为1930年代的笔记体写作,提供了变化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