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美国女性中产阶级地位变化解析(1960—1980)

美国女性中产阶级是19世纪末新旧中产阶级交替过程中形成的一个以性别为标识的'白领职业'群体,其社会地位在二战后明显提升,并逐渐显现出如下特点:其一,在经济地位、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等方面,与新中产阶级有一些相似之处;其二,职业趋向开始向知识和技术含量较高、薪水和收入不菲的'白领职业'攀升,成为美国一个新起的、且相对具有职业竞争力的社会群体;其三,参政议政的政治兴趣颇为浓厚,与美国中产阶级传统上'冷漠'和'保守'的政治态度有很大的不同。

英国维多利亚初期中产阶级女性角色再界定——从《北方与南方》谈起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家庭意识形态规定了中产阶级女性对家庭的义务,反对她们参与政治经济领域事务,将其活动领域限制在家庭中。维多利亚时代著名小说家伊丽莎白.盖斯凯尔认同家庭意识形态规定的女性的家庭义务,但又注意到这一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引发了一种趋向,即女性在自身道德感和社会现状二者合力作用下不可避免地偏离其被规定的活动领域。在小说《北方与南方》中,作者以此社会趋向为背景,以家庭意识形态为出发点,再次界定中产阶级女性角色,拓展了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活动领域。

埃德纳·费伯的中产阶级女性历史小说

埃德纳·费伯的女性历史小说在大众文化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对时代精神的把握符合美国中产阶级的情感需要,反映出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和道德理念。费伯的历史小说突出女性在美国历史浪潮中的主体作用,展现了中产阶级女性视角下的拓荒运动、种族融合和西进运动,从一定程度上在大众文化中注入和普及了女性意识,但其通俗文学的叙述构架反映的是美国社会中产阶级主流人群的历史观念。

钢琴与19世纪中叶欧洲中产阶级女性的关系解读

钢琴与19世纪中叶欧洲中产阶级女性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在这种关系的实现过程中,钢琴体现一些与女性密切相关的社会功能,具体可归纳为以下三点:塑造女性形象、提升婚姻前景以及维护道德观念。钢琴的这三大社会功能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目的,即帮助欧洲中产阶级确立其社会身份。研究这种关系对解读中国当下"钢琴热"现象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女子学园与美国中产阶级女性的公共参与(1800-1860)

19世纪上半叶,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美国的中产阶级逐渐形成自己的阶级和文化意识,最终登上历史舞台。中产阶级家庭对子女教育的重视以及家庭至上主义理念的盛行,使中产阶级女性成为内战前美国女子学园快速发展的最大受益者。女子学园不仅提高了中产阶级女性的文化和道德修养,还孕育了她们强烈的公共参与意识,为她们摆脱"两分领域观"的束缚、参与公共生活奠定了基础。

近70年美国中产阶级女性的个体化进程与母职认同——基于欧茨小说的考察

女性的个体化进程是对其母亲角色的一种挑战,同时带来两性关系、家庭结构和社会交往等多个话语体系的冲突、协商。以欧茨小说《奇境》《光明天使》和《我的妹妹,我的爱》中三位母亲形象为代表,可由此窥见近70年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女性在个体化进程与母职认同、社会期待之间所遭遇的矛盾。由于工业社会的转型、消费文化的肆虐和性别话语的变迁,中产阶级女性在寻求自我发展与母职认同的抉择中不断变化:从自我牺牲的“天使型”母亲,到野心勃勃的“社交型”母亲,再到进退维谷的“全能型”母亲。社会传统期待的负面暗示、消费社会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以及女性对自我价值定位的设限,使美国中产阶级女性一直挣扎在自我价值追寻与母职认同的两难境地中。

美国进步主义时期环境运动中的女性

进步主义时期,美国掀起了其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环境运动,在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产阶级女性在该运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她们以各类女性民间组织为平台积极开展活动,成为环境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她们热衷于自然研究,出版了多部有影响力的动、植物研究著作,并努力在民众中开展环境教育、培养环境意识;她们游说各级政府制订相关立法,对森林、水、鸟类等进行保护,成为自然资源保护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和推进者;她们还自称为"城市管家",对影响城市环境卫生的烟雾、垃圾、污水等问题进行整治,美化、改善了众多工业城市的面貌。进步主义时期女性的环境运动不仅对20世纪美国的环境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极大促进了美国女性政治力量的成长,开启了她们大范围参与政治活动的先河。由于时代的局限,该时期美国女性的环境运动也存在着一些不足。

美国社会转型期中产阶级女性婚姻与家庭生活的变迁(1870—1920)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变化带来传统家庭和两性关系的变动,中产阶级女性的婚姻和家庭生活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的变化。家用电器的逐渐普及以及消费主义文化在城市生活的兴起极大地减轻了中产女性的家务负担;随着中产阶级女性生育率下降,中产阶级家庭规模逐步缩小;以父权制为主导的家庭关系逐步瓦解,新的夫妻关系开始成型。这一切为中产阶级女性走出家庭,积级参与社会活动奠定基石。

女性的觉醒与现实的藩篱——评两则短篇小说中女权意识的建构

结合20世纪初美国女权运动的历史背景,评析两则短篇小说中女权意识的建构。《被遗弃的韦瑟罗尔奶奶》和《菊花》中女主人公体现了不同程度的新女性特质,她们勇于张扬女性的独立人格,追求女性的自我实现。然而,由于第一次女权运动的不彻底性,她们所具备的女权意识相对薄弱,难以抵御强大的社会阻力。对男权话语的内化、父权制下神权的迷信以及对女权理想的最终背离,强烈书写了当时美国中产阶级女性更为真实的生命体验。

美国社会转型期中产阶级女性就业动因与特征(1870—1920)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飞速发展，美国初步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并由此形成一股女性就业高潮。虽然“家庭天使”的文化形象仍然根深蒂固，越来越多年轻的中产阶级女性开始离开家庭，进入劳动力市场，从事专业工作和新兴的白领工作。尽管不可避免地遭遇着职场上的性别歧视，中产阶级女性用自身的行为缓慢而有力地改写着美国女性发展史。

从一维到多维——语言与性别研究的动态转向

国内外很多学者对近半个世纪的语言和性别研究作了总结和归纳,但多是从理论流派的角度将其划分为缺陷论、支配论、差异论、礼貌论、建构论等。这类归纳有助于各个理论流派的介绍和探讨,但其缺陷在于将研究的发展割裂开来考察。本文对语言与性别研究的发展做了重新梳理,尝试理清发展脉络,阐明其从一维到多维的发展动向和动态性别身份观确立的理论渊源和时代意义。

谈《玩偶之家》中体现的现实主义精神

《玩偶之家》是挪威戏剧家亨利克·易卜生创作的社会问题剧。该剧通过资本主义中产阶级女性娜拉与丈夫海尔茂之间由相亲相爱转为决裂的过程,向资本主义的宗教、法律、道德提出挑战,倡导追求“自他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道德理想,争取人的自由平等。《玩偶之家》充分体现出易卜生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

找到与“我”不同的声音——读文珍小说

一读文珍,你很难不注意到其中的“我”,“我”的孤独、撕裂、自怨自艾和心口不一。“我”是谁?是从关于“青春”“爱情”“自由”“革命”等美丽的神话中醒来的小资青年,或者是稳定、体面的中产阶级女性,又或许,在两种身份之间微妙地过渡与切换。就像《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的结尾:“再会,吾爱。我深深爱着的,不只是你。还有你身后的一切。就是因为太爱了,所以才来不及地跟跆跑开。你看,今晚我的最后一个梦想,就是在波音737带我穿越太平洋的时候,突然之间坠海沉没。用整整一飞机的人,狗我一个人的国。这念头有点儿太自私了,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