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法律现实主义--法律现实主义与女性主义法学

本文是对两大法律运动法律现实主义和女性主义法学运动理念的反思,法律现实主义已经重述了几十年,男性中心论始终占据着法律现实主义的核心。本文作者发现了一种新法律现实主义历史和新女性主义法学的理论,即女性主义法律现实主义,这会为当下的女性主义法学带来研究进路的转变,减少女性主义内部分歧以及相互攻击。

女性经验与柔性司法改革——科沃斯与女性主义法律现实主义的源起

按照传统的法律叙事,法律现实主义的发展史也是男性叙事史。但是男性叙事并不代表法律现实主义发展史的全部,女性叙事缺失的原因在于对史料有目的性的忽略和遗忘。本文以上世纪初女法律人科沃斯的经验脉络展开史料挖掘,内容既包括如何进行性别经验的法律理论建构,也包括进行女子法庭、家暴案等审判方式的改革。从性别视角来看这些改革对于女当事人法律地位、女法律从业者职业发展的实质影响,都具有女性主义法律现实主义的开创性地位。

女性主义平等政治视域下法律范式的转型与挑战

随着多元主义时代的到来,自由主义法律范式与福利国家法律范式已无法适应当前复杂多变的社会情境,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之间的零和博弈、法律平等与事实平等之间的冲突日益明显。在此背景下,哈贝马斯试图通过构建一种程序主义法律范式来为相关的权利和平等问题提供协商的公共领域,从而解决法的合法性问题。但在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家看来,公共领域的女性主义潜力被哈贝马斯的普遍主义预设抹除,结构性不平等带来的对边缘性群体的无意识压迫也未能进入哈贝马斯的考量之中。因此,一种旨在达成理解的对话能否免于话语霸权的干预,真正实现每个个体的自主性,仍有待商榷。

现代与传统的较量:女性主义批评PK现实主义标准——《简·爱》在中国的阐释(1986-1994)

1986-1994年间,《简·爱》在中国阐释的突出特点是以女性主义批评独领风骚,在阐释疯女人及小说后部某些情节的合理性,女性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种批评视角激烈交锋。批评方法逐渐转向心理分析和解构主义,论证也更深入、严谨。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现实主义传统安全观

女性主义在批判、修正现实主义传统安全观的同时拓宽了安全的含义,但目前还没有形成系统的安全理论。女性主义安全观认为:安全是人类共同的安全,今天的安全不仅仅涉及到个人、群体和国家,而是整个人类;安全是综合安全,女性主义者认为,人类安全使得安全的概念不仅从军事安全拓展到经济和环境层面上,而且还要向更深层次拓展,它包括社会和个人心理的层面;安全应该是多层次的安全,即包括国际安全和国内安全,也包括家庭和个人的安全。

法官裁判思维中的法律形式主义与法律现实主义

法律形式主义和法律现实主义两种裁判思维模式的纠结甚至相互冲突是困扰法官的难题。法律形式主义裁判思维要求严格依照法律条文和司法三段论推理;法律现实主义裁判思维则考量法律规则外因素和经验性裁判。通过对疑难案例的研究和剖析,文章批判性地分析了法律形式主义和法律现实主义裁判思维,论证裁判思维在二者之间保持恰当路径的科学性与可行性,并展望了相关交叉学科领域的新智识在未来将更多地融入法官裁判思维的过程。

女性主义对现实主义安全观的挑战

安全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女性主义认为,传统安全观过于强调军事安全和国家安全,忽视女性在安全领域的重要作用。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对安全同样有着独到的见解,强调多元的、反映女性特质的安全观,实际上扩大了安全的内容。

平等的追求抑或一种新父权——美国女性主义法学视野中的刑事法律改革

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激进女性主义法学对美国刑事法律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主张修改传统刑法的强奸定义,取消强奸犯罪被告人的无罪推定原则;另一方面,试图扩大传统正当防卫理论的适用范围,引入“受虐妇女综合症”为受虐妇女犯罪成立提供辩护理由。试想当激进女性主义法学企图颠覆某些西方法律传统之基础之时,是否亦是偏离其追求平等理念之开始?

现实主义中寻找中国当代法律的道路——重温霍姆斯《法律的道路》

当代中国法治发展正处于关键的转型期。重温霍姆斯的《法律的道路》这一经典法学名著,重新审视法律现实主义,及其背后法律与道德、现实主义与形式主义、法教义学与实证研究方法、法理学的当代意义等现实问题,本文尝试在经典著作与现实法律问题之间探寻中国当代法律的道路。

美国女性主义法学的法律观及其局限性

女性主义法学作为后批判法学的一个分支,在美国的理论界和司法领域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女性主义法学在批判传统法律理论和现行法律制度的时候,运用了意识觉醒、女性主义实际推理和询问妇女问题的方法。这种法律观(包括其法律实体观和法学方法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缺陷,因此无法与传统的理论相抗衡——这也决定了女性主义法学无法实现其解构传统法律文化的初衷。

现实主义法律运动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启示

现实主义法律运动是对法律形式主义的一种反动和纠偏。文章通过历史性、比较性、语义分析等研究方法,认为法律现实主义对于当时急速发展的美国社会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及时地给予回应,其对法律形式主义的批评可以概括为对法律确定性的怀疑,而怀疑的重心又归于现实主义者们洞悉到在司法过程中"人"的因素的客观介入和不可小觑,即归于司法过程中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和影响,并且"新"的更为真实的法律确定性正是存在于其中。当我国的法律规则日臻完善之后,我们需要借助现实主义法律运动的观点及时地将中国的法制建设推进到"下一步",即关注法治中"人"的因素,加强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

反传统的美国法律现实主义

传统观念认为法律天生具有确定性和稳定性,而在20世纪20-30年代美国法学界兴起的法律现实主义,否定了认为法律规范具有普遍性、确定性的传统观念,对美国正统的法律观念产生巨大的冲击。美国法律现实主义对于法律的不确定性的主张,可以称之为对传统法学的一次致命性的打击。我们试图在学术脉络中凸显美国法律现实主义反确定性传统的法律观,力图揭示其所作出的学术贡献以及限于自身视角而难以逃脱的学术限度。这场"反叛性"的运动,带给我们更多的是一种批判的精神。在某种意义上,法律现实主义的消失正是它的胜利,因为法律现实主义的实际目标与任务,就是要突破人们对法律的旧有理解框架,打破已有的思维惯式。

范式法律观视域下的女性主义法学

18世纪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诞生以来,女性主义进入法律并形成不同法学流派。自由主义法律范式、福利国家法律范式与程序主义法律范式三种范式法律观视阈下,女性主义法学呈现出不同的样态。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法学追求男女法律平等、形式平等,但形式平等容易掩盖或带来事实不平等,从而使女性贫困化、边缘化。福利国家女性主义法学追求事实平等、实质平等,但容易造成家长主义的看管,导致女性新的依附或在就业、尊严上的负反馈循环,同样不能实现女性的解放与自由。程序主义女性主义法学试图通过法律平等与事实平等之间的辩证法,突出福利国家和自由主义平等政治对女性施加"同化"压力的重围,来思考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女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女性主义法学的研究,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别文化、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法学有启示作用。

新老法律现实主义司法直觉的嬗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法律现实主义借助当时的心理学理论对法律形式主义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指出司法主要是直觉而非推理,促使人们认识到了法律形式主义的不足。但由于当时心理学理论学派林立,派别之间还存在不少矛盾,致使法律现实主义出现了根基性的缺陷。后来,认知心理学的出现与发展,超越了以往心理学理论派别的论争与冲突,为法律现实主义的勃兴提供了助力。

什么是法律现实主义——庞德、卢埃林、弗兰克之争

美国法律现实主义运动是上世纪初叶最引人瞩目的法律改革运动,其领军人物卢埃林和当时的法学鸿儒庞德之间的争论拉开了这一运动的序幕,作为庞德批判的主要对象弗兰克也加入了论战。论战的实际是关于如何适应社会发展进行法学研究的学者交流。通过论战,现实主义运动真正走到法学研究的前台,更清楚地展示了法律现实主义的真实面目,驱除法学界的曲解和误解。论战也展示了学者之间如何通过真诚的交流推动学术发展。

现实主义法学研究的困境及其克服

现实主义法学研究在我国面临的困境,体现在研究方法单一、研究视野狭窄以及未能找到其与中国的连接点。学界对现实主义法学的质疑和误读是造成困境的主要原因,认为它已经过时,它是破坏性法学,它没有研究价值。然而,现实主义法学并没有过时,它一直对理论和实践产生影响;现实主义法学不是破坏性法学,它并不完全否认法律规则的作用,它强调对实践的关注,旨在提升法律的可预见性;现实主义法学在当下仍有研究价值,它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仍有待深入挖掘。为了克服当前的困境,应当从法理学、法制史和私法方面对现实主义法学展开研究。

法律形式主义的现实主义批判

法律形式主义具体表现为法律理论领域中的概念形式主义与审判实践中的规则形式主义。法律现实主义提出了法律形式主义具有逻辑之谬、实践之弊、目标之虚三宗罪。法律形式主义在逻辑上不考虑概念适用的具体语境、错把三段论的形式逻辑当作逻辑的唯一模型、无法反应现实的法律实践;在实践中忽视先例原理的两面性、忽略法官裁决案件的实质理由、忽视审判结果的实质正义;在目标诉求上追求虚幻的唯一正解式的确定性。法律现实主义质疑法律形式主义有关法律确定性本质和范围的观点,并不反对法律实质上应该是确定的这一命题,他们诉诸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去发现现实法律确定性的源泉。

重新审视法律现实主义——一种知识社会学的考察

法律现实主义在美国法律思想史上的地位极其显著,然而,以往对法律现实主义的理解颇为狭隘。在主流的法律现实主义之外,还有一种激进的法律现实主义长期为人们所遗忘。通过对这种激进法律现实主义的考察和对法律现实主义兴衰的探索,可以揭示法律理论在社会中形成的机制,从而提示我们对于法律理论的认识和运用应该如何保持反思。

“新法律现实主义”对探寻房地产预售法律制度的启示

"新法律现实主义"以现实主义的中立态度,目标为解决问题的法学研究方法和立场,以事实及具体问题为出发点,对探寻房地产预售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它带来经验实证研究方法的新趋向,发现我国房地产预售制度的本土特征(垄断);它帮助发现房地产预售纠纷中"放弃"是主要的救济途径,需要我们探寻房地产预售法设计的形而上缺陷;它使我们正视房地产非法预售中的法律边缘化倾向,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疏导"治理机制。

法律现实主义者的怀疑主义进路

作为美国法律现实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杰罗姆.弗兰克,将如何切实可行地使人们过上幸福的生活视为自己生命的主题。因为深受霍姆斯与汉德两位大法官的影响,他选择怀疑主义进路进行回应。实用主义的哲学立场、视角主义的历史观、民主政治的政治理想、多种心理学渊源作为弗兰克怀疑主义进路重要的理论支撑,为他坚定怀疑主义进路提供了明确指引和充足动力,也是他从怀疑主义进路确立法律现实主义思想的主要理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