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丽小说《金枝》中的女性书写

河南当代女作家邵丽的长篇小说《金枝》是一部以中原女性为主体进行言说的家族小说,讲述了中原地区周氏家族中五代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体验。邵丽在小说中书写了固守周氏家族的中原乡村弃妇、城乡血脉碰撞中从争斗走向和解的要强女性和超脱家族恩怨的怡然自洽的女性。在这些女性身上凝聚了邵丽对中原女性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关注,以及对家族文化传统的审视和思考。邵丽站在女性视角上,围绕家族这一关键词对不同代际的女性特质进行书写,其文学价值在于,邵丽在《金枝》中强调女性在家族传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大多数家族小说以男性为主体的家族叙事传统的突破。同时,邵丽在小说中书写的女性对家族血脉亲情和家族传承逐渐弱化的认同,是对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家族意识淡化现状的文学刻写,也潜藏着作家对人们要重视血脉亲情和家族传承的期盼。

从《武则天》到《雾重庆》:宋之的戏剧的女性书写及其意义

剧作家宋之的于1940年创作的话剧《雾重庆》在80余年后由导演查明哲重新排演,该剧中的女性形象多元且内心丰满。宋之的的文艺视野饱含对女性的关切,话剧《武则天》呈现其对女性的最初思考,而话剧《雾重庆》则展现出其对女性的深刻表达。从《武则天》到《雾重庆》,宋之的对女性的不同书写反映其生命经历和思想历程的断裂与转折,而《雾重庆》则是其现实主义和艺术的政治性等艺术观的文本折射与观念注脚。

“贤媛”的故事:论《世说新语》中的女性书写

《世说新语》是记录魏晋时期士人言行、轶事的笔记体小说集,它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崇尚清谈的文化风气以及个体意识逐渐觉醒的人文风度。作为其中的部分之一,以魏晋“贤媛”为代表的古代女性书写正在引起人们的关注。其一,她们化身为德行的维护者,或者对偏离德行的行为施以批评,或者身体力行地对德行加以实践。其二,她们的才智行为受到了格外重视,既包括对其不输于名士的学识的描绘,也包括对其异于常人的处世智慧的展示。其三,她们的个性得到了特别凸显,既有对个体天然性格的书写,也有对个体之间人格平等的书写。《世说新语》在小说领域创设了女性书写的传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较大影响。

道德底线与欲望诱惑:拜伦土耳其叙事诗中媚俗的女性书写

在浪漫派时期,西方读者对东方书写的渴望达到了顶峰。空前的市场需求催生了大批书写东方的书籍,但这些盈利文学多因触碰了西方人的道德底线而饱受批评、销量不佳。拜伦则不然,他在创作土耳其叙事诗的过程中,将目标读者聚焦西方中上阶层的女性,通过对平衡术、白日梦、“甜媚俗”与“酸媚俗”等媚俗策略的巧妙使用,不仅逃脱了僭越道德底线之嫌,为西方女性提供了力比多的代偿性满足,也符合中产阶级女性的性别规范,满足了上流女性的猎奇心理,甚至还突出了西方女性的道德优越感,成功缔造了“拜伦神话”。

左棻赞体文的女性书写

左棻作为西晋时期的女性作家,她的赞体文以历史上贤明女性为书写对象,称美她们的嘉言善行,褒奖她们的懿德。语言质朴清雅、文风典正平和是左棻赞体文主要的艺术特色。究其成因,既有特定时代背景的熏染,也有作者人生经历的影响,更离不开其性格、心灵的主导。左棻的赞体文具有独特的女性魅力,对研究中国女性文学史具深远的意义。

地域总集视域下的女性书写价值——以清代女诗人路凌波为例

女诗人路凌波的一生可划分为四个时期:少年时悠闲无忧,青年时相思哀愁,中年时困苦悲痛,老年时洒脱淡然。具有艺文志性质的清代陕西三原地域诗歌总集《原献诗录》收录其诗作50首,借此现象可以观察地域总集中女性书写的文化价值:既是明清时期主流话语对女性评价标准渐趋多元化的标志,也意味着女性历史书写的个体化趋势正在逐渐增强。路凌波能够以女塾师的身份教授男性弟子,亦象征着清代关中地区女性生存空间的拓宽。在书写方式层面,路凌波的诗歌创作则展现出地域总集中女性书写的文学价值:纯正的旨趣与音韵的美感。

缺失、成长与另一种真实--论路文彬小说中的女性书写

从女性书写来看,路文彬于男性中心主义的话语遗留中书写出了女性主体上的缺失。而开掘从非存在到存在道路的渴求,则使他在对女性主体缺失的检视中,发掘出多条唤回女性主体的道路。这无疑是路文彬“相对正确地贴近女性的世界”的努力与突破。不过,学者型作家的身份、伦理学领域的多年深耕,使得路文彬的女性书写并未止步于此。随后,他直接将一些超脱了庸常真实的个体放置在读者面前,以求建构更加合理的女性乃至个体的存在方式。

“我只在乎那颗最小最寂寞的星星”——论虹影的底层女性书写

“我只在乎那颗最小最寂寞的星星”,这句话可以看作虹影对底层女性书写的使命写照。贫民窟的童年经历是虹影的灵感来源,她以文学的方式再现底层女性的真实生活,从“底层人”的视角来重构被遮蔽的“她者”历史。在早期作品中,虹影以“悍妇”和“荡妇”形象展现底层女性在父权制婚恋关系中所承受的“说不出的黑暗”,揭开被遮蔽的第三世界底层女性幕布,来叙述真实的自己;中后期的底层女性书写里,虹影对世界有了一个新的看法,她从对立的性别矛盾中走出来,逐渐向新的两性相处模式靠近。在新作《月光武士》中,虹影借“月光武士”来寄托对底层女性精神力量的期许,而这一形象的出现和失败也让其重归神话,从矛盾的“他人拯救”最后落脚到个人身上。

关注女性的时代境遇,直面那被遗忘的现实——论东西长篇小说中的女性书写

作家东西的四部长篇小说在描述不同年代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灵世界的同时,也为读者展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女性群像,从她们的多重困境、欲望的表达和婚恋观念的嬗变几个方面,记叙了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心理历程。女性身上镌刻着时代和社会鲜明的烙印,忽略女性的时代生存境遇,就等于遗忘过去的现实,这是东西小说中女性书写的意义。

论安徒生《海的女儿》中的女性书写

安徒生是19世纪的丹麦童话作家,被誉为“现代童话之父”“世界儿童文学的太阳”,他的一生创作了许多童话,直到今天,这些作品仍然被广泛地阅读。《海的女儿》是安徒生童话的代表作之一,通过分析小人鱼的成长历程,结合安徒生的童话创作背景,进而探究《海的女儿》中女性的觉醒与嬗变,能够给予现代社会中的人们一些人生启示。

《缓步云梯集》“敦孝弟”故事中女性书写的政治话语

现藏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的孤本圣谕宣讲小说《缓步云梯集》,以圣谕十六条中“敦孝弟以重人伦”为指导思想,塑造了诸多理想孝妇和小部分“虿妇”形象。小说中女性言行的刻画、因果报应的描写和作者的话语干预即叙述者干预中都渗透了政治话语。在政治话语笼罩下,女性贞节的理想化书写一方面表现了道德宣讲对女性生存需求与困境的粉饰,另一方面展现了程朱理学贞节观对女性身心的摧残。

女性的自我意识苏醒与抗争——《群芳亭》与《阳与阴》中的女性书写

赛珍珠和荷巴特作为中西两种文化的边缘人以及在男权社会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女性,在《群芳亭》和《阳与阴》中不约而同地对中国女性进行了塑造。以比较文学形象学、女性主义和东方主义为理论基础,从身体的解脱和灵魂的觉醒两个方面对《群芳亭》和《阳与阴》中的吴太太和沈师母进行细致文本分析,并结合社会文化探讨两位作家对中国女性的不同塑造。赛珍珠强调只要有爱,中西两种文化就能得以共存,荷巴特则认为中西两种文化没有优劣之分,只有找到符合自己的文化,才能在两种文化碰撞中得以圆满。

女性书写“理论渗透创作”的可能性——以徐坤为例

女性主义文化理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引起了学界和文坛的普遍关注,但西方思潮和本土研究对女性文学创作的实际影响究竟如何,是极难衡量的问题。本文以徐坤的创作为例,试图考察这一时期女性书写“理论渗透创作”的可能性。一方面,由于具有女性文学创作者与研究者的双重身份,徐坤的书写代表了这一时期所谓“女性写作”在理论冲击下的普遍文本策略和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另一方面,纵使理论自觉者如徐坤,也无法解决性别语言这一女性书写创造力中的根本问题。由此,本文指出,理论思潮与文本创作之间的关系并不能被简单地概括为“单向影响”的路径,我们仍需反思女性主义思潮在本土语境中的实际影响及面临的问题。

论《梦系古巴》家庭空间的女性书写

古巴裔美国作家克里斯蒂娜·加西亚的经典小说《梦系古巴》偏重于女性角色的描写,具有鲜明的空间特征。透过空间理论的棱镜可揭示,小说中微观层面上的家庭空间言说着男权空间表征,而男权空间表征压迫着生活在其中的女性。身处被边缘化、他者化的逆境,构建与物理空间平行的心理空间、掌握对家庭空间的控制权是女性的应对之策。这些举措取得的成效虽有所不同,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家庭空间中不公的性别秩序。考察《梦系古巴》中家庭空间的性别处境可为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借鉴。

想象中国与凝视东方:近代西方画报中的中国女性书写

西方画报从宫廷女性、家庭女性和底层女性三重维度全景式地呈现和重构“中国女性”。慈禧形象的形塑与晚清中国形象的缔造是一体的,慈禧形象的“丑化”与“美化”代表着西方媒体中画报记者、外国画师、慈禧本人等各自不同的言说立场与政治博弈。对民俗、家庭和劳动空间中普通女性的日常摹写,是西方世界窥探、感知和构建“中国形象”的重要途径,折射了西方社会对中国女性的认知与想象。底层女性作为弱势的主角凸显于灾难图景中,以“贫女幼子”作为主要表征。近代西方画报中所裁取的不同凝视视角,为重塑近代中国女性的历史记忆提供了一个可参照的坐标。作为一种“镜像”般的映现与对照,西方画报所建构出的中国女性,既是对近代中国女性生活的客观呈现,也含有西方人窥视、想象与重塑的特别意象,隐现出世界如何讲述“中国故事”的历史印迹。

拜占庭皇帝病殁的女性书写析论:以《阿莱科休斯传》为例

安娜·科穆宁堪称拜占庭的“班昭”,所著其父皇传记《阿莱科休斯传》是科穆宁文化复兴古雅书写的典范,《阿莱科休斯传》是中世纪女性书写的典范,这个特征突出体现在其父皇御恙——痛风病的叙事上。在安娜·科穆宁笔下,其父皇仿佛是希腊悲剧英雄再世,他的帝王病是为国积劳成疾的楷模病。在叙述阿莱科休斯临终情景时,安娜·科穆宁的古雅笔法颇似华章古韵,营造了悲剧性史诗语境与叙事意象。

《觉醒》中的女性书写解读

作为19世纪女性主义先驱作家,凯特·肖邦在其代表作《觉醒》中刻画了一位饱受男权社会束缚进而产生反抗意识和行为的女性,凸显了女性主义的主题。从女性书写角度出发,通过对《觉醒》的叙述角度、人物话语以及性别间关系分析,发掘出肖邦在小说中所展示出的女性书写手法具有超前性、深刻性,再次肯定了她在美国文学史上女性主义先驱的地位。

论李天葆家族小说中的女性书写——以《盛世天光》为例

李天葆的代表作《盛世天光》是男性作家书写女性血缘家族背景下女性的生存境遇和命运变迁的代表性文本。小说以女性为主要书写对象,但是男权社会的价值观始终是女性难以彻底逃脱的藩篱,“他者”经验下的女性书写具有独特性。同时,他以不同代际女性个人化的日常生活图景解构宏大的历史叙事,将对国族历史的思考放置到日常生活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日常化叙述风格。小说将大量中国式符号融入南洋社会,以文学笔触介入社会历史现实,对当代马华文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西域诗中的女性书写——以《历代西域诗钞》《清代西域诗辑注》为中心

有关女性书写的诗作,在历代西域诗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但目前学界对西域诗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多聚焦于对其妆饰的阐释。以《历代西域诗钞》和《清代西域诗辑注》为中心,以女性群体为研究对象,从整体上探讨历代西域诗中女性书写的内容和特点,不仅能够丰富女性形象,而且对了解西域社会生活的本真亦具有一定的意义。

眷村文学中的女性书写——以《有缘千里》和《离开同方》为观照

眷村文学近几十年来得到了两岸学者的热切关注,涌现了很多优秀的眷村文学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作家,他们通过自己真实的眷村经历书写那个时期的历史。苏伟贞就是眷村作家的代表之一,她的两部长篇小说《有缘千里》和《离开同方》都记录了眷村生活。而这两部小说中的女性人物都有着不一样的个性魅力,文章主要通过这些不同女性的成长历程和性格特点挖掘那个时代的眷村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