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对于女性优伶的想象和描述

在中国社会性别制度中,女性被定位为远离公共领域,公共领域似乎成了男性的专权。中国女性优伶却是一个例外,由于特殊职业性质,女性优伶必须进入公共领域,也使中国史学产生一种二律背反。其实,正是由于进入公共领域的女性优伶演艺活动,使女性优伶更加具有女性的特质,或者说更加符合公众男性的性想象以及想象的满足,由此,也就成为男性化的中国史家的意识和潜意识的关注目标,演艺也就成了女性优伶在史籍中的生动印象。中国史学中的女性优伶演艺描述,大多具有良好女性形象气质,而且,史籍中之女性优伶,不但有"色",且多"色艺俱佳"、"色艺超绝",是"声与色"兼有,甚至掩盖了在"色"乃至生理方面的不足和缺陷。女性优伶在史籍中的演艺印象,加剧了男女两性在社会性别制度中的主体和客体的原则关系。

论男性文士对于女性优伶的文学描述及其文化阐述

由于男性文士在中国文化结构中的特定身份及其处境,女性优伶颇为容易成为男性文士一个重要的"价值目标"幻想对象。男性文士通过对女性优伶的文学描写,以实现一种性缺憾甚至性饥饿的想象性解决。而且,与权力系统所崇尚和推行的女体美色存在一种疏离关系,甚至构成两种女体范式。唐宋以后,男性文士与权力阶层在现实社会中的裂痕得到相对修补,两者在女体观念上的缝隙也逐渐产生弥合,流露出一种复杂和微妙的情绪状态。

中国史学中的女性优伶伎艺描述

中国史学中对于女性优伶伎艺的描述,一是专工一行,除了工于行当,女性优伶大多擅长某项伎艺,或歌唱,或舞蹈,或做打;二是一专多能,多才多艺,具有全面演艺素质;三是具备一定文化艺术素养,能够吟诗作词,审音度律;四是师承和家传背景,许多女性优伶所以技高一筹,与前辈的指导与栽培有关,同时,家庭环境的熏陶渗透,家族内部的传授指点,对于培养一个出色优伶,自然也是一种重要成长因素;五是"明星制"的现象,自元代始许多女性优伶声名远播,以她们的高超演伎,以及相应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来吸引和招徕观客。

论男性文士对待女性优伶双重人格的精神分析

中国男性文士对待女性优伶,往往表现出一种分裂的双重人格特征。它包含着深刻而又玄妙的中国文化精神意义。由于男性文士身兼多种社会身份,使男性文士的每一种社会身份都是不纯真的,甚至穷则屈原,达则范进,构成了一个独特而又普遍的精神图谱。在处理与女性优伶的关系上,男性文士就不可能单纯从自然性别和社会性别出发,而必然涉及到社会身份的多重基体,乃至产生一种"摆弄"关系,一方面视之为情感和欲望的寄托对象,另一方面又持有戒备的理性情绪,既施之以诱惑,又缺乏真情的投入,男性文士对待女性优伶也就建构了一种表演性质的面具人格。

论男性文士和女性优伶的文化交游

中国男性文士的权力渴求中,都包含着性的因素,而当被权力系统所边缘甚至驱逐的情形中,男性文士大多会产生一种替代性的性的要求,以应证自身一种虚幻的性权力,女性优伶由于独特社会存在状态,自然成为男性文士性权力的一个重要替代对象,从而构成两者之间的密切交往关系,而且,颇含一种文化意味,或聚宴品艺,或作词相赠,或传播诗赋,甚至产生爱情佳话,形成一种男性文士和女性优伶的精神互慰关系,共同抚平遭受挫折和压抑的内心伤痛。

论优伶的社会性别身份

在中国社会性别角色的"男尊女卑"中,中国优伶性别角色存在着特殊的两性结构性质:男性优伶的女性化和女性优伶在"公共领域"里的男性化。前者使男性优伶也沦为与女性优伶卑贱同格,"男女皆卑";后者使女性优伶成为一种公共欲望对象,并和男性优伶一起是一种色情消费的社会对象,从而构成为"卑贱者"和"色情者"的"文化象征",构成了一种历史的性别死结。

论优伶性别的历史哲学

在中国史学中,男性优伶大多呈现出一种政治化气质,而女性优伶则是一种演艺化印象。其实,这是一种本质主义论述方法。在实际历史状态中,男性优伶仍然时刻遭遇着压迫其退回女性化社会性别性格的社会势力,女性优伶也并非表明与政治无涉。这种史学策略,流露出一种"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意识形态,包含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学思想意味。

论男性文士的家班女乐

女性优伶作为一种社会公众性别欲望对象,容易成为男性文士“纵欲和多偶”的“价值目标”的主要幻想对象,置办家班女乐也是一个重要虚拟替代行为。男性文士对于家班女乐重色而不重技,而且视同私有财产,防范也是颇为严格。有些男性文士则是因为迷恋或者为了显示名士风度,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家班女乐表演技艺乃至戏曲艺术的发展,更有一些男性文士蓄养家庭女性优伶,乃是为了商业利益,或者变成为半职业或者变相职业戏班。男性文士置备家班女乐,以一种性权力的形式,实现了一种替代性的政治权力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