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女性传记中的“阅读疗愈”内涵解析

阅读对人类心灵的疗愈和成长具有重要作用。传记作品因兼具真实性、绵延性、情感性和启示性等方面特性,具有激发情感共鸣、深化自我反思的疗愈价值。女性传记强化女性被书写权、关注女性群体共性,给女性读者带来的启示也更具针对性。本文旨在探讨中外女性传记中的阅读疗愈内涵,并以4部具有代表性的中外女性传记作品为例,解析其在情感抚慰、精神引领、认知启发等方面的疗愈价值,以期引起相关读者和阅读推广人对女性传记类的阅读疗愈书目资源的关注与利用。

清代苏州女性传记研究

传记是了解人物生平事迹的重要渠道,而清代传记写作盛行,其中不乏一批珍贵的女性传记资料,如正史、方志、墓志、碑刻等等。这些资料往往记载了清代女性的生平和突出事迹。而清代苏州,交通便利,经济发达,文化兴盛,女性地位相对较高,因而其传记与其他地区相比也有所不同。本文从文本记载、传记特点、兴盛原因三个层面出发,对苏州女性传记进行深入分析,从而了解到苏州女性为女、为妇、为母不同的角色形象,以及经济地位高、宗族束缚较少、文化素质高的区域性特点。

论石楠女性传记小说的女性意识

石楠的女性传记小说体现了鲜明的女性意识。其创作主体自身有着清醒的性别意识,其选择和塑造的女性传主和其他女性形象都显示了自觉的女性意识。其创作代女性发言,替女性正名,让蒙尘千年的女性焕发出耀眼的光芒。

论清初女性传记的独特性

清初女性传记在写作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女性自我意识的强化:这些女性传记浓墨重彩地书写了传主多方面的突出才华;它们还以欣赏之情书写了传主与男性以及与其他女性的交游情况。

俞樾女性传记“礼”之辨及其女性观的通变

清代传记创作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为女性创作的传记也随之剧增。俞樾在其女性传记文中,讨论了礼、义、情、文的内在关系以及妇德问题。在涉及与妇女相关的“礼”的问题时,极力阐扬“动合礼法”和有“大节大义”的楷模,并强调传主德行的家世渊源。在分析“孝”“烈”“妇学”等问题时,以“至诚”“至情”论强调“礼本乎情”的观念,极力反对“为节妇难,为烈妇易”的说法;认为妇女可以以“妇学”(包括文学创作)为基础,实现“相夫教子”的职责,并重新阐释了“女而有士行”的涵义。在其女性传记创作中,俞樾破例为生者立传、“夫妇并书”,对传主的事迹书写极为详尽,强调“例以义起,文随事变”的观点。俞樾在其女性传记中讨论上述问题时,流露出明显的通变思想,这也是“通经致用”思潮下礼教思想和妇女观的折射。

《夺冠》:女性传记片的艺术表现

《夺冠》讲述了以郎平为主人公的中国女排的故事,这部影片不单纯是一部传记片,也展现了几代女排人经过沉沉浮浮却始终不屈不挠、顽强拼搏的成长历程。作品以郎平的个人成长经历为主线,在叙事手法方面是通过宏观微观相结合的方式体现,同时作为一部女性传记片,其展现了强烈的女性主体地位和抗争地位,怀旧情怀的抒写体现了民族的文化认同。

胡适女性观的发生与迁变——以其“五四”前后撰写的女性传记为视点

以胡适在“五四”前后撰写的女性传记为视点,能够清晰勾勒其女性观从发生到迁变的轨迹。《世界第一女杰贞德传》和《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的问世,表明胡适早期女性观的生成,主要侧重于女性作为国民的身份,而这事实上与其上海求学阶段的各方面经验关联密切。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伴随女学生李超之死事件的发生,胡适的女性观又有所迁变,《李超传》成为他“哀妇人而为之代言”的产物。胡适女性观前后的变化,多半是因应时事所做的调整,他的女性传记写作也与自身生命中对女性的关系构成张力。

汉魏六朝时期女性传记的书写范式及其文体面相

刘向《列女传》不仅是作为中国古代杂传的“始”作之一,在女性传记写作方面,更有开创之功,为此后的女性传记写作树立了典型范式。刘向之后的汉魏六朝时期,继刘向《列女传》,正史之外,产生了大量的列女类传,虽大致不离贞孝,然与时推移而常有别裁,选取的入传女性及其品性具有显著的时代性,扩大了刘向《列女传》中对传主范围的设定,拓宽了女性传记的发展道路。

述说自己的故事——论澳大利亚土著女性传记

澳大利亚土著女性传记是当代澳大利亚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解构了白人传记的叙事策略和叙事传统,颠覆了殖民地官方历史及霸权话语,而且在凸现澳大利亚文学的后殖民性、重塑土著文化身份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因而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

以“生活在别处”证“诗意在远方”——欧美女性传记电影对中国“症候群”的启示

欧美'移民'的历史较早,其文艺作品对'生活在别处'主题的阐释也较为广泛深刻,是如何界定中国当代思潮'诗意在远方'的有力参照。以欧美传记片中女主人公的'远行'为例,将史实与电影情节相对照,可以析出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时代更迭的,而不是静止不变的'远方'意蕴。从世俗'成败'的角度看,现实很残酷,'远方'的'诗意'较虚妄;从精神提升、历史进步的'大视角'与'长镜头'去看,'诗意在远方'与'生活在别处'的论点应该成立。

论胡辛的女性传记文学创作

本文论述了南昌大学教授胡辛女士的女性传记文学作品《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最后的贵族张爱玲传》《、陈香梅传奇》的主要特点及其艺术成就。这三部作品都是以中国现代三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女性的跌宕坎坷的人生际遇和丰富复杂的感情经历为对象,生动而深刻地展现她们高度的人格魅力和丰富的精神世界。

汉魏六朝时期女性传记的书写范式及其文体面相

刘向《列女传》不仅是作为中国古代杂传的“始”作之一,在女性传记写作方面,更有开创之功,为此后的女性传记写作树立了典型范式。刘向之后的汉魏六朝时期,踵继刘向《列女传》,正史之外,产生了大量的列女类传,虽大致不离贞孝,然与时推移而常有别裁,选取的入传女性及其品性具有显著的时代性,扩大了刘向《列女传》中对传主范围的设定,拓宽了女性传记的发展道路。同时,单篇女性传记也不断涌现,这些女性別传,多出于名士之手,以其独特的观照视角与书写方式,成为汉魏六朝时期杂传创作中值得注意的类型。以“列女传”及“别传”写作为代表的女性传记在整个汉魏六朝杂传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在宏观层面,女性传记是汉魏六朝时期杂传多样化类型的显著体现,与其它杂传类型共同构成汉魏六朝时期杂传的整体生态。在微观层面,女性传记又呈现出与其他杂传不同的独特文体面相与美学品格,成为汉魏六朝杂传中具有明显标识度的杂传类型。以刘向《列女传》为“始”的汉魏六朝女性传记写作及其所建立的书写范式和审美传统,持续影响着后世女性传记书写甚至小说戏剧等女性形象的塑造。

将一束光带进历史的暗区——评赵玫的3部女性历史传记小说

这是河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刘思谦和她的几名博士生一组有关“女性新历史小说”的研究论文。女性新历史小说自 2 0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加盟以男性为主体的新历史小说创作以来 ,其发展一直呈上升势头。到 2 1世纪初 ,一套以女作家观照演绎女性历史人物生命故事的“花非花·历史小说系列”出版问世 ,标志着女性新历史小说创作走向成熟 ,可以与男性新历史小说比肩而立了。这组论文第一次提出“女性新历史小说”这一命名 ,并对其发生发展的合理性依据与代表性文本运用性别视角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论述。刘思谦教授的文章从两个层次 ,即女性新历史小说相对于传统历史小说和相对于男性新历史小说的比较中确立了其在历史观、时间结构与性别内涵、写作方式上的独特性 ,认为女性新历史小说个体生命本位的历史观与时间结构 ,写作方式是在熟悉和辨析史料基础上将心比心地、设身处地地合理想象与虚构。张兵娟的文章以性别视角分析了赵玫的三部女性历史小说《高阳公主》、《武则天》、《上官婉儿》 ;沈红芳的文章通过《英雄无语》、《叔叔的故事》、《你是一条河》、《羽蛇》等文本分析 ,发现了被男性新历史小说遮蔽的“英雄和母亲的另一面。”李仰智、付建舟两位男性加盟此组笔谈 ,通过女性与男性新历史小说代?

论清代传记创作的繁荣及其原因

本篇从三个层面探究清代传记创作的繁荣现象及其繁荣原因。首先明清易代的复杂背景,对于清代传记创作在数量和质量上的突破,意义非小,它不仅激发了清初士大夫史传写作的热情,而且促使了清代史馆的常规化建设。其次,清代史馆制度的完善不仅使官方传记有序、全面地走向繁荣,而且带动了士、民各个阶层传记创作的良性繁荣。最后,女性传记创作的繁荣代表着清代传记创作的整体繁荣。

文本的张力:元代节妇传现象探析

元代的传记创作有十分鲜明的时代性,不仅传统形式的传记有许多新变,而且有新体创制。节妇传的大量出现就是显著体现。较于前代,元代的节妇传数量大增,且特征鲜明,具有趋向精细的结构、移风易俗的功能、亦文亦史的属性及思想观念的承载工具等特征。元代文人大量撰作节妇传既是对前代节妇传传统的继承,更是时代需求的体现。在对节妇坚贞品性的书写和赞颂中,寄寓着对士人节操品格与忠君观念的呼唤和鼓励。在某种意义上,元代节妇传体现了中国古代女性传记的工具化转向。

贞节与贤能:族谱所见黔东南苗族妇女的守节与传记书写

清代黔东南地区的族谱编修,体现了儒家文化在苗族地区的传播及其影响。就苗族妇女的入谱方式而言,苗、汉并无差异,均是为人妇者方能入谱,作为女儿,除贞女外,一般并无入谱的权利。而对于贞洁烈妇传记的书写,苗、汉亦无质的区别,均是赞颂与提倡守节之妇女,此均为苗族民众认同儒家文化的具体表现。惟值注意者,黔东南地区的族谱书写,清代中期以降,"贤能"女性的篇幅和数量逐渐增多,反映了在黔东南区域经济发展的社会背景下,女性更为社会所重者,已由贞节转向了对能力要求。

论汪道昆《太函集》女性散传的写作特色

从女性传记的史性特色、传主的特点、女性观三个方面入手,对明代徽州文学家汪道昆《太函集》中的女性散传进行深入研究。其写作特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受史传观念影响,汪道昆的女性传记强调真实、存史等史性特色;二受时代和地域因素影响,突出女性传主治家、治生的才能;三在女性观上认同女性为男性之"良佐""吾友"的观点,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汪道昆的女性散传不仅弥补了正史阙如,也成为女性传记文学史研究的宝贵资料之一。

论司马迁史传观念对汪道昆散传的影响

汪道昆对司马迁《史记》的学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对其史传观念的继承和发展。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必信而传,必征而信,在散传写作中坚持考信征实的原则;二、赞扬循吏,提出养民的观点,以检讨明代吏治;三、肯定商业,提倡以儒侠之义节利;四、秉承平民史观,为平民阶层尤其是女性作传,具有补正史之阙的重要意义。此论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揭示汪道昆散传与《史记》的亲密关系,同时对其散传真实性、批判性、时代性等个人特点的揭示也有所裨益。

“第二十八届中外传记文学研究年会”成功召开

2021年12月12日,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大学世界传记研究中心、郑州大学英美文学研究中心、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科学术分社、河南文艺出版社传记出版中心、《跨文化对话》杂志、《名人传记》杂志、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筹委会等单位联合,成功举办了“第二十八届中外传记文学研究年会:女性传记的跨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国内多所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共300余人共同参加了此次线上学术盛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