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女性劳动力人力资本差异下的辽宁省农户福利测度分析

研究不同女性人力资本水平下的农户福利状况,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利用调研数据,通过聚类分析方法将受访农村女性劳动力分为高、中、低人力资本三类,采用模糊评价法进行农户福利水平测度,得出农村女性劳动力整体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女性劳动力人力资本与农户福利水平呈现同向变动关系等结论。提出提升农村女性受教育水平、改善农村医疗卫生状况、提高女性健康资本等政策建议。

“事业家庭相得益彰”——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经济脆弱性影响研究

老龄化社会加剧叠加男性劳动供给缺乏弹性,女性劳动参与的边际效应增强,微观上有助于改善家庭收入结构,宏观上有助于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微观数据,研究了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女性劳动参与会在1%水平上显著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这种影响经过内生性检验及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仍然稳健。这是由于女性劳动参与可以增加家庭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应急储蓄以及商业医疗保险投入,从而增强家庭风险管理能力;这种影响在工资水平较高的地区以及健康状况较差的群体中更明显;此外,高质量就业对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具有更显著效果,有利于女性就业的产业结构从外部助推了这种影响。研究有助于完善家庭经济脆弱性的性别结构分析,政府应进一步保证就业市场的性别平等,这可增强家庭经济韧性,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为什么农村女性劳动力进城之路举步维艰?——基于生育影响视角的分析

在二元经济条件下,中国城市第三产业的长足发展为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大量机会,但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并没有随着市场需求的明显增加而显著扩大。本研究使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及倾向性得分匹配,考察生育对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生育预期及生育行为阻碍了农村女性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异质性分析发现,生育对35岁以下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冲击更大;机制分析发现,生育通过“生育型职业中断”对农村女性转移就业决策产生作用。据此,亟需通过在城市建立系统的服务机制和经济支持机制,缓解生育对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潜在约束,实现农户工资性收入的提高及城市劳动力供给的增加。

农户电商参与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以女性劳动参与为中介

农村电商发展已经成为推动农民持续增收、释放农村内需潜力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路径。基于2014—2020年农村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农户电商参与为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农户电商参与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并探讨农村女性劳动参与的中介作用以及异质性。研究发现:农户电商参与能够显著促进家庭消费升级且通过提高农村女性劳动参与水平促进家庭消费升级;农户电商参与对性别观念传统的家庭以及受教育程度高、非农工作时间长、能力强、收入高的农村女性所在家庭消费升级的促进效应更明显。据此提出大力开展数字乡村建设、完善农村电商生态以及赋能农村女性参与电商等建议。

比较优势、女性劳动参与和家庭生育行为——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

随着中国逐渐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比较优势对女性劳动者的生产消费行为影响加大。构建比较优势和女性劳动参与影响家庭生育子女数量的理论模型,并利用地理数据构造工具变量,研究比较优势出口行业中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生育行为的影响及机制。实证结果显示:比较优势和女性劳动参与显著增加了家庭的生育行为,具有比较优势出口行业中越密集使用女性劳动力,家庭生育子女数量越多;比较优势和女性劳动参与通过工资收入和工作强度机制综合提高家庭的生育行为;比较优势出口行业中女性劳动参与对处于生育年龄的女性和户主生育行为的正向影响更大,而且相较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国有企业而言,对在民营企业就业员工的正向影响更大。在优化行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中,通过缩减劳动时间、增加劳动收入,进而促进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以构建和谐幸福的育儿家庭环境。

托幼服务发展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分析

本文深入探讨了托幼服务发展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着重分析了托幼服务的历史演变、当前状况以及面临的挑战。研究强调了高质量托幼服务在促进女性就业中的关键作用,并揭示了服务质量、可及性和社会文化因素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文章指出,为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需要政策、经济和社会文化层面的综合支持和改进。

社会变革与代际动态:父母支持在当代中国已婚女性劳动参与中的角色转变

本文旨在探讨父母支持在当代中国已婚女性劳动参与中的角色转变,并分析社会变革和代际动态对这种关系的影响。通过回顾代际观念的演变、家庭角色分工的变化以及女性劳动参与的社会背景,并结合研究发现,父母的支持与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呈正相关。父母的情感支持、信息支持和资源支持等方面的帮助可以鼓励女性追求职业发展,并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责任。然而,父母支持对不同群体的女性可能具有差异影响,并受到文化背景和社会变迁的影响。本文通过深入研究父母支持与已婚女性劳动参与之间的关系,为促进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提供理论和政策的参考。

生计资本对农户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以女性劳动参与的中介效应为典型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构建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生计资本对农户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以及女性劳动参与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生计资本显著阻断农户贫困代际传递,女性劳动参与降低了多维贫困概率,在生计资本阻断农户贫困代际传递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因此,要加大对农户生活与生产的扶持力度,重视农村教育投资和教育公平,建立多层次社会支持网络,创造更加灵活的就业和创业方式,多举措阻断农户的贫困代际传递。

新就业形态女性劳动者权益保障研究

新就业形态在增加女性劳动者工作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女性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新挑战。我国已初步建立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法律体系,但存在性别视角不足、对女性群体聚焦有限的问题。总的来看,新就业形态女性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挑战包括:算法技术化监管主要基于男性数据,对女性身体特征的保障缺乏相应考虑,平台未基于女性在家庭角色中的地位给予相应保障,平台化劳动模式会对女性劳动者的联合性产生负面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新就业形态女性劳动者权益保障,即探索算法中的性别平等,增加算法中的女性化设置;探索家务劳动报酬化的可能性,以平衡女性家庭责任和经济收入;在远程工作的规范中关注女性劳动者的特殊性,平衡远程工作与家庭照护劳动;重塑新就业形态女性假期政策,以推进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构建;积极发挥工会的“联合”作用,消除新就业形态女性劳动者可能出现的孤立感和“原子化”。

女性劳动参与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数字赋能的调节作用

农业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经之路,女性劳动参与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增加农户收入、提升基层治理以及改善农村环境而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基于2010—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各省(市)统计年鉴数据,采用熵值法对各省(市)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建立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女性劳动参与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数字赋能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程度和数字赋能水平均能显著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数字赋能进一步促进了女性劳动参与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的女性劳动参与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数字赋能的调节作用更加显著。因此,应当营造平等的就业环境,为农村女性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加快推进中西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进一步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家庭照料对城镇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研究——基于CGSS2017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统计数据,构建Probit模型以考察家庭照料对城镇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老年照料、子女照料均会对城镇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产生负面影响;隔代照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女性工作和家庭的冲突。结合当前的时代背景和宏观环境,建议企业、政府与家庭共同发力,进一步提升城镇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

相对贫困视角下女性劳动力多维贫困分析

贫困问题是当今社会最热点、最尖锐、最棘手的社会问题之一,其具有一张女性面孔,为此应重点关注女性贫困人口话题。为厘清我国女性劳动力人口多维贫困状况,基于CGSS2018数据,从经济、教育、健康、资产、空闲时间、交往及社会参与6个维度,构建针对女性劳动力的多维贫困指标体系并展开具体分析。研究发现:女性劳动力在空闲时间、交往及社会参与、资产和教育4个维度的贫困发生率超过50%;在经济、教育和健康3个维度的贫困发生率高于男性劳动力群体;大部分女性劳动力面临4个维度及以上的贫困问题;年龄在45~55岁、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女性劳动力群体多维贫困发生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我们应从家庭、社会和政策三个层面纾解女性劳动力多维贫困问题,从根源上消除大规模女性劳动力贫困人口的产生。

女性劳动者过度劳动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有序Logistic-ISM模型

文章基于武汉科技大学劳动者职场行为与态度的调查数据,运用有序Logistic模型确定影响女性劳动者过度劳动程度的职场行为与态度因素,并运用ISM模型分析各影响因素间的关系关联和层次结构,从职场行为与态度角度厘清影响女性劳动者过度劳动程度的内在机理,在此基础上提出预防过度劳动的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工作时间安排、工作强度和负担、工作内容重要性、单位加班文化、工作兴趣、尽忠职守、完美主义、自我价值实现8个职场行为与态度因素显著影响女性劳动者的过度劳动程度。其中,工作时间安排、工作强度和负担、尽忠职守是表层直接因素,工作兴趣、单位加班文化、完美主义是中层间接因素,自我价值实现与工作内容重要性是深层根源因素。

三孩生育政策下女性劳动权益保护研究

三孩生育政策的推出是我国人口政策的一项重大调整。女性既享有劳动权,有通过劳动实现自我价值的权利,又是生育行为的主要承担者,生育政策的调整使育龄女性在“劳动者”与“生育者”两种身份间的博弈愈加明显。三孩生育政策下,可能的就业性别歧视加剧、生育保障配套措施落后等问题使女性劳动者在“生育”与“就业”间进退维谷。文章从劳动保护与生育保障两个角度出发,重点分析女性劳动者在现行劳动及生育保障制度方面的困境,以保护女性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为目的,提出应制定《反就业歧视法》、拓宽妇女劳动权益救济途径、加强生育保障制度建设、全面构建家庭友好型工作场所等对策,以促进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构建,在提升生育率的同时保证女性就业率。

统编版小学语文教科书中女性劳动者形象分析

为顺应国际性别平等趋势、我国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以及促进学校劳动教育更好的实施,在借鉴已有教科书中劳动者形象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对统编版小学语文教科书中劳动者形象从频数、劳动归属领域、劳动角色、劳作意义、劳动精神与品质等维度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女性劳动者形象塑造上存在地位边缘化、劳动角色单一化、形象刻板化等特征。建议教科书完善劳动者的结构特征,重视并挖掘女性劳动者的正向价值,丰富有关女性劳动者的素材和课程资源。

河南省农村女性劳动力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

为探究农村“空心化”表现形式之一的女性劳动力为主现象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本课题组对河南省5个代表地区的178名女性劳动力进行了调查,设置了女性劳动力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决策环境等3个方面的14个变量,通过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对该倾向对农地流转决策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根据研究结果,从培养专业化的新型农民队伍、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吸引优秀人才扎根农村、提升女性非农就业能力、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作用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南京市女性劳动参与率对生育水平的影响研究

2021年江苏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已为负值−1.12%,2022年南京市常住人口出生率仅为6.01‰,低生育率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从女性劳动参与率视角切入分析其对生育水平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女性劳动参与率会通过影响生育意愿进一步影响生育水平。同时,本文通过对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库中南京市的相关数据分析,显示女性劳动参与率与生育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结合生育政策效果模型发现南京市实施二孩政策,对南京市生育水平产生了正向影响。未来可以通过工作时间的灵活调整,给女性提供平等就业机会,提高生育水平。

最低工资与女性劳动市场表现

本文基于2002年与2013年中国家庭调查的微观数据以及中国2004~2018年31个省市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最低工资的变化对城镇单位中女性劳动市场表现的影响。女性劳动市场表现用城镇女性劳动收入与城镇单位女性职工就业人数占比两个指标来衡量。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相应的变量后,不管是东部还是西部,最低工资的提升都会显著提高女性的劳动收入,且这种影响会逐渐减小。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另外建立了双重差分模型来减小内生性的影响。从女性就业方面来看,不管是当期还是滞后期,最低工资都会对城镇女性就业占比产生显著的消极影响。分地区来看,最低工资水平上涨对我国城镇女性就业的影响有所不同。本文研究结果发现,最低工资对西部地区女性就业的负向影响最小,东部次之,中部最大,且在西部地区,最低工资水平上涨对我国城镇女性就业的影响转为正向。

浅析女性劳动者“月经假”——基于宪法角度

基于男女之间先天的差别,为了使女性劳动者休息权得到相对公平的保障,必须予以特殊保护,因此便衍生出“月经假”,探究女性劳动者生理期特殊对待的理论依据,主要是宪法休息权、人权理论、平等权,女性劳动者生理期“月经假”所引发的担忧与争议也有其现实基础。由于这一权益的特殊性,针对其政策的制定更应该综合性考虑各方因素,才能达到有效妥善保护女性休息权的目的。

海阳市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以山东省烟台市海阳市农村女性劳动力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方式获取数据,分析海阳市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意愿,并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其非农就业意愿进行实证分析,探究主要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年龄、受教育程度、非农从业经历、每天互联网使用时长、赡养老人数量、照管儿童数量和对就业政策了解程度等因素与海阳市农村女性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意愿显著相关。为提高海阳市农村女性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意愿,提出鼓励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完善农村养老与儿童照管相关公共服务体系和加大政策宣传、加速政策落实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