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程度、成因与影响——基于历史宏观截面数据的验证

本文利用《中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汇编(农业卷)》、《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7)》及《中国农业年鉴》等宏观截面数据对中国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的程度、成因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现象确实存在,但并没有达到农业女性化的程度;农业劳动力女性化表面上看是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的性别差异引起,其背后更深层次原因是农户经营土地规模的细碎化;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对保持农业生产规模有积极影响,对农业生产效率影响不明显。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应该更多地关注如何提高农业的规模化、机械化和劳动力的文化素质。

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对农业经济发展影响研究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妇女在农村和农业发展中的贡献和作用正在逐步提高,这种趋势给农村和农业带来促进作用的同时,也带来负面影响。应该运用完善农村女性教育体系,提高其文化素质;推广农业信息和科技服务,激发农村女性农业生产的潜力;对农村家庭的生产结构进行调整;建立完善的医疗和养老保障体系等策略予以解决。

非农就业对家庭营林劳动力投工女性化的影响研究

根据劳动力转移新经济学理论和家庭内部劳动力分工理论,基于2018年浙江省14个县(市)681户营林调查户样本数据,运用Tobit模型分析了非农就业对营林劳动力女性化的影响。结果表明:非农就业对女性劳动力单位面积营林投工量和女性营林投工比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非农就业对不同林种营林投入女性化有明显差异,对经济林农户家庭营林投工女性化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用材林农户家庭营林投工女性化作用不明显。提出完善农村劳动力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农村女性劳动力营林生产技能培训;发挥女性劳动力的营林生产优势等建议。

劳动力女性化对自然保护区农户薪柴利用行为的影响--来自四川省的证据

基于2018—2019年四川省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农户薪柴利用行为入户调查数据,通过分析并建立Logit二元选择模型探索劳动力女性化对自然保护区农户薪柴利用行为的影响。分析发现,研究区域内劳动力女性化现象突出,农户薪柴利用行为对大熊猫生境存在干扰,并且存在生产效率相对较低、破坏森林群落结构问题。结果表明:劳动力女性化、劳动力素养、财富效应以及薪柴资源禀赋对农户薪柴利用行为有显著影响。基于实证结果,提出鼓励女性劳动力投入到生态产品经营与服务中,既使农户共享自然资源收益,又能够促进农户逐步退出薪柴利用领域;建立多样化能源体系,鼓励农户减少薪柴采伐,在电能、沼气、太阳能使用上对农户给予技术支持与资金补贴,降低农户的能源利用负担,改善农户能源利用结构。

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对茶叶生产的影响研究——基于生产环节外包市场发育的视角

女性化是农业劳动力结构改变的必然趋势,其是否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话题,而茶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作物,对女性劳动力有着一定程度的依赖性。为此,本文基于南京市茶农调查数据,从茶叶生产环节外包市场发育的视角,分析该地区茶叶生产劳动力女性化状况及其对茶叶生产的影响,从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角度,提出了缓解农业劳动力不足的改善路径。

基础教育之困:教育劳动“女性化”

教育劳动“女性化”是造成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当前,我国教育劳动“女性化”主要表现在教师队伍的“女性化”和家庭教育活动主体的“女性化”两个方面。教育劳动“女性化”存在固有的弊端。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的时代背景、女性更适合教师职业的定势思维以及教师职业难以吸引男性加入的职业困境是教师队伍“女性化”的主要原因;“丧偶式”家庭教育盛行、父职履行缺乏督导是家庭教育活动主体“女性化”的主要原因。基于此,为改善教育劳动“女性化”的现状,应改革和完善师范生招生制度、强化教师职业对男性的吸引力、消除社会对教师形象和父亲形象的刻板印象。

何谓“农业女性化”:讨论与反思

文献回顾看到,农业劳动力性别结构变动趋势以及农村妇女生产角色演绎情况是目前学界考察农业女性化的两个方面,核心在于农村妇女是否掌握农业生产的决策权、主导权和管理权。通过分析全国人口普查中农业各部门劳动力性别结构变动态势,以及安徽省农村妇女农业生产参与情况,明确农业女性化主要是指种植业部门劳动力的女性化,也看到"生产参与、决策边缘、技术无缘"是当前农村妇女参与农业的主要特征,农业依然是"男人的农业"。女性农业劳动力的数量与价值存在背离,需要在数据和实践中重新审视农业女性化这一议题。农业女性化只是农业劳动力结构性问题的缩影,未来需要对"谁来种地"和"怎么种地"两个问题保持警惕。

何谓农业女性化:概念体系的建立与讨论

我国人口流动的性别差异和家庭性别分工递补效应,致使农业女性化成为普遍现象。国内学者在释义农业女性化的过程中强调非农转移性别差异这一要素,并从农业主导权入手提出了女性农业化的表达方式。国外学者则将农业女性化解构为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和农业生产管理女性化两个方面而进行讨论。农业女性化概念构建过程中必须面对四个基础性问题,即需要明确农业女性化主体的指代、突出女性化特征、重视农业女性数量和结构的变化过程、厘清农业女性化中农业的范畴等。可以从数理女性化、劳动女性化、管理女性化三个层面重新解读农业女性化的内涵并进行测量,从而构建起完整的农业女性化测量体系。

农业女性化与老龄化趋势:新农村视域下的反思与解困

农业女性化和老龄化实质上是生产力要素中的核心要素——劳动者的女性化和老龄化。当前,我国农业女性化与老龄化的主要特征为:男女角色互换;区域差别明显;持久性与集成性。由此带来的风险是:阻碍女性劳动者的发展和降低农业生产率。因此,基于新生产力要素理论,政府应着力提升女性劳动者这一核心生产要素的素质,提供和开发诸如信息、科技等外围生产要素,以使女性劳动者与外围生产要素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突破困境。

农户务农劳动力质量与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基于土地流转和农业社会化服务调节视角

我国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失的现实,目前看并未对粮食生产带来明显的冲击,为揭示其中各因素的作用机理,本文基于长江沿线6省468户水稻种植户数据,检验劳动力质量对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并考察土地流转和农业社会化服务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水稻种植存在劳动力质量约束,农户务农劳动力质量下滑显著抑制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土地流转、购买社会化服务有利于水稻生产技术效率提升,能显著调节务农劳动力质量下滑对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负面影响,其中社会化服务的直接作用和调节效应比土地流转更明显。进一步研究显示,务农劳动力质量、土地流转与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影响和调节效应因农户分化而呈现出明显差异。缓解当前小农户劳动力质量约束,比较现实的路径是促进农地流转和进一步建设与完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

再生产劳动力的新全球政治学

在当今国际迁移女性化趋势的启示下,以再生产劳动力 （ 维持家庭再生产的劳力活动）为母题的全球政治学格外引人注目.本文所要评述的前沿研究表明,不同类型的再生产劳动力之存在相似性和内在联系,从属于同一谱系.第一,招募外籍新娘和外籍帮佣是两个并行的过程,分别提供了以阶层特定的策略以回应全球照护 （ 短缺）危机;第二,有酬或无酬的再生产劳力由劳动迁移和婚姻迁移两套相互交织的路线构成,女性沿着这两套路线连续不断地编织迁移生涯.第三,一方面关于迁移女性的各种社会范畴在话语上经常混为一谈,另一方面它们都桎梏于同一种形象,即性别化的他者.第四,全球照护链并不局限于家庭范围内的再生产劳动力移民,从方兴未艾的国际护理移民潮可以看出,它还可以在更高的社会再生产层面上操作.

“新”技术的性别历史与公共性:技术的性别建构与性别平等

技术与性别既是文化隐喻,又是基于物质生产和劳动分工的实践。因此,媒介与性别研究越关心技术之日新月异,就越应当将技术发展的历史性和建构性带回新技术“横空出世”的神话。对国内《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现代传播》和《妇女研究论丛》5种刊物,以及国外的Feminist Media Studies和Gender,Technology&Development两种刊物近五年共188篇涉及技术和性别的文献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国内相关研究集中于性别气质和亲密关系劳动,国外相关研究集中于数字女性主义运动的自我赋权与风险。立足我国本土现实与既有理论资源,借鉴国外性别与技术研究中对网络性别暴力和性别公正的技术行动两个方面的研究,可以成为我国媒介研究进行性别与技术知识在地化生产的新方向。

管理型中介:家政劳动力市场的中介控制研究

通过对北京大型家政公司的案例研究,本文探讨了家政管理型中介的形成背景和运作机制。作为管理型中介,家政公司在与劳动者保持市场关系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组织控制,通过“会员制”的制度设计、“制造匹配”的利益调节和“打造娘家”的情感整合三重机制建构自身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主导权,形塑市场结构,介入对劳动力供给和劳动过程的控制。家政行业的内在属性和外部环境构成管理型家政中介运作的重要背景。本文揭示了高度私人化、女性化的非正规就业劳动力市场的中介控制机制,深化了对非正规就业劳动力市场控制的学术探索。

男性照料:家庭向平等发展转型提速

传统“男外女内”的性别分工使家务劳动女性化,让缺席的男性视为理所当然,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承认家务劳动的价值,公共政策保障男性参与家庭照料,将有效推动家庭向平等发展转型提速,促进法律上的男女平等转向现实的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