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女性参与村“两委”决策管理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是研究我国农村发展现状的最大社会背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党中央站在历史高度,高瞻远瞩、统揽全局,为解决“三农”问题作出的重大举措。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农村女性作为乡村社会的重要主体,是乡村振兴的享有者、受益者,更是推动者、建设者。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以农村女性参与村“两委”决策管理为研究主题.

农村女性参与民间妇女组织的影响因素分析——以辽宁省6个县887名农村女性为例

2018年党中央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巾帼行动”,激发乡村女性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应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1]民间妇女组织作为服务广大女性的社会组织,是畅通和规范农村女性诉求表达的重要主体性力量,对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和推进乡村振兴具有积极的意义。综合学界研究和社会现实,本文的民间妇女组织指自下而上兴起的、以女性为主体并服务于乡村女性的各类社会组织。

乡村治理中的女性参与研究——基于皖北S县村嫂理事会的运作实践

在大规模劳务输出背景下,如何推动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中西部地区乡镇面临的重要问题。皖北S县创新性地建立村嫂理事会,组织和调动女性参与乡村治理,有效壮大基层社会治理力量。文章基于对皖北S县村嫂理事会中女性参与过程的观察与分析,运用实地调研、结构式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等方法,深入调研村嫂理事会的日常工作,系统梳理村嫂理事会的治理实践。研究发现:村嫂理事会作为连接科层体制内外的一个特殊社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村嫂理事会的设立不仅依托于乡村振兴战略和妇女工作相关政策,更受S县大规模劳务输出、村民需求表达缺失以及乡村治理松散化的内生驱动。村嫂理事会参与乡村治理的运作实践包含了规范的组织建设、明确的实践范畴以及融入熟人社会的工作方式。研究表明,在治理现代化转型背景下,乡村女性柔性治理对于搭建女性政治参与平台、提高基层治理效能以及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女性参与村庄治理的路径研究--以海南省W村为例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乡村发展与建设离不开当地女性的重要作用。农村女性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通过对海南省W村10位女性从业者和17位女性村民的深度访谈,探讨农村女性参与村庄治理的基本现状、困境,获取第一手详细资料,对提高农村女性公共治理参与能力提供一些有效参考。研究表明,W村女性参与村庄治理程度较低。经过深入研究发现,有四大困境影响其参与治理:生理困境、思想困境、受教育程度困境和自我认知错位。具体建议是,减少家庭对女性的束缚;为W村女性参与村庄治理提供社会资源支持;增强W村女性自我认同,提高性别平等意识;开发和培养W村女性的独特优势。

城市社区微治理中多元主体协同的博弈困境与女性参与

城市社区微治理作为社区精细化管理的有效途径弥补了传统治理模式的不足。然而,多元主体在参与社区微治理过程中尚存在诸多博弈困境。以“结构—过程—能力”为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制度缺失、利益失衡、资本分散是导致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微治理过程中存在博弈困境的主要归因。女性主体在社区微治理中发挥了传播合作意识、促进多元主体参与、扩展支持渠道、增强制度柔韧性等积极作用,为社区微治理提供了隐性助力。在实践层面推动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社区微治理,有必要以女性主体为核心力量,从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互惠结构规则、协同动态过程网络、协同合作能力平台三个维度,增强女性主体参与,助力社区微治理效能。

浪漫主义时期室内乐活动中的女性参与研究

室内乐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与变迁,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时代内涵,反映出音乐技术的完善和社会文化的变革。浪漫主义时期,随着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越来越多中产家庭的女性开始接受各方面的教育,进入艺术这一领域。在此背景下,大量音乐爱好者涌现,越来越多的女性有了学习音乐的机会,部分女性达到了专业音乐家的水平,她们的身影出现在各大音乐活动中,其中在带有室内乐性质的音乐沙龙活动中出现最为频繁。一般来说,与钢琴音乐一样,室内乐也被认为是适合女性的音乐,但在与音乐相关、与室内乐相关的文献资料中几乎寻不见女性的身影。这并不是因为她们从未参与音乐活动及创作,而是因为这些资料文献大多是以男性的视角,更具体地说,是以欧洲上层白人男性的视角去书写的,女性只作为点缀存在。各项与音乐相关的活动中少不了女性的参与,但女性业余爱好者和专业音乐家获得的成就常常被学者们忽视。文章研究浪漫主义时期室内乐活动中的女性参与,旨在帮助读者认识和理解女性身处的时代背景以及她们取得的音乐成就,促进音乐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和谐。

共同富裕视角下女性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创新——以浙江省建德市“千鹤样板”为例

女性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是共同富裕的享有者、受益者,更是推动者、建设者。女性参与乡村治理,可以更好发挥女性的特有优势,拓展乡村治理的维度,不断激活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从而走出一条具有当地特色的乡村振兴新路子,促进共同富裕。然而,在女性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中仍存在认识有待提高、潜能有待挖掘、机制有待优化等问题。浙江省建德市作为“千鹤妇女精神”的发源地,积极发扬“千鹤妇女精神”,不断进行实践创新,其经验为推动女性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了一些启示:整合多方力量,激发女性政治参与能力;构建帮扶新格局,提高女性增收致富水平;创建和谐家庭,发挥女性独特作用。

女性参与乡村振兴的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基于CiteSpace知识图谱分析

运用CiteSpace知识图谱分析软件,分析女性参与乡村振兴领域现有文章的研究特点,系统梳理国内关于女性参与乡村振兴现有研究文献的数量、核心作者、研究机构情况,并通过关键词图谱和文献可视化Timeline分析研究热点。结果表明,该领域的研究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呈现出较好的发展势头,出现了许多新热点词,但现有研究的质量有待提升,研究深度和广度不足。厘清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对积极发挥女性力量推动乡村振兴,实现乡村善治有重要意义。

女性参与高管团队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中国民营企业的实证研究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女性在中国社会的地位长期受到轻视,其在商业中的作用更是一直为人们所忽视。然而,随着中国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不少女企业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商业成就,女性开始崛起为企业界的一股新的力量。那么,女性参与高管团队是否能为企业增加价值呢?性别差异是否能够成为一种优势而使女性管理者更好地进行决策和管理企业呢?本研究以关于企业高管团队的文献为基础,以中国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2008年民营上市公司数据,探讨女性参与高管团队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且将这一关系置于女性高管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两个调节变量的背景下,进一步探究影响女性参与高管团队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女性在高管团队中的参与能够提升企业绩效,这种对绩效的提升随着女性高管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提高而增强。本研究从高管团队成员性别差异的角度丰富了现有的高管团队理论体系,并且为中国处于蓬勃发展中的民营企业的成长提供了有意义的实践指导。

女性参与董事会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对董事会女性配额制度合理性的检验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女性一直更多地承担着家庭责任,社会经济责任却被忽略。文章在董事会参与公司治理文献的基础上,以中国创业板的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2012—2013年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女性董事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并探讨女性董事的受教育程度和专业背景的调节作用,进而检验女性董事配额制度的合理性。结果表明,只有经过附在女性董事上的资本调节后,女性参与董事会才能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

欧盟促进女性参与科技创新的政策与措施述评

进入新世纪,欧盟加大了女性参与科技创新的政策与措施力度。本文分析和阐述了欧盟女性参与科技的现状及挑战,欧盟为应对挑战而实施的促进女性参与科技的行动措施,以及未来的政策与工作重点。

社会性别、比例政策与女性参与——以天津川村村委会选举为例

本文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分析了比例政策的内容及其运作过程,认为比例政策是一项具备社会性别意识的政策,符合农村妇女的利益需要,能有效提高妇女进入村委会的比例。但其作用也有限度,即无法解决妇女当选职务的性别化、边缘化问题,可能的原因在于比例政策的先天结构性缺陷以及运作过程中出现的政策认知、政策执行和政策监控等方面问题。

女性参与:互构中的个体化进程

嵌入中国男权社会的女性参与,与正在崛起的中国式个体化迎面相逢,两者相互启蒙、互为因果。论文通过分析两届北京市政协提案中女性委员的参与频度和效度,发现十年间女性委员的人均提案总量、人均优秀提案数及优秀提案产出率均全面超过男性,且呈现"后起式"及"脱域式"的参与特征。这一高层次女性参与缩影显示,在女性参与总量不断递增、内容不断深入中国社会治理内核的进程中,强调自我认同、突出自助发展的个体化浪潮与之互相推涌,即便前路艰险,但持续发展的态势已不可阻挡。

国外促进女性参与科技的政策措施综述及启示

通过研究欧盟与韩国促进女性参与科技的相关政策措施及实施情况,借以比较分析我国的政策现状,发现我国存在部分政策缺失、相应政策体系不健全和女性组织作用未充分发挥等问题,为此提出改革政府层面相关机构设置、完善女性组织体系以及一系列具体政策措施。

民族习俗中女性参与的社会性别观察:雨卜苗族村寨的个案

民族习俗是规约个体社会化的一种基本力量,同时也折射出特定民族、特定文化对男性、女性的社会性别期待。苗族传统习俗中的女性角色主要表现为生产生活习俗中的主内者、宗教礼仪习俗中的局外人以及恋爱婚姻习俗中的等待者。苗族习俗中的女性角色受制于传统习俗的规约,但同时,时代的进步以及苗族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年轻一代的眼界开阔了、自我意识增强了,表现出与年长者的种种差异,而生活于当下的苗族女性无一不遭遇着自我期待与社会期待落差的角色冲突。

羁绊、平等、自由:女性参与马拉松运动的抗争、诉求与超越

文章基于女性主义视角,运用文献研究法和历史研究法,对女性参与马拉松运动的历史演进过程进行研究。研究认为女性在参与马拉松运动的历史脉络中,经历了羁绊、平等、自由三个阶段,分别体现出抗争、诉求和超越的时代特征。在羁绊阶段,女性马拉松运动在抗争中经历闯入男性领地、进入奥运会和推广普及三阶段;在平等阶段,女性在诉求中追求马拉松运动参与性别平等的价值内涵和差异认可;在自由阶段,女性理性对待马拉松运动中平等身体权利的追求、运动生活方式的建构和女性运动文化的诠释。

海峡西岸慈善组织中的女性参与研究——基于福建城市女性慈善参与状况的调查

在全国人民踊跃捐款捐"力",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助人精神的背景下,以福建城市女性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抽样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的方法,对福建城市女性的慈善意识状况和慈善参与典型实践进行调查了解,进而研究探讨了福建城市女性慈善参与的特点和误区。基于福建城市女性的慈善参与现状,研究认为可从舆论导向、教育培训和资源整合三个方面推进海峡西岸女性慈善队伍的发展和壮大。

增权:女性参与农业旅游的模式选择——以广东罗定连州镇为例

文章在连州镇女性参与农业旅游的实地调查基础上,分析女性参与农业旅游的现状及特征。研究发现,连州镇女性参与农业旅游的增权有无参与、弱参与和强参与3个层次,其中女性参与都是以弱参与为主,强参与为辅。通过政治、经济、心理、社会等4个维度探讨连州镇女性在弱参与、强参与两个方面的增权效应,提出连州镇女性参与农业旅游增权的两种交替式发展模式,即个体主动增权和外力推动增权。

促进西部地区女性参与决策管理

近十年来,西部地区积极完善女性参与决策管理的法规制度,营造女性参与决策管理的良好氛围,使女性参与决策管理的程度和水平均有大幅度提升,但是仍然存在有待改善的地方,突出表现为农村女性参与基层民主管理的整体水平较低、女性"权力尖端缺位"问题依然存在两个方面。因此,促进西部地区女性参与决策管理必须尊重女性价值,构建平等的性别文化;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政治文明视野;构建女性参政的外部支持体系。

壮族儿童母语习得的女性参与

女性是儿童母语习得的重要他人。在覃塘壮族聚居地，儿童的母语主要是在日常生活中、在与母亲和奶奶的亲密接触中自然习得，并由此确立了本民族的精神内核、思维方式和民族认同。在当下的跨文化语境中，覃塘女性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文化选择的困惑，提升她们的文化自觉与文化传承能力是保护民族文化的重要举措。而本地普遍存在的双语现象为民族语言生存与生态多样性保护提供了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