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水平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动态关系研究

生育水平变动会影响未来劳动年龄人口供给,但生育水平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相关性研究结论尚有争议。基于我国1970—2021年生育率水平和女性劳动参与率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后,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对两者之间的变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和检验,从宏观角度揭示生育水平变动与女性劳动参与率变化的动态关联性。研究发现,我国生育水平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相关性由1979—1990年的负相关转变为1991—2021年的正相关,生育水平与女性劳动参与率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总和生育率与女性劳动参与率已总体呈现出一定的格兰杰因果关系;1991—2021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互动响应关系显著,女性劳动参与率变动对总和生育率变动的冲击影响呈现滞后性,且影响程度没有总和生育率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冲击影响大。因此,在生育政策调整背景下,我国应充分重视生育水平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互动影响和冲击响应关系,有效保障女性生育和劳动权益,推进性别平等的生育支持体系建设,在提振社会生育水平的同时稳定女性劳动参与率。

经济转型期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灰色关联分析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发生了变化。本文将对女性劳动参与率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利用相关数据对中国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率与其影响因素进行灰色关联分析,藉此揭示经济转轨时期中国劳动力市场中女性劳动供给的特点,并总结其政策含义。

公司高层女性参与率对价格加成的影响:促进还是抑制?

劳动力市场理论中,性别分化带来的劳动力异质性不仅源于劳动力本身在物理、生理等方面的差距,还源于社会环境以及现存职场性别隔离的情况。文章基于女性参与率的不同对企业生产效率和利润水平产生的影响,构造了劳动力性别特征影响企业价格加成的理论模型,分析了其理论机制;并以2008-2019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女性高层主要通过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两个渠道影响企业价格加成,公司高层中女性参与率对企业价格加成具有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国有产权性质、市场化程度较高、两职分离的上市公司,女性高层的影响力更显著。回归结果支持了理论推导预测,并为相关机构制定女性就业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家庭照料对城镇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研究——基于CGSS2017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统计数据,构建Probit模型以考察家庭照料对城镇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老年照料、子女照料均会对城镇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产生负面影响;隔代照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女性工作和家庭的冲突。结合当前的时代背景和宏观环境,建议企业、政府与家庭共同发力,进一步提升城镇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

供给侧改革与女性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研究——基于福建省女性劳动参与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我国供给侧要素之一的劳动力,从2011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减少,2017年开始经济活动人口也将减少,这意味着我国劳动力将出现负增长。在改革步入深水区,经济转型步入关键期,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问题亟待解决。因此,建设"新福建"这样重大历史战略机遇期,需要充分发挥全省广大妇女的"半边天"作用。本文在实证分析福建省女性劳动参与率影响因素的具体作用方向和大小差异的基础上,探索劳动力资源要素优化途径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因素探究

为了研究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因素,将经济学分析上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因素分为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分三步使用Probit模型衡量各因素的影响方式和大小。最终得出性别、年龄、户籍、最小孩子年龄、孩子数量、母亲的居住地和婆婆的年龄均会显著地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率。管理者可以通过影响这些因素间接地调控女性劳动参与率,以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效率,维护社会稳定发展。

南京市女性劳动参与率对生育水平的影响研究

2021年江苏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已为负值−1.12%,2022年南京市常住人口出生率仅为6.01‰,低生育率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从女性劳动参与率视角切入分析其对生育水平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女性劳动参与率会通过影响生育意愿进一步影响生育水平。同时,本文通过对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库中南京市的相关数据分析,显示女性劳动参与率与生育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结合生育政策效果模型发现南京市实施二孩政策,对南京市生育水平产生了正向影响。未来可以通过工作时间的灵活调整,给女性提供平等就业机会,提高生育水平。

中国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变化规律及原因研究

文章通过对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变化规律进行研究并对比全球其他国家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变化发展特征,分析研究后得出:和发达国家一样,未来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将持续不断提高。并结合我国女性就业越来越困难的现状,对原因进行分析,最终得出一系列的解决方案。

印度城市地区女性劳动参与发展停滞原因探析

1987~2011年,印度城市地区女性劳动参与率处于极低的状态,并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陷入了停滞。尽管经济增长率不断提高、生育率下降、工资待遇和教育水平不断提升,但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始终徘徊在18%左右。对5项具有代表性的大型微观截面调查的分析表明,供需影响的综合作用导致了这种发展停滞。主要的供应端因素是家庭收入的提高、丈夫受教育水平的改善以及受过高等教育女性的选择性下降。在需求端,使用女性劳工的生产部门增长幅度最低,因此雇用产业结构的变化实际上导致了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

流而不工、迁而再守——子女随迁对女性就业的影响研究

从"单身外出"到"举家迁徙"的人口流动趋势转变,女性不仅参与到流动大军中且成为城市劳动供给的重要来源。随迁子女会增加女性的家务负担,进而造成流而不工和迁而再守现象。本文利用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在纠正内生性偏误后发现子女随迁对流动女性的就业确实会产生负向影响,而家庭化迁移能降低这种不利的影响。此外,在考虑不同家庭迁移模式、户籍状态分割以及个体特征等异质性差异后子女随迁对女性就业会产生负向影响的总体结论依然成立。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优化家庭迁移决策,降低子女随迁的隐形成本,防止女性由此而带来的"隐性失业"等问题。

成都女性就业变动态势及其政策含义——基于“五普”与“六普”数据的比较分析

女性就业水平与就业质量既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测量女性发展的重要指标。本文通过对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开发,全面分析了成都女性就业行业性别比、就业结构变动及其城镇乡差异,总结了女性就业结构变动的特点,提出了促进成都女性就业的建议。

女性社会地位与总和生育率

在审视现有衡量女性社会地位的指标体系并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出新的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依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提供的数据,对全世界36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的女性社会地位与总和生育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分析,对最不发达国家进行了补充性分析。研究表明:一个国家女性的社会地位越高,总和生育率越低;一个国家的妇幼医疗保障水平对该国生育率的变动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女性受教育程度及家庭抚养比对女性劳参率的影响——来自CSMAR“一带一路”68国2010-2018年数据

利用国泰安“一带一路”沿线68个国家2010-2018年的国别面板数据,使用面板时间与个体交互固定效应模型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女性受教育程度、家庭抚养比对女性劳参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模型结果表明,在控制了经济发展程度、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教育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条件等变量后,女性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其以下时,其劳参率不会有显著增加,甚至有所下降,一旦接受大学教育后,女性的劳参率有显著提升,在1%水平显著;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女性家庭儿童抚养比每增加1%,其劳参率下降0.276%,在10%水平显著;女性家庭中的老年抚养比每增加1%,其劳参率没有显著变化。这对研究全球女性劳参率具有重要参考意义,也为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往来提供了新的视角。

台湾妇女劳动参与特征与家庭“人力补充”

一般来说,妇女无论在家劳动还是在外劳动都属劳动范围,也就是说,无论妇女在家或在外工作,都是生产范围内的劳动。只是从经济方面看,前者属“无偿劳动”,后者为“有偿劳动”。对妇女劳动人口而言,选择“有偿劳动”并不表示必须对“无偿劳动”加以放弃,只是投入“无偿劳动”的时间比例会因“有偿劳动”的参与而相对地受到影响。对“无偿劳动”的选择也是一样。妇女在个人的时间和体力受到限制的条件下,对于“有偿劳动”或“无偿劳动”的选择,必然是择其一而影响另一项的劳动投入。换言之。

全面二孩政策下女性就业问题研究——以苏州为例

一、研究设计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不断提高，根据2016年11月美国贝恩战略咨询公司开展的关于职场两性平等的调查，中国女性就业率高达73%。伴随着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女性所面临的工作与家庭困境日益加重。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女性在生育方面有了更多的自主选择权，但同时也面临着生育与就业的二次挑战。

澳大利亚全职女性每周薪酬不足男性两成

澳新银行（ANZ）近日发布报告称,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但她们却依然面临着同工不同酬的问题。报告发现,女性劳动参与率在过去30年间增长了25%,但是全职女性获取的每周薪酬却只有男性的18.8%,即每周295美元。报告警示,大量澳大利亚女性在退休时或将陷入贫困。

女性劳动参与率创新高 通胀因素不容忽视

●紧俏的劳动力市场吸引更多女性回到职场,但生活成本上升也是原因之一三年前,席卷全球的疫情触发了所谓的“女性衰退”(she-cession),数百万女性失去了工作,或者为照顾家人而离职。而今,女性在复苏浪潮中表现亮眼。

48.5%全球女性劳动参与率

国际劳工组织在3月8日国际妇女节前夕发布最新报告指出，过去20年来，在女性就业方面已经取得显著进步，但女性在就业机会、失业率等方面仍面临不平等。报告显示，2018年全球女性劳动参与率为48．5％，比男性低26．5％。而失业率则为6％，较男性高出约0．8％。综合这两项数据．男性中每有十人成功就业的同时，女性只有六人能够走上工作岗位。

家庭内部决策理论的发展和应用:文献综述

在模拟家庭内部决策方面,经济学家们有三类可供选择的模型:共同偏好模型、合作博弈模型和非合作博弈模型。本文通过综述这些模型的基本内容和发展过程,对新古典共同偏好效用函数、纳什公理性议价理论和战略性议价理论进行方法论上的比较和分折,并且应用它们对女性劳动供给为、人力资本投资、离婚率和出生率的变化及其内在联系提供一些经济学角度的解释。

金融发展与女性劳动参与的地区差异

本文分析了金融发展与女性劳动参与的关系。由于技能劳动比非技能劳动与资本的互补性更强,因此金融发展带来的资本深化将提高企业对技能劳动的相对需求。又因为女性在技能劳动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因此金融发展最终可以吸引更多女性参与经济活动。本文实证地检验了金融发展对女性劳动参与决策的影响。城市层面的分析说明,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城市有着较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微观个体层面的分析给出了一致的证据: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女性更多地进入劳动力市场,并且这一效果对于高学历女性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