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期以来印度民族主义叙事中的女性想象嬗变

自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以来,在印度民族国家萌芽、建立、发展和壮大的百余年间,女性被深入糅合进民族主义的塑造过程,支持并滋养各种民族主义话语,服务于印度民族国家政权合法性的建构需求。随着时代的变迁,印度民族主义叙事中的规范性女性气质发生了很大变化。19世纪中后期,印度本土民族主义精英面对英国殖民者的统治与西方文明使命话语的冲击,将提高女性地位与民族现代化进程联系起来,塑造了有别于旧女性、底层女性和西方女性的印度“新女性”。20世纪上半叶,“印度母亲”作为一种“祖国母亲”式的隐喻结构和国家的人格化表述,成为印度民族主义者实现民族动员和呼吁男人作战的象征力量,爱国“母亲”纷纷以在家纺布和抵制洋货的形式支持民族主义事业,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印巴分治时期,印度民族主义者通过对女性身体的想象建构了民族国家话语,女性担负起守护民族“纯洁性”和“荣誉”的双重使命,为保贞洁、不被异族强奸或玷污而殉身的“印度教女性”便成为印度女性典范。独立后,一方面,随着印度现代化进程加快,兼具传统与现代品质的“受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职业女性”成为印度优秀公民的代表;另一方面,女性在日益发展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中也扮演了煽动教徒情绪、唤醒女性反抗的积极主体角色。

男性的性别怨恨与城市女性想象——对“乡下人进城”男性叙事文本的一种考察

近年来,人们对乡土小说的关注多以民工和保姆题材为主来考察乡下人在城市所面临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苦难,男性的性别怨恨却成了被遗忘的角落。乡村男性的性别怨恨,源自于城市女性凭借着城乡的文化差异对他们所实施的性别权力。虽然这种性别权力询唤了乡村男性的主体生成,但它依旧是传统秩序的表现。在社会转型期非但没有改变男性的主体性认知,还进一步强化了两性之间的性别对立,无益于性别秩序的改善和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

20世纪初东北小说的女性想象与文体嬗变——以《盛京时报》报载小说为中心

文学是时代景象与精神的生动记录和写照,小说中的想象在社会、时代的发展过程中与时俱变,主导着小说中形象的塑造。20世纪初东北小说中的女性想象亦是如此,具化在作品中的形象承载着时代对女性的期许,也透露了蕴含在这些形象中的社会思想况味。此期东北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大致可划分为:西风东渐的世界大势之下的西方先进国家的女性,她们有着成熟的个人意识,追求实现个人价值,自给自立自强,有着沟通中西、引新入旧的作用,寄寓了近代中国社会和女性进步的目标;善良隐忍、多苦多难的传统女性,她们的思想意识、社会地位受制于传统宗法伦理规范,大多没有独立的经济、社会地位,她们的形象仍集中了比较多的牺牲况味;现代启蒙进程中向新而在、面相复杂的新女性,她们在现代启蒙中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现代文明的熏陶,对时代潮流做出了积极应和。对于形象的个性化创造影响了小说文体变化,尤其是推动了叙事中对于塑造人物的各种关系的探索,与传统小说文体相较,有了更多的复杂性和深广度。这些探索有益于呈现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轨迹,深入认知20世纪初东北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约翰逊期刊散文中的女性想象

一般读者的印象,约翰逊嫌忌女性。传统的两性观念在他身上依然起作用,不过在期刊散文《漫步者》中,约翰逊满怀同情地刻画了日常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妇女。将《漫步者》置于18世纪英国社会的历史语境中,探究其中有关女性的热点话题:她们在消费追求和欲望表达中的尴尬境遇,在婚姻和教育上面临的种种束缚。约翰逊深知社会对女性的偏见和不公,坚持不懈地倡言女性教育。

苇弟与凌吉士——女性想象世界中男性形象的两极

女性作家必然会在其文本中相对于男性文本中的天使与妖妇的形象,构想理想男性形象的两极。苇弟与凌吉士是相对于天使与妖妇划分的男性形象两极的典型。由于中国传统小说中硬汉(英雄)形象的非性化特征,所以他们没有走进女性的情感世界。

新女性想象中的“救国女杰”期待——20世纪初《夜未央》中译本俄国虚无女杰的形象解读

20世纪初的中国文坛译介了大量有关俄国虚无党的文学作品,围绕"虚无美人"的叙事与当时中国社会的女权话语与民族国家话语交织并行,在主体文化对新女性的想象中,这些俄罗斯女杰成为了中国女权实践的模仿对象。作为中国第一部翻译戏剧的《夜未央》,是虚无党作品在中国持续生命力最强的一部,本文尝试比较李石曾和巴金的两个中译本,从社会性别的视角解读两部译作中的女性形象塑造,以考察20世纪初中国社会在对"救国女杰"的期待中,该剧的中译本输入了哪些不同的性别观念,并参与特定时代的女权叙事。

清末民初的民族国家话语与文学中的女性想象

民族国家是一个现代的神话。于此语境,文学作为"民族共同体"最主要的想象方式,也得到了一种同质性的运作和理解。本文即以清末民初思想历史层面的民族国家话语为参照,来探讨此期文学创作的女性想象问题,分析这些文学在认同思想历史的民族国家话语时,又是如何通过艺术拟构来丰富和参与该话语的建构的。

20世纪初中国的女权话语与文学中的女性想象

中国的女权运动,从清末兴女学、不缠足开始,起点既低,而且始终被统摄在男性主导的民族-国家宏大叙事中,作为从属的部分存在。这决定了中国女权话语的男性色彩和国家意识形态特征,也决定了清末文学女权叙事的男性想象特征。女性的缺席,女性体验的缺乏,使晚清小说的女权表达呈现着书写的真实与表现的不真实问题。对晚清女权话语与女性叙事的梳理,是理解和分析20世纪中国文学女性表现的必不可少的起点。

类型电影与女性影像——十七年电影中女性想象的多维性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间,电影创作得到了很大发展,精品频现,片种类型比较丰富,结合不同片种类型中的女性予以考察就会发现,不同类型电影关于女性性别的想象也不同。常被人忽略的体育片、反特片中的女性影像,与战争片中的女性一起,共同展现了当时社会文化对女性性别想象的多维性质。

从白蛇形象的演变透视男性的女性想象

《白蛇传》为宋元明清以来流传很广的民间故事,以小说、说唱或戏剧等多种形态出现,备受赞赏喜爱,其中白蛇的形象随着时间的发展也发生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某种程度折射出了男性对于女性的想象以及双重期待心理。

青年郭沫若的女性想象与女性书写

青年郭沫若在他各类文体的创作中呈现出丰富的女性想象,建构起各种类型的女性形象。根据题材来源和两性关系的由远及近,青年郭沫若笔下的女性形象主要可以分为创造女神、叛逆佳人、幻美红颜、痴情少女、贞淑人妻几个类别。对这些女性形象的刻画,反映出郭沫若的女神崇拜情结。郭沫若心中的女神可分为创世女神、道德女神和欲望女神几种,在不同文本中,欲望女神颠覆了创造女神和道德女神。从创作主体看,则是浪漫主义作家郭沫若颠覆了社会改革家郭沫若。从中,可以看出青年郭沫若精神构成上的多重面向,以及其理性上的女性观与感性上对女性的审美欲求之间的深刻矛盾。

艾丽丝·门罗《蓝花楹旅馆》女性想象空间的建构

艾丽丝·门罗在小说《蓝花楹旅馆》中尝试着突破文体的局限,将现实和幻想交织在结局无法预知的浪漫愿望之中。通过刻画一个勇敢追爱的女性从变装、改名换姓到冒用他人身份的冒险经历,建构了一个丰富的女性想象空间,体现了女性想象的流动性和灵活性,也映射了女性跳出男性主导的象征秩序而建立自我独立人格的重要性。

论蒙古族题材电视剧的“女性想象”

"女性想象",并非专指女性艺术家进行的创造性想象,而是指在艺术活动中,创作主体自觉把关乎女性的表象记忆和文化经验运用新的结构组成"新形象"的思维活动。蒙古族题材电视剧中的女性想象,直面现实的社会问题,携带着蒙古民族的文化经验,饱含着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思想倾向,充满了建构和谐社会的艺术智慧和美学追求。

达菲的《世界之妻》:颠覆男性话语塑形的女性想象共同体

作为西方文学的源头,古希腊罗马神话经典作品所塑造的女性形象要么是海伦那样的红颜祸水,要么就是像潘多拉那样的替罪工具,要么是美杜莎那样的妖魔,要么是赫拉那样的妒妇。她们都是男性话语中被言说的客体,按照男人的利益、审美价值观和规训需要来塑形。当代英国桂冠诗人卡罗尔·安·达菲却在《世界之妻》诗集中以第一人称的主体叙事方式,让神话中英雄的妻子们高调出场,各自言说自己的追求、情欲和思想,以"我们说"形成了众女喧哗的局面,组成了一个女性想象共同体,合力颠覆男性话语权力下的女性塑形,建构女性话语主体地位和女性文学传统。

晚清“国民之母”话语及其女性想象

晚清,先觉者们纷纷引进西方的政治学说来救亡中国,论述新"国民"成为梁启超构建民族国家观的重要途径。"国民"一词盛行之后,"国民之母"的话语也顺应而生。"国民之母"话语让原本严重丧失基本人权的女性转而被圣神化,而话语背后也蕴含了男性启蒙者们强国保种的政治意图以及对女性"母亲"角色的期待。

五四时期男性知识分子社群之女性想象的时差——从《新青年》到《文社月刊》

清末民初,中国已经开始大量的性别论述,发言的主体也不仅止于男性,女性在此论述空间开始展开其发言权。早期的女学思想可以《饮冰室文集》里的论述为代表,倡导透过对女性的教育(所谓的"女学"),一方面养成贤妻、良母;另一方面使女性经济独立,从而建立幸福家庭,造就富强国家。《新青年》同样也注意这一方面的议题,不仅设立一个"女子问题"的专栏,且由女性执笔论述,上个世纪20年代基督教的重要出版物《文社月刊》,对于当时中国社会性别的状态特别是对于女性地位与未来发展的建构提出他们的构想,透露出当代的(男性)基督徒在书写中模拟的女性形象与企图形塑的理想愿景。

乌托邦的女性想象:威蒂格小说的另一种阅读

在法国女作家莫尼克·威蒂格的叙事作品中,贯穿着一个基本原则和精神:希望。作家希望通过文本实践缔造一个与读者共享的童年记忆空间,希望探寻女性乌托邦社会的内在动力和建构过程,为女性勾勒一个"美好之乡",希望为乌托邦新女性提供理想的精神家园和坚定的价值归宿。希望意识,或者说更好的生活方式成为威蒂格寄予乌托邦新人的美好愿望。希望原则与威蒂格主张的激进姿态、与她宣称的"女人并非生来就是女人"、"女同性恋不是女人"等否定言辞同时存在其文本中,我们试图将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进行审视,展开对威蒂格小说的另一种阅读。

新造中华资格之巾帼——晚清“女中华”的话语构建与女性想象

在晚清,对于女性的热情关注与想望是值得关注的社会文化现象,其中知识界提出的“女中华”命题尤具典型意义。此说首见于上海《选报》的一则报道,后经金天翮在《女界钟》一书的引述,以及《女子世界》杂志举办的主题征文活动而获得关注。因为话语形式本身的开放性,所以在启蒙者言说与文学书写中存在着微妙差异,由此形成独具意义的张力空间。聚焦于“女中华”这一独特的社会性别符号,梳理它从产生到传播的具体过程,讨论晚清知识界如何借此参与女性的想象与再构,并力图揭示其与民族国家建构之间的深刻关联。

晚清“男降女不降”话语及其女性想象

20世纪初,晚清知识界针对“男降女不降”这一来自明季的历史话语进行了广泛征用,形成一股颇具势力的言说热潮。虽然话语使用的背后担负相同性质的民族主义动机,但在具体论述过程中仍呈现微妙而有意味的差异:以蔡元培和章士钊为代表的“《苏报》同人”多借此话语形式直接为“排满革命”张目;其他知识分子如柳亚子、高燮等更为关注话语本身凸显的女性主体,致力于挖掘“女不降”蕴含的民族大义,借此呼唤晚清女性的崛起,彰显一定意义的女性主义立场。同时期文学文本建构的女性形象,可以看作是对上述差异性言说及其背后相同意图的呼应。

《母狮的忏悔》的生成性与女性想象

莫桑比克籍作家米亚·科托是当今葡萄牙语世界中颇负盛名的非洲作家。他的作品多关注莫桑比克内战及战后普通人民的生存境况,而融合葡萄牙语与莫桑比克语的语言模式也让其创作彰显着属于现代非洲的独特声音。小说《母狮的忏悔》在风格上延续了他对魔幻现实主义的探索,并大胆聚焦黑人女性的生存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