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民工心理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

目的:了解女性民工心理健康状况,并探讨影响心理健康的相关因素。方法:采用SCL-90、PSSS、TCSQ、SAQ、GSES对197名女性民工进行测试。结果:女性民工SCL-90各因子分值高于中国常模。社会支持、积极应对分值与SCL-90总分呈正相关;消极应对、自我接纳分值与SCL-90总分呈负相关。结论:女性民工心理健康水平低于普通人群,其心理健康状态与社会支持、应对方式、自我接纳存在相关性。

女性民工就业现状分析

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的开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女性开始加入到这一转移潮流中,女性民工开始涌现于城镇,她们作为性别与身份相对弱势的群体,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文章对女性民工在城镇中的就业现状作简要分析。

生育对女性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生命历程的视角

生育是女性农民工生命历程中无法回避的话题,对其城市居留意愿有着重要的影响。基于生命历程视角,结合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生育对女性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生育对女性农民工居留意愿有着积极促进作用。其中,代际差异呈现出倒U型的影响,0~1个孩子对女性农民工居留意愿影响不显著,而2个与3个及以上子女对女性农民工居留意愿影响显著。与子女一起流动对女性农民工居留意愿影响更强。

打工电影中的女性农民工形象研究

在打工电影的艺术化表达中,女性农民工群体大致呈现为三种形象,即被物化的“他者”、乡村传统道德的承载者以及奋斗逐梦的成功者。不同的想象模式映射了影片在性别立场、城乡观念和制作模式上的诸多差异,引发观者思考如何增强女性意识、避免对女性农民工的刻板想象。打工电影应进一步勾勒出传统乡村女性现代转型的复杂现状,有效协调商业和意识形态因素对电影现实性和批判性的干扰,从而拓展影片的思维深度,提升其艺术价值。

制造业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角色冲突问题研究

制造业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生存与发展与我国经济建设的进步息息相关,其在就业中所面临的困难也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具体表现为女性农民工在就业过程中常常面临的双重角色冲突,其中生产领域所扮演的劳动者身份和再生产领域所扮演的母职身份是引发问题的关键。受社会性别主流化和工厂组织架构的影响,职场出现“同工不同酬”“玻璃天花板”等现象,种种问题随着庞大数量的劳动者的加入更加突显,并对女性的就业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基于对内部与外部影响因素的分析,文章从社会工作专业入手,建议我国应重视家庭教育,转变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尊重女性与生俱来的生理特性,推动照料劳动社会化,营造公平、友善的就业环境。

妇联组织推动女性农民工就业的优化路径——基于“三新”领域群体的分析

随着我国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和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在国家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快递、外卖等新就业群体正从高速发展向规范发展转型。依托于数字经济、互联网平台等发展起来的“三新”领域(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日益庞大,已经成为服务市民生活、助力城市发展的一支重要新生力量。新生代农民工是“三新”领域群体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女性农民工,占比相对较高,发挥了重要的“半边天”作用。充分关注“三新”群体中女性农民工的就业状况,改善就业环境和质量。

桐梓县促进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本地就业的经验和模式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给农民工就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作为未来就业市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容易受到疫情影响,也更倾向于本地就业。以贵州省桐梓县为例,梳理其促进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本地就业的实践经验,从内部动力和外部支持的视角总结出桐梓县政府促进该县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本地就业的模式。研究发现,此模式为基层政府促进本地就业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

主观阶层认同、非农收入与女性农民工幸福感——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实证

女性农民工逐渐成为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主力军,其幸福感的需求呈现由谋生到发展的变化,提高女性农民工幸福感成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本文基于社会阶层认同理论,运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3、CSS2015、CSS2019)三期数据,构建有序logit模型,借助中介调节效应分析法检验主观阶层认同对女性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主观阶层认同对女性农民工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存在代际差异与务工区域差异。主观阶层认同对女性农民工幸福感的作用呈现出受调节的中介效应,其中非农收入起到了中介作用,社会公平感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因此,构建向上流动的社会机制、健全可持续增收机制、营造平等公正的社会环境、推进包容性城镇化建设等有助于持续增进女性农民工幸福感。

新形势下女性农民工生存现状及对策研究——基于对358名女性农民工的调查

新形势下,女性农民工在融入城市过程中面临比男性农民工更多的排斥与歧视,在生活和工作上要承受更多的困难与挫折。在对保定市女性农民工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基础上,对新形势下的女性农民工的生存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改善她们生存质量的对策和建议。

性别、传播与认同: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

通过对长三角地区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进行实地调查,试图探讨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性别认同及其多重传播实践,旨在分析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性别意识的觉醒、性别角色的扮演,以及父权规范、大众媒介、城市交往等对其性别认同的影响。研究发现,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性别认同的构建过程可以解读为一系列以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为主体,以大众传播、代际传播、人际传播为途径,以女性身体、角色、形象为内容,以抗争、想象、协商为表现形式的多层次、互动式的传播实践,从而建构了具有现代性、独立性的女性性别认同,以期能以更好的女性姿态进行城市"适应"与未来"融入"。

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心理资本与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

主要采用"心理资本问卷"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等工具性量表,对163名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探讨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心理资本现状及其与社会支持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心理资本水平处于中高水平;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学历对心理资本总体水平及自我效能、韧性和希望三个维度的影响显著;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工资对心理资本的自我效能和乐观等维度影响显著;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社会支持与心理资本之间呈显著正相关;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对支持利用度"对其心理资本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政治资本形态对女性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影响研究——基于CGSS2010数据

利用CGSS2010数据,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分析女性农民工政治资本形态对其城镇定居的影响。研究发现:"强关系"政治资本对女性农民工城镇定居选择影响存在类别差异,前置"强关系"政治资本形态对女性农民工城镇定居选择没有影响,而后致"强关系"政治资本形态却产生显著影响;对于"弱关系"政治资本来说,"前置弱关系"与"后致弱关系"形态对女性农民工城镇定居选择都产生显著正向促进作用;政治资本对女性农民工城镇定居选择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只存在于小城镇、县城、县级市以及地级市,对省城以及直辖市却没有显著影响。

迁而不工:子女随迁与女性农民工劳动供给

本文首先探讨了女性农民工劳动供给决策的理论机制,进而使用LPM-2SLS和IV-Tobit模型研究了子女随迁对女性农民工劳动参与决策及其工作时间的因果效应以及替代性照料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子女随迁会使女性农民工的劳动参与概率和周工作时间对数分别平均减少40%和2.485。进一步研究发现,幼儿园等机构提供的外源性照料使得子女随迁家庭的女性农民工劳动供给显著增加;而隔代照料对子女随迁家庭的女性农民工劳动供给的正效应则十分有限,该调节效应不显著主要源于隔代照料对老人健康的不利影响,此不利影响加重了老年照料压力进而抵消了隔代照料对于女性劳动供给所产生的大部分正效应。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完善替代性照料相关政策并释放制度红利可削弱子女随迁对女性农民工劳动供给的负效应,但对于隔代照料等家庭内部非正式照料而言,还需并行考虑健康及医疗干预政策。

女性农民工使用社交媒体调查

"农民工"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特有现象。女性农民工常因性别、年龄、家庭等诸多限制,成为弱势群体里的弱势。本研究力图通过对城市中女性农民工社交媒体使用现状的调查,了解社交媒体在其日常生活中信息获取、休闲娱乐、学习提升、亲人交流等方面所占比重,并进一步探寻利用社交媒体及相关资源促进她们适应社会和发展自身等的可行性路径。

女性农民工所面临现实问题的思考

在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时代背景下,女性农民工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是不容忽视的。文章旨在社会关注三农问题和性别问题的同时,更要重视承担着双重压力的女性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从政府和社会两个层面为这一群体缓解生活压力,提高她们的生活水平。

女性农民工“可持续生计”问题研究——以重庆市女性农民工为个案

农村女性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农民工中占有一定的比例。本文以重庆市女性农民工为例进行调查后,揭示出当前女性农民工就业能力的现状及问题,并通过对影响女性农民工可持续生计因素的分析,提出了促进女性农民工可持续生计的相应对策。

对“离乡不离土”群体的调查研究——以北京市“租地种菜”女性农民工为例

本文通过对北京市肖家河社区“租地种菜”女性农民工进行的调查,发现该类特殊流动群体的特征为“离乡不离土”,属于农民工中的边缘群体,并分析出该类群体主要表现为年龄偏大、基本已婚、文化程度较低等特征,以及该类群体的流动动因不仅是为了家庭利益最大化,更主要的是为了维护婚姻家庭的稳定性。

体育促进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的质性研究

以社会融入理论为基础,通过质性访谈法深入了解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生活和体育参与情况,旨在呈现这一女性群体主体经验的同时,从体育视角为她们的社会融入问题提供一种新的思路。研究发现,新生代女性农民工通过体育活动的参与,可从"空间""网络""身份"和"形象"4个维度消解城市空间的隔离,拓展城市社交网络,构建积极的身份认同,改写群体刻板印象,进而在社会和文化心理两个层面推动自身的城市社会融入进程。

社会网络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返乡婚嫁的影响研究

本研究通过对河南省29位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深度个案访谈,利用"流出地社会网络"和"流入地社会网络"这一对概念工具,分析不同的社会网络给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返乡婚嫁带来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外出务工后,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她们的社会网络成员构成,但是,流出地社会网络的稳固和强大与流出地社会网路对流入地社会网络的潜在影响,以及流出地社会网络成员扩展的有限性,共同使得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往往最后选择了返乡婚嫁,使得她们很难挣脱乡村,真正进入城市生活。

性别、圈层与嵌入: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

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首要任务是实现女性农民工的市民化,只有女性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成为市民,才可能带动整个家庭融入城市。文章基于性别、圈层、嵌入的维度,构建了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多维分析框架。文章从身份歧视、职业选择、工作环境方面分析了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身份与性别排斥;从“群体边界”、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方面分析了女性农民工体面劳动获取困难及圈层跨越障碍;从城乡二元“隔离”与流动的“家”层面分析了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度性和关系型嵌入障碍。在此基础上,遵循“赋权—增能—自助—他助”的思路,提出了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