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之《中国革命中的妇女》中的女性解放思想分析

史沫特莱是美国著名的女记者、女作家、女社会活动家,也是著名的女权主义者。她先后在中国生活13年,当时正值中国革命艰难发展之际。在中国,史沫特莱撰写了大量报道,关注了许多问题,其中关于女性解放的内容集中收集在《中国革命中的妇女》一书中。在书中,史沫特莱看到了革命中的中国妇女在价值立场的两极分化,也在叙述过程中探讨过这种分化的原因,讴歌了那些为了自身和民族解放而英勇斗争的妇女,同时批判了那些不敢参与、不敢反抗,每天过着如同行尸走肉般生活的妇女,婉转表达了妇女解放应与国家民族解放相统一的立场。这启示我们,妇女要想获得解放,需要推翻旧制度,营造和逐步完善有利于妇女发展的制度环境,需要努力加强妇女教育,同时妇女自身也要注意自信自尊,努力实现经济独立。

高质量家政教育助推角色自由与女性解放

当前,中国需要完成从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到事实上的男女平等的转变。职场潜规则、就业面狭窄、工作、家庭难以两全等依旧阻碍着女性解放的步伐。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解放,就需要破除这些不平等待遇。这些不平等待遇主要源于女性在家庭、社会角色上的摩擦以及这些摩擦带来的家庭、工作冲突。因此,探寻缓解摩擦的手段和办法是现阶段中国女性解放的关键。家政教育作为沟通家庭与社会的桥梁,是化解家庭-工作冲突的润滑剂,是实现女性角色自由的重要手段。大力发展家政教育,实施家政观念、家政教育的革命性变革,是助力现阶段中国女性解放的必由之路。

从女性解放角度重论冯沅君创作思想的转变及其意义

冯沅君是五四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女作家之一,同时代批评家肯定她的前期创作反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冲破一切的时代精神,又真实地写出新青年在新旧思想之间的徘徊,对其后期小说创作削弱了反封建礼教精神感到非常惋惜。冯沅君后期创作思想发生变化是因为她对五四女性解放现实状况的认识更加深刻,对女性解放的思考更加深入。对女性解放而言,冯沅君后期创作虽表面消沉,但实际蕴含一种发展,同样具有独特意义与价值。

恩格斯女性解放理论及当代启示——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例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阐明了分工视角下女性地位的变化过程,指出女性地位随着氏族的消失,表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回答了女性所受压迫的私有制根源和解放的方向。论文旨在从分工视角下,探寻这两本著作所蕴含的恩格斯女性解放思想,旨在阐明恩格斯所提倡的女性解放所依靠的不是氏族社会的回归,而是依靠生产力的发展,实现女性地位的复归。恩格斯女性解放思想对于推动家庭职责男女共同承担、维持两性婚姻稳定、促进男女劳动市场公平提供了理论依据,对改善新时代女性地位具有启示作用。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女性解放思想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一书对家庭形式的演变和女性地位的变化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女性地位下降的根源是私有制、社会分工的产生和“两种生产”的不平衡,并对女性解放指明了道路,为我国解决女性地位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

《阿金》中的民族处境、阶级关系与女性解放

《阿金》于1936年初发表后,长期遭受冷遇,进入21世纪后却成为鲁迅研究的热点之一,既凝聚了鲁迅复杂的上海租界生活体验,客观呈现了当时的阶级关系,包括下层民众之间、民众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又包含了他对于性别解放议题的长期思考,文体特殊,意蕴复杂,主题多面。

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探究女性解放的真谛

女性解放理论自提出伊始,就引发了学术界的诸多思考,发展到今天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首先,社会经济地位是女性解放的基础,但并不是女性解放的唯一衡量标准,女性解放的真正内涵是幸福感的获得。其次,女性解放同女权运动之间存在差异:是否需要动摇社会经济结构;解放群体存在差异;女性权利与女性特征能否同时实现。最后,女性的解放可以通过正视家务问题和改变经营方式来实现。

再造妇女:《李双双小传》与20世纪50年代女性解放的可能与限度

在20世纪50年代女性解放的论域内,《李双双小传》具有无可回避的典型性与症候性。本文从既往研究鲜少论及的推进“李双双”之名首次在公共空间被称呼的发起者入手,重解“李双双”的命名逻辑及与之关联的主体性生成问题,进而提出“女性共同体伦理”和“情感势能”两个概念,并分析集体化时期二者分别关涉的基于性别经验和伦理转化的共同体建构以及两性/家庭政治改造中的情感因素等问题。作为一种“足够好的解放”,“李双双”式的经验有其启示,也自然有其限度,值得更多的反思与探索。

战争纪实·民族主义·女性解放——论庐隐的长篇小说《火焰》

长篇小说《火焰》是庐隐创作道路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标志之作,但由于时代动荡剧变和庐隐的骤然离世,《火焰》在后世鲜被人专门论及。实际上,小说以“一·二八”淞沪战争纪实为素材,以自叙传体的写作手法在同时期、同题材的作品中独树一帜,只是由于作者的民族主义立场与世界主义观念相矛盾,才使小说的艺术价值大打折扣。庐隐之所以在小说中建构的民族主义立场较为生硬,是因为她在经历了“一·二八”淞沪战争后意识到,民族解放是女性解放的前提,尽管她的民族主义立场与世界主义的价值观念相冲突,但还是毅然以民族主义观念为指导进行创作,曲线实现自己一以贯之的女性解放理想。

论濮舜卿戏剧的女性解放意识

濮舜卿是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位优秀的女性剧作家。她从女性视角出发,创作了一批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戏剧作品。濮舜卿敏锐地捕捉到女性在时代交替中的现实矛盾,在其作品中塑造了许多力图抗争封建压迫、努力追求新生的人物形象,颠覆了传统价值观对性别形象的固有定位,表现出了一股强烈对抗封建制度与男权文化的现代化女性解放意识。

反抗与出路——浅析鲁迅的女性解放观念

通过分析鲁迅《祝福》《伤逝》《离婚》三篇小说,深入了解祥林嫂、爱姑、子君从反抗到绝望的悲剧命运,理解鲁迅对女性解放的思考,并得出鲁迅反抗绝望、探寻女性解放出路的方法论。

探析近代法国沙龙文化对女性解放的影响

沙龙是上层社会人物重要的社交场所,发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发展,沙龙也变得更加流行和时尚,如雨后春笋般在西欧国家涌现,尤其以法国巴黎最为突出,成为近代史上一道绚丽的色彩。它不仅将新思想传播到社会各个阶层,而且对于促进女性解放产生了重要影响。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女性解放思想

解放的思想需要解放的理论,如果不知道该从何解放,那么由于对现状的不满和愤怒情绪所产生的动力就会不足。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一书是论述恩格斯女性解放思想的主要著作,该著作对女性地位变化、私有制压迫女性和女性价值等方面有独到的见解。本文主要从恩格斯女性解放思想的历史渊源、基本内容和当代启示三部分出发,旨在通过研究和探索恩格斯的女性解放思想理论来指导实践。

恩格斯女性解放思想及当代启示——基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思考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出发,阐述了女性地位的演变、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和实质以及女性获得解放的条件和途径,对我国实现两性平等和女性的全面解放,构建文明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价值启示。

个人主义与性别权力——胡适、鲁迅与五四女性解放叙述的两个维度

五四时期,女性解放因被统一到"人的解放"议题而得到前所未有的推进。而同时,五四新文化"新/旧"、"个人/家族"及"传统/现代"的文化批判模式,使易卜生《娜拉》一剧旅行到中国之后,其冲突核心的性别等级问题,演变为青年个人自由与家长专制之间的代际冲突,以及迷信与科学之新旧文化矛盾。胡适戏仿易卜生《娜拉》而写的《终身大事》,作为五四女性解放叙述的始作俑者,极富象征性地体现了五四文学个性解放叙述的特征及盲点。鲁迅的《伤逝》,以对五四主流论述的质疑,叙述女性"出走之后"的困境,揭示了五四个人主义价值论中隐含的性别权力,以及新文化启蒙话语中的父权意识,表现出对五四新文化"进化"与"二元"思想模式的警惕与自省。

浅析女性解放内涵

现实中,由于人们的思想中存在着对女性解放的种种误解,阻碍女性解放运动的不断前进.清晰、正确地理解女性解放的内涵,是当前重要的任务.本文试就此问题加以浅析,以期得到共识.解放,泛指解除束缚,得到自由与发展.女性解放,从表面上看,就可以理解为女性解除束缚自己的一切,得到自由与发展.从实质上看,它是有特定含义的,这就是:

国族视野下女性解放的言说策略与现实困境——以《妇女共鸣》为主体的探讨

抗日战争不仅使女性知识分子而且也使众多底层劳动妇女步入了历史前台。作为国民党妇女团体———妇女共鸣社的机关刊物,《妇女共鸣》为我们展现了抗战时期"女国民"们高呼"救国为女性之天职"、"民族解放就是妇女解放"、"爱国救国,匹妇有责",并积极参加民族解放战争的女性的光辉历史,反映了妇女运动者在面对民族危机时将女性话语置于国族话语之下以寻求自身解放的言说策略,以及这一言说策略下女性解放所面临的现实困境。由此可见,女性话语只有以独立的姿态超越于国族话语之外,才能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真正实现女性的自主和最终的解放。

女性解放是什么——五四时期对女性解放涵义的探讨

在五四时期的女性主义运动中,对女性解放的涵义的理解是从社会解放、个性解放、阶级解放这三方面展开的。社会解放指女性从不合理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实现类的解放;个性解放指女性从自身的压抑中解放出来,实现个体生命的解放;阶级解放指女性从不合理的阶级关系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类全体的解放。五四时期的思想家们对女性解放涵义的理解和界定对中国女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性别、种族、阶级与女性解放

女性主义问题并不局限于女性群体的范围内,事实上,女性主义和女性群体本身常常被种族和阶级这两个根本性的社会等级制度所持续地分裂/分化着,如何团结更多的力量,将被分化/分裂的女性力量结合起来,这就涉及到如何对待和穿越与性别制度(男权制)扭结在一起的阶级和种族问题。由于性别、种族和阶级三种社会等级制的同构性和相互作用,导致了单纯实现女性解放理想的不可能。这种现状要求女性主义的理论研究着眼于更广泛的政治领域,以更稳健的战略眼光来看待三种基本社会等级制的同构性和它们之间的关联性。立足于社会性别问题,将性别问题放入到由性别、种族、阶级三种社会等级制度交错构成的社会政治整体结构中去观察三者之间的联系、作用和矛盾,我们就会认识到,女性解放不会独立于或者早于社会的解放,而一个真正的社会解放也必然包括女性的真正解放。

从革命女性到女性革命——丁玲创作对女性解放的探求

丁玲带着她的梦珂、莎菲们登上文坛，但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还没有为这些“ 革命女性”准备现实的土壤。1929年，长篇小说《韦护》标志着丁玲创作从“革命女性”向 “女性革命”的转变。在这里，为了肯定革命的必要性，丁玲不惜用大量笔墨礼赞爱情。但 丁玲毕竟是忠实于自我的作家，到延安后，1942年3月8日前写下的《“三八节”有感》标志 着丁玲对女性解放的探寻已经超越了革命的现实功利层面，又回到人性解放的大主题上来。 在经历了不同阶段的探索之后，丁玲的女性观注入了更为丰富的时代内涵，她的创作向往 在“人”的意义上建构真实的女性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