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铿寻求女性解放道路的心路历程

潮籍革命女作家冯铿的创作始终贯穿着一条关注女性命运、寻求女性解放道路的主线。冯铿的作品序列展示了她寻求女性解放道路的心路历程,从早期强烈呼吁社会为正在遭受苦难的女性"快谋救护的法子",到批判像"一团肉"似的所谓的"时代女性",指明女性"最后的出路"是参加革命,认为真正的新女性是"把自己是女人这一回事忘掉干净"的革命女性。

我爱比尔,我迷失了自己——从《我爱比尔》看女性解放道路的坎坷

王安忆在其各个创作阶段,都倾注着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怀和对女性解放道路的关注。她于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以性爱为主题的作品,让敢于追求情爱的"新女性"从爱情的藩篱中突围而出。然而,王安忆发现尽管女性在性爱观上离经叛道,但由于受社会、历史等条件的限制,女性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内涵与自我防护的依托,只能屈服于强大的现实压力。《我爱比尔》中阿三的遭遇充分的体现出女性解放的道路依然充满坎坷和曲折。

“新女性”个性解放道路的终结——论陈白露的悲剧

妇女解放,是新文学的一个传统主题。不同思想、流派的作家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个重大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持续深入的探索和开掘,创造出一系列神采夺人的女性形象,从而形成了一个完全可以和俄罗斯文学中的妇女形象群或“多余人”人物系列相媲美的时代群像,可以从中窥见中国现代妇女解放的艰难历程。

妇女解放道路上的普罗米修斯——谈欧美三女性笔下的三个疯女性

欧美文学史上三位不同国度、不同流派的女性作家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写进了一位疯女性,这就是活跃于十九世纪文坛的法国的乔治·桑、英国的夏洛蒂·勃朗特和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类国著名的女权主义作家夏洛特·波金斯·吉尔曼,她们分别在《安吉堡的磨工》、《简·爱》、《黄色糊墙纸》中,塑造了布芮可里伦、伯莎·梅森和身为人妻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留下的“我”的形象。

女性解放的可能性及其现实道路——李达女性解放理论的再思考

根据李达的女性解放理论,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差异,并非先天的和固定不变的,相应地,女性问题也不是在人类社会出现之时就已存在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出现,始于女性劳动方式的改变,因而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在于劳动方式的变革,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为此提供了可能性。肇始于西方的女性解放运动,将这一可能性变成现实;由英法等国和俄国所开创的两条迥异的女性解放道路,为中国近现代的女性解放运动的开展指明了道路与方向,也彰显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女性解放运动之间的内在关联。

祖母绿——女性解放的完美句号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许许多多的女性在追求着个性解放道路,可是,她们的所谓解放道路大多离不开个人的情感,所以,总是失败。然而,我们从张洁的《祖母绿》中女主人翁曾令儿身上看到了女性的力量,女性的价值体现及女性的不断走向成熟,她们实现了社会性的解放,完成了从个性解放到社会解放的成长道路。

女性解放的相对性及其方法论意义

女性解放问题,从近代开始就一直为世界妇女所关注。纵观世界各国女性解放运动的历史,女性解放问题,概括起来不外乎相对以下四种情况而言:第一,相对私有制度下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对女性进行压迫的状况而言。第二,相对女性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而言。第三,相对女性受到不合理的各种束缚而言。第四,相对女性自我束缚的落后现状而言。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完全解决上述问题,因而,女性的解放在世界范围内总是一个带有暂时性、局部性、阶段性和非彻底性的过程。在实践上,女性解放问题的这种相对性是显而易见的。相应地。

“延安道路”中的性别问题——阶级与性别议题的历史思考

1943年开始全面施行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简称“四三决定”),针对过于激进的“妇女主义”影响到乡村社会稳定发展这一问题,倾向于寻找一种实际的方式,以避免乡村矛盾,强调妇女参与生产和增强她们对于经济生产的贡献。新政策在消除农村社会不和谐音、强化人民团结的同时,传统农村父权制家庭结构下性别问题被遮蔽了。延安时期,“新女性”的代表丁玲因与当时的主流观念有所不同而饱受批评。而最终是以丁玲站在“党性和党的立场”作为收束,这固然是当时革命形势的需要,但是,也使得当时隐约呈现的性别问题被搁置了。“延安道路”对性别问题的态度,可以追溯到五四后期左翼革命话语如何整合女性话语,也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依据的妇女解放理论有着密切关联。对此进行重新审视有助于以更为积极的方式把女性主义结合进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

论丁玲创作中的妇女解放问题

妇女解放作为五四思想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当时曾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出现在二十年代后期的中国文坛上的丁玲之所以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就是因为她真实地描写了中国妇女解放道路的历史性转折,成功地塑造了一批具有崭新风貌的妇女形象,使读者在特定的审美领域,看到了中国几代妇女为求解放而奋斗的艰难历程和光辉足迹。

新时期文学对妇女解放主题的拓展

一“五四”以来,反映妇女命运探索妇女解放问题,是许多作家为之付诸心血的领域。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类作品呈现不同的色调,或凄凉哀婉,或欢快明朗;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或绝望地步步走向黑暗的深渊,或欣喜地迎来光明的新生。但是,它们有一种稳定的思想倾向:离开社会的变革与解放,妇女自身解放的实现则是不可想象的.不是吗?当子君、陈白露、莎菲、曾树生这些青年女性踏入社会之初。

现代文学中女性形象的意蕴

中国现代文学发韧于“五四”文学革命,文学革命又依托于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同时在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两条战线展开。这不仅革新了文学.亦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毛泽东为说新文化运动彪炳千古。从此,女性开始以新的形象步人文学殿堂,并一改以往奴婢、佳人等形象,显得异彩纷呈,蕴含着深刻的时代特征。现代文学的前期,我把大量追求自由、个性解放的女性形象归纳为子君——莎菲类;把现代文学发展期中走向两极的大量女性形象归纳为曾树生——林道静类,前者趋于堕落,后者最终走向革命道路。而林道静类的追求革命的理想最后演变为白毛女模式,这是文学革命渐变到革命文学的必然现象。当然蕴含丰富的时代环境和思想文化内容。在这两类外,还有凌叔华《绣枕》里大小姐及丁玲《我在霞衬的时候》中的贞贞等女性形象。大小姐及贞贞更主要是有很深的文化特征,因此把他们是归入在一起分析。

对曹禺民主革命时期剧作中的女性形象的思考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戏剧艺术大师曹禺,从他创作第一部剧作《雷雨》起,直到1942年改编《家》止,整整十年内所写的六部代表性作品,无一不表现了他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同情和对妇女解放道路的探索,《雷雨》中的蘩漪、侍萍、四凤,《日出》里的陈白露、翠喜、小东西,《原野》里的花金子,《蜕变》里的丁大夫,《北京人》里的愫方、瑞贞,《家》里的璃珏、鸣凤、梅芬,这些呼之欲出,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无不渗透着作者的心血。曹禺把他全部的感情、炽烈的爱和艺术生命,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她们。

茅盾的《虹》和“易卜生命题”

一《虹》是茅盾塑造“时代女性”系列人物的集大成之作,它的思想积累达十年以上。它起始于“五四”前后茅盾加入妇女解放问题的理论探讨。此后他这方面的一系列理论建树都汇入《虹》的长期构思源流。《虹》是茅盾和鲁迅等同辈“五四”作家继西欧民主主义启蒙作家如易卜生等之后,长期探索妇女解放道路的思想与文学的结晶。要理清《虹》的构成脉络,必须索本求源,从“五四”时代形成的“易卜生命题”,对它所作的种种回答、所作的文学表现谈起。

妙笔飞鸿评《幻灭》——谈茅盾的《幻灭》和沈泽民给茅盾的信

沈雁冰与沈泽民既是同胞兄弟,又是新文学战地上携手并肩的战友,也是在革命征途上患难与共的同志.他们早年丧父,由母亲陈爱珠一手抚育成人.步入社会后,同样以巨量的翻译和文学批评跻入新文学阵营,勇猛地向旧文学开战,大声倡导革命文学.在“五四”前后,无产阶级新文学初创的日子里,沈氏兄弟为文坛所侧目,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集》为数不多的《作家小传》中,兄弟二人的名字,被同时载入.在从事开创新文学事业的同时,他们又投身于实际的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兄弟俩都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成员。

马克思分工理论的价值旨归

马克思从分工中看到了个人自由和解放的可能性,这是对斯密分工理论的巨大超越。马克思以分工演变为视角和主要线索,探索个人生成、发展和寻求自由的可能性,在历史的不断生成展开中,探寻到了真正实现个人解放的现实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