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墓葬统计资料考察两周女性贵族间等级关系及变迁

两周随葬青铜礼乐器制度以一种形式上的平等将女性贵族接纳到礼器使用范畴中,她们又依据其配偶身份之尊卑而使用相应层阶的随葬器物组合。等级差异是女性贵族随葬青铜礼乐器制度的最大特征,女性的参与也从物质层面体现了周文化礼乐制度伦理化的一面。诸侯之夫人、大夫之命妇、士之妻依据身份地位的高低使用着不同层阶的随葬器物组合,因为同样的理由,妾之墓葬在青铜礼乐器随葬组合层阶方面也和正妻间存在着一个必然的等差。考古资料不仅印证了文献中女性贵族间等级关系相关记述,同时也补足了文献中有关女性贵族间等级关系及变迁的一些空白。许多制度的变迁都是从女性墓葬开始的,表现了女性贵族是两周礼制社会中最活跃的阶层,这一特征在低等级女性贵族墓葬上有更突出的表现。东周后期夫妇合葬墓双方对一套青铜礼乐器的共同拥有,从物质层面体现财产所有制的变迁,同时也显示了社会基本构成已经由大家族向小家庭转换。

基于汉代宫廷贵族女性等级制度的高档羊毛织品与服饰色彩考析

汉代宫廷贵族女性服饰中的高档羊毛织品与服饰色彩是我国汉代服饰文化与社会礼仪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汉代宫廷贵族女性的等级划分,可以看出汉代宫廷贵族女性的服饰差异,而深入考证高档羊毛织品与服饰色彩,可以看出汉代宫廷贵族女性的服饰审美。

论周代婚姻礼制下贵族女性的婚姻境遇——以《诗经》为中心

作为周代礼乐文化的承载者,《诗经》保存了完备的礼乐制度,客观反映周代的婚姻礼制。从婚前的祭成之礼、婚时的亲迎之礼及婚后的归宁之礼可知,周代贵族女性在成婚前后受到礼制的严格约束。通过婚前重视贵族女性教育与婚后忽视其情感诉求的对比,《诗经》反映了周代贵族女性被压抑、被束缚的从属地位与悲伤凄凉的人生命运。

从“牝鸡无辰”到“共牢合卺”——由考古学统计资料看东周女性贵族社会地位之变迁

基于文献的东周女性史研究往往强调女性在东周时期社会地位逐渐式微。然而从考古学视角观察,女性贵族社会身份地位在东周时期却并非单向的跌落。春秋早期,女性贵族墓葬随葬器物延续西周以降的趋势,与男性贵族存在一个显著等差;春秋中期后,女性贵族墓葬随葬青铜器物组合层阶有了明显的提高,逐渐向异穴合葬男性配偶墓葬靠拢;春秋晚期,"夫妇同庖俎"(即合卺)逐渐成为一种稳定社会现象,女性贵族身份地位有了一个质的提高。这标志着贵族家庭婚姻制度及财产所有制发生了重大变化,显示社会基本构成由大家族向核心家庭转换。

《左传》贵族女性问题初探

《左传》中出现了为数不少的贵族女性形象。在春秋时代新旧交替的社会环境里,她们的思想、行为呈现出鲜明的二元性,主要体现在贵族女性与礼、婚姻、婚外恋和政治等四个方面。

“四德”在《左传》中贵族女性身上的体现

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是封建时期女学教育的主要内容。"四德"内容的形成是一个不断的发展过程,它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左传》中记载了许多个性鲜明的贵族女性,从她们身上体现出"四德"的雏形,对后世影响深远。

“从夫”还是“助父”?——春秋贵族女性的两难抉择

"父权"与"夫权"作为男权的两个方面在本质利益上是相同的,但在风云变幻的春秋时代,时有矛盾斗争的事件发生。面对这种状况,已嫁的贵族女性多是选择"助父"而不是"从夫",这是由于春秋社会"父权"势力强于"夫权"力量。父系家族对于出嫁的女儿仍然有着极强的控制力,而出嫁之女为了自己的地位及利益,也需要父系家族的有力支持,这使得她们在"父家"与"夫家"的政治斗争中竭力维护父家的政治权益。

楚国贵族女性作家群体事略汇考——春秋时期贵族女性作家群体与文学创作研究之三

楚邓曼为曼姓邓国之女、祁侯姊妹、武王熊通夫人、文王熊赀之母,文夫人为妫姓陈国之女、息侯夫人、文王熊赀夫人、杜敖熊囏、成王熊恽之母,謓ξE簟⒊赏跣茔⒎蛉耍?叔敖母为吕臣之媳、蒍贾之妻、孙叔敖之母,樊姬为姬姓樊国之女、庄王熊旅夫人,江乙母为郢大夫江乙之母,辩女为昭氏之妻,贞姜为齐侯之女、昭王熊轸夫人,伯嬴为德公之孙、穆公任好长女、平王熊居夫人、昭王熊轸之母,季芈畀我为共王熊审之孙、平王熊居季女、钟建夫人,接舆妻为接舆之妻,贞姬为姬姓国之女、王子建之媳、王孙胜之妻,皆有作品传世,可称之为楚国贵族女性作家群体。

吐蕃贵族女性与敦煌佛教的关系——以降秋杰、贝吉昂楚为主

吐蕃贵族女性,尤其是后妃信佛现象比较突出,她们与敦煌佛教的关系也比较密切。摩诃衍那从敦煌到达拉萨后,其弟子就以贵族女性为主。其中,降秋杰和那囊氏西丁来自显赫的外戚家族,她们是传播摩诃衍那禅法的主要人物。而热巴坚的王妃贝吉昂楚也笃信佛教,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古藏文写经中,留下了不少由贝吉昂楚校对的写经题记。贝吉昂楚所在的抄、校佛经小组,由不同民族的僧俗人等组成。这些都可以折射出敦煌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全面性,即跨越民族、阶层、性别的特质。

先秦两汉时期贵族女性的政治行为

先秦两汉时期的贵族女性在政治、军事、外交领域中非常活跃,具有不可小觑的影响力。但是,其政治权力具有不稳定性和局限性。不稳定性即女性政治权力不可能长期保持在同一水准;局限性则指缺少固定的女性外庭官员制度,使得政治权力集中于少数高级贵妇,影响局限于宫廷,国家各级行政权力仍由男性官员掌控。形成这两个特点的主要原因在于贵妇们本身并不拥有合法的政治权力,其权势是男权的衍生,她们依然处于附属地位。

庭院深深深几许?——欧阳修词中的贵族女性

欧阳修的雅词中描写了一些贵族女性形象,她们端庄凝重、不怒不怨,和其它词中的女性形象有着迥然的区别。欧阳修描绘此类女性如此成功的原因与欧阳修高雅的审美追求、名家影响、中国文人传统"男子作闺音"的心态以及词的诗化、雅化的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

《御伽草子》中女性理想形象描写探析——以贵族女性为中心

《御伽草子》中出现的女性人物几乎涵盖了贵族、武士、庶民各个阶层。她们不仅为故事平添了许多趣味,对于故事中男性角色来说更是他们迈向成功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御伽草子》中的女主人公,无论出身于公家、武家,抑或平民,都是能歌善舞,精通乐器,且熟悉经典。

中世纪英格兰贵族女性家族认同感的形成与体现

中世纪英格兰贵族女性在经济、政治与法律等方面享有一定的权利与地位。对她们家族认同感的形成与体现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些贵族女性社会地位形成的深层次原因。本文拟从这一方面手,以其从一个不同的视角管窥彼时的英格兰社会。

试析《左传》中贵族女性与政治生活的关系

在《左传》记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男性是权力的中心,但作者并未忽略作为配角的上层贵族女性。从她们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产生的作用看,可将她们大致分为功利性婚姻的承担者,国内政治生活的参预者和国际间矛盾的缘起者三类。对这些历史女性人物的塑造,反映了作者美、善统一的审美观念,并对后世文学女性形象的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左传》贵族女性形象的伦理考察

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看,《左传》贵族女性形象主要可以分为善恶两大类。这两类个性鲜明的女性人物形象展现出了春秋时期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思想未定于一尊的时代特点,以及在这个时代中女性价值选择的二元性,同时也体现出了作者褒善贬恶的史学理念。

论日本平安时代贵族女性社会地位的影响因素——以《源氏物语》中的若干女性为例

《源氏物语》是日本平安时代文学代表作,作者宫廷女官紫式部在这部作品中描绘了众多女性形象。本文通过紫式部对《源氏物语》中若干女性的分析,考察了影响平安时代贵族女性社会地位的几个主要因素。

从《源氏物语》看日本平安时代贵族女性的社会地位及对政治的影响

平安时代的文学主流是主要反映贵族生活和思想的贵族文学,其中最有名的要数紫式部的《源氏物语》。《源氏物语》是从作者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从妇女问题切入,对整个贵族社会进行审视。她不仅亲身感受了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为女人带来的无限灾难,而且作为朝廷女官,又亲眼目睹了贵族社会的极度黑暗,敏锐地意识到了平安王朝在"尊崇"女人的面纱下的冷酷无情。

《左传》《史记》中的贵族女性形象透析

《左传》《史记》成功塑造了许多不同阶层的人物形象,贵族女性是其中比较特别的一类。该文认为,无论《左传》还是《史记》都没有将女性置于一个与男性形象相当的重要地位予以关注,关于她们的叙事其实是对男性叙事的一种点缀和装饰。

满文题本揭示的清代蒙古各部贵族女性对爵位承袭事务的参与——以青海蒙古为中心的对比和分析

本文对《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中所有涉及蒙古爵位承袭事例进行内蒙古、外蒙古、青海和辉特各部的比较性探讨和综合分析,展示乾隆时期生活在盟旗制度中的蒙古贵族女性对爵位承袭政务的参与,揭示她们在蒙古的久远传统和新式盟旗制度的结合中特有的、但还远未写入史册的历史贡献.

性别美学视角下18世纪中法贵族女性鞋履文化探究——以高底鞋和高跟鞋为例

在中西方女性装扮史上曾出现过许多特色服饰,这些服饰体现了女性在不同文化体系里对于美的认知差异,而这些差异又折射出民族文化内涵以及更深层次的文化实质。文章以性别美学的视角,将中国清代高底鞋与法国洛可可时期高跟鞋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探讨18世纪高底鞋和高跟鞋的流行与女性性别美学之间的联系,旨在发现18世纪中西女性的身体装扮对于女性美学发展的促进作用,为时下女性主义美学研究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