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中央苏区女性革命形象的构建——以《红色中华》为中心考察

中央苏区时期,广大女性群体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革命事业,由此构建的女性革命形象为苏区革命事业顺利展开增添了女性力量。从《红色中华》有关报道来看,积极宣传中央苏区女性在慰劳、扩红、生产和经济战线上革命形象的构建,并突出中央苏区女性革命形象构建过程中以革命动员为手段、阶级划分为抓手、大众语言为准则的特点,对促进中央苏区女性革命形象构建以及妇女解放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为新时代妇女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秋瑾女性革命家形象的历史建构

秋瑾并不是天生的革命家,她的革命家形象是通过多种历史因素的机缘际会而建构起来的。秋瑾案引起的广泛的社会舆论,促成了秋瑾女性革命家形象的初步建构;孙中山等革命领导人的褒扬与各种民间的尤其是政府的纪念活动,使秋瑾女性革命家形象的建构获得了政治权威合法化保证;学术界的学术研究为秋瑾女性革命家形象的建构提供了学理上的支持;从小说、戏曲、话剧到电影与电视有关秋瑾的各种文艺形象的塑造,使秋瑾的女性革命家形象逐渐获得民众与世俗社会的广泛认同。在所有建构秋瑾革命家形象的诸种历史因素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她作为女性的性别优势。可以说,"女性"是秋瑾革命家形象建构的基石。近代中国是一个革命的时代,革命离不开作为"半边天"的女性。秋瑾有幸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因而成为近代中国女性革命的一面旗帜:一个代表近代中国革命女性的、颇具象征性意义的标志性历史人物。

夹缝里的革命——论女性革命者形象与女性解放

女性革命者被视为现代中国的新女性,是解放了的妇女的代表,20世纪文学对这一新女性形象充满了热情和想象。由于女性革命者身上集中了民族、阶级、性别等尖锐矛盾,对她们的描写也矛盾重重,时而是女豪杰,时而是性解放者,时而是受难者,时而又是圣女。论文指出,女性革命者要摆脱父权制文化的桎梏,真正确立自己的历史主体地位,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小我”的超越与皈依——中国20世纪30～40年代女性革命诗歌话语形态分析

20世纪30～40年代女性诗歌在社会政治的渗透下，树立了女性自我意识的崭新内涵。在话语形态上，她们放弃了自恋自怜的忧愁与感伤，在变化了的时代环境展现了“小我”的超越与皈依，在诗歌艺术方面也呈现出新的特征。

中共早期女性革命者革命动机研究(1921—1927)

中共早期女性参加革命的动机是复杂的、具体的。从外部条件看,20世纪20年代动乱的时局、五四运动前后反抗压迫的新思潮和中国文化中家喻户晓的女英雄形象给中共早期女性参加革命活动提供了可能性。由于早期女性各自的生长环境、人生经历和性格品质的差异性,她们参加革命的内在动力有所不同:或是带着谋求民族解放的责任感加入革命斗争;或因不愿被束缚在深闺大院而踏上革命征程;或是在看清剥削阶级的真面目后走上为民服务的革命道路;或是带着改变生存现状的个人欲望参加革命。中共早期女性参加革命往往是一种动机占主要方面、多种动机交织的结果,还原其革命动机需要对女性主体的心态和行为进行具体分析。

论叶紫《星》农村女性革命者形象叙事的独特性

叶紫的小说《星》塑造了深受封建思想压迫、后成为热情坚定革命者的梅春姐形象。获得解放的她不仅捍卫自己的自由、幸福,而且解放村里的其它女性。革命既是推翻各种阶级压迫的社会斗争,也是通往个体自由幸福的解放之路。阶级的解放与个体的人性的解放统一于革命的目标之中,具体审美呈现于梅春姐的革命形象叙事之中。梅春姐形象突破了以往男性形象中心叙事,改变了左翼文学单一的阶级叙事指向,在更深远程度上体现了马克思'人的全面解放'的价值维度。

浅论《我在霞村的时候》女性革命的思考

《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丁玲短篇小说中的代表作品。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陕北农村地区抗日战争的背景下，这部小说讲述了农村妇女的不幸遭遇。他是一个生活在偏远村庄的普通女孩。她对她父亲安排的婚姻安排不满意。她去教堂寻求庇护，但不幸的是被日本人发现了。最终沦落成为一名中国的“慰安妇”。本文论述了作品《我在霞村的时候》女性革命的思考。

从《自由魂》发现“革命新女性”--秋瑾“本来面目”探源

在历史剧《自由魂》中,夏衍打破了“失事”与“求似”之间的均衡,造成秋瑾形象的“失真”。专业批评意见不断质疑秋瑾造像的真实性,挑战夏衍的“真实”标准。夏衍接受并践行了菊池宽的“实在性格”理论,通过鲜明的无产阶级观念、国族意识与牺牲意志来凸显秋瑾的雄性气概,使秋瑾戴上了“革命新女性”的面具,同时也消泯了她作为女性的真实生命体验。夏衍从倍倍尔的《妇人与社会》一书获取了“新女性”的模板,将斯巴达女性与左联烈士冯铿作为秋瑾“本来面目”的现实参照,但经过“律法”的剪裁与重塑后,斯巴达女性、冯铿与秋瑾都丧失了“另一副面孔”。“失事”与“求似”之间的失衡,造成了历史人物叙事的内在困境。

多重关系网络中的女性与革命——丁玲《母亲》系列文本研读

丁玲的长篇小说《母亲》试图以“前一代女性”于曼贞的成长经验为线索,将女性成长与社会变革两大主题纳入左翼理论话语和作者自身的情感脉络,并在书写实践中实现日常经验与革命经验的融合。而在互文意义上,丁母完成于1941—1943年的回忆录作为“母亲”自述其人生经历的文本与《母亲》的叙述构成了潜在对话,近年来发现的《母亲》第三部提纲与残稿亦为探究丁玲针对相关主题思考与言说方式的变化提供了切入点。具体而言,这一系列文本所呈现的女性置身其中的多种人际关系形式或可成为具象把握女性与革命之内在关联的有效途径。这些关系将女性编织进新旧过渡时期的社会网络,而母女两人在两性关系、家庭形态、女性情谊与母亲身份意识等层面叙述侧重点与叙述方式的异同则体现出两代人在不同时空中针对自身经验的整理、认知模式及整体性情感结构的嬗变。诸种延续与变化最终通向了伦理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的相互作用机制以及女性在其中的位置与能动性。

革命女性对生命意义的探寻——丁玲的《重逢》再解读

《重逢》,是丁玲领导西战团时期为了进行抗日文艺宣传而急急挥就的独幕话剧。它通常被放置在丁玲不特擅长的戏剧创作序列而长期不甚被研究者们注意。然而,《重逢》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抗日宣传作品,而是富于浓郁文学意味的"女性革命"文学创作。本文结合丁玲的回忆录《魍魉世界》,尝试分析革命女性隐秘的"囚困经验"如何被充分调动、融于女性文学生命的抒写中,这使《重逢》成为了真实呈现革命女性生命困境的革命文学作品。

语际书写中的女性革命者叙事:杨刚的他语书写和文学自译

在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关于杨刚(1905-1957)的研究并不多,这或许是因为她的多重身份冲淡了她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和影响。除文学创作外,杨刚还是一位在新闻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曾担任《大公报》两个副刊《文艺》和《学生界》的主编。同时,她积极从事革命运动,是20世纪早期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之一。

革命视阈下的性别凸显——论新世纪女性革命小说中的性别意识

在世纪之交有关革命叙述的小说中,以项小米、马晓丽、裘山山、姜安等为代表的一批女性军旅作家,以集群的方式表现出对历史再书写的兴趣。在革命题材小说这块"失声野地"发出了多重之声,与正史写作展开了反诘、互动和探询。本文以现代生命哲学的理性认知态度结合女性自身的真实体验,对小说主体进行性别解读,去发现权力对女性的压抑以及女性在历史中的真实。

从“贞贞的故事”看贞操观念与中国女性革命

《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丁玲探索女性生命境遇的小说之一。其特殊性在于它提出了一个关涉革命女性日常生存的尖锐议题:为革命而失贞的女性将如何选择其人生道路,她还能否有属于其个体性的人生幸福?在贞操观念成为女性生命桎梏的传统中国,对革命政权而言,这亦是一个十分隐晦尴尬而无法解决的问题。丁玲对这一议题的理解,恰恰呈现在对贞贞结局的处理中。带着明显革命理想主义构想的结尾,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问题的尖锐性,使故事矛盾张力最终趋于平缓。然而,如若考虑到中国女性解放历史空间的逼仄及其对中国革命的依附性,那么,丁玲为处于历史夹缝的"失贞"革命女性继续选择"延安道路"便不是不可理解的。

二三十年代小说创作中的革命知识女性——基于阶级视阈

文章从阶级视阈出发,审视二三十年代小说创作中的革命知识女性形象,这类女性的阶级认同常伴随着其对"女性性别内涵"的重新确认和对女性解放的追求,具体从阶级趣味与女性气质、阶级意识与叙事模式、劳动意识与性别重建等三个方面,呈现阶级话语对革命女性的性别重建和文学书写的影响。

中国现代小说中革命女性形象书写的审美范式

本文重在分析革命文化语境和革命意识形态对中国现代小说中革命女性形象书写的影响。革命女性形象书写中体现出的意识形态属性,不仅存在于叙事内容方面,叙事模式、叙述语言本身就有意识形态的含义。具体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注重营构理想化人格;二、知识革命女性形象书写的心态化;三、劳动革命女性形象书写的故事化。

延安时期革命女性的道德观

革命女性是延安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女性群体,她们身上所体现出的优良道德在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成为延安精神的一个重要体现。首先,延安时期的革命女性在革命实践中形成并进一步坚定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坚持集体主义的革命道德原则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道德核心,体现出对共产主义新道德的追求。其次,延安时期的革命女性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在争取政治权、经济权和教育权的进程中展开了对女性道德平等权的追求。再次,延安时期的革命女性在婚姻家庭方面追求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生活,追求自由平等的家庭关系模式,倡导家国一体的家庭道德新理念,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构建出新型的家庭美德。

被“进步”迷失的女性——从随笔中的革命女性形象谈起

革命女性是中国现当代史上一道颇为引人注目的风景,近年来一些随笔中对她们也多有涉及。她们曾经为革命和“进步”而迷失。当今天中国人的生活逐渐走出泛政治化的氛围时,我们应该历史地看待她们,认识到她们的极端革命性与进步性是“五·四”以来女性“走出家庭”的意识在建国后的畸形发展;是各种宣传媒体不断催化的结果,是当时整个国家和社会高度政治化的缩影;是女性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中形成的自我保护的方法。

男性视阈中的革命女性形象——以1927-1930年的“革命+恋爱”小说为例

以1927-1930年"革命+恋爱"小说中的革命女性形象为例,从男性视阈出发,对革命女性的女性气质呈现出的"去女性化"倾向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革命女性在"革命+恋爱"的叙事模式中情爱主体性阙如,具有情感体验简单化的特征。这表明20世纪上半叶的革命文化对女性性别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男性视阈的局限也成为当时"革命+恋爱"小说在叙述上出现矛盾和简单化书写的成因之一。

孙舞阳:一种在革命洪流中奋力搏击的女性姿态——兼论茅盾对革命知识女性的认知

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研究茅盾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高峰。其研究主要有两种思路,一是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继续讨论人物形象与政治的关系;二是站在性别的视角笼统地认为男性作家在描写女性时大多犯了"男性臆想"的毛病,尤其是《蚀》中那些引人关注的身体描写更是如此,且不说这种论调中肯与否,至少这种不加区别的评价会抹煞那些真正为女性代言的男性写作。笔者认为要解读茅盾早期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至少应该理清三个问题:一是作者塑造以孙舞阳为代表的革命女性的原因,二是作者怎样看待革命女性的身体,三是她们的文学意义在哪里。

30年代革命风潮中女性反成长叙事的发现与反思——以三个小说文本为例

上个世纪30年代革命故事里的女性反成长叙事,沿着欲望通过抑制/激活机制进行话语转移的理路完成了革命女性和边缘女性想象,彰显了欲望与理性的永恒悖论和两者间的对抗式对话,也出示了革命风潮中女性如何欲望、如何成长的部分真相和答案。《她是一个弱女子》、《一九三○年春上海》(二)和《出奔》三个小说文本,颇典型地代表了这个时段女性成长失败的诸种陷阱和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