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聊斋志异》中女狐形象的审美意蕴

蒲松龄的代表作《聊斋志异》以其匠心独具的笔法,融会贯通前人的智慧,向我们展示了别具一格的各类人物形象。当然也不乏花妖狐鬼的女狐形象。这些女狐不同于以往大多数的文学作品,文本通过这些美狐们的善良举止和美好品行,批判了官场的昏庸,揭示了病态的社会,是对封建传统礼教的有力一击。其对于女狐形象刻画的独特创作手法及艺术表现形式,如同是文学史上狐形象审美的一次盛宴。

论《西池春游记》中女狐形象的意义

宋代传奇《西池春游记》运用了人狐相恋的叙述模式,描述了人狐遇合,到男子抛弃了女狐,然后女狐对男子进行报复等曲折的人狐相恋的故事。从总体上看,作者着重塑造独孤姬这一女狐形象,作品着意突出狐妖独孤姬人性化的一面,用异类的有情有义,反衬出人类的薄情寡义,并将儒家的伦理道德和佛家的因果轮回融入故事中来劝善惩恶。

《聊斋志异》中狐女形象的成因探析

《聊斋志异》中的狐女是被高度理想化和审美化的艺术形象,是美和爱的象征。中国悠久的狐女文化的滋养,尤其是在唐传奇《任氏传》中任氏原型的直接启示下,《聊斋志异》塑造了一批具有人性美和人情美的美狐形象。在明末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下,《聊斋志异》塑造了一批敢于主动追求爱情,并表现出爱情的坚贞性和执着性的情狐形象。蒲松龄嗜好搜神猎异的个性禀赋,使他选择了“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的艺术构思,从而塑造了一批既具有人性又具有狐性的狐女形象。

《聊斋志异》中蒲松龄狐女情结原因分析

针对狐这一普通的动物在《聊斋志异》却被蒲松龄高度人性化和人情化,成为一种动人的审美意象的情况和他人较少论及的现状,利用资料分析法和对比分析法进行研究,指出了导致蒲松龄狐女情结形成的四点因素,以求进一步揭示《聊斋志异》中狐女形象的文化内涵及其审美意蕴。

《聊斋志异》狐女形象的审美意蕴

《聊斋志异》中的狐女形象,寄托了蒲松龄的审美理想与别样情怀。这些端庄奔放、热情守礼、矜持主动的狐女,集娇媚、多情、灵气于一身,正是古代书生心目中心目中孜孜以求、渴望已久的女性形象。它们既体现了蒲松龄对女性美的热情歌颂,对女性智慧才能的肯定,也是作者潜隐在心灵深处的欲望袒露。

道德与色欲的平衡——论《聊斋志异》中狐女形象的调节作用

在中国封建社会道德与色欲是一对矛盾,很难实现统一和平衡。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以文学幻想的形式,通过对大量具有"神性"而又合乎男性心目中理想女性标准的狐女形象的虚构,摆脱了固化礼教的束缚,满足了文人内在心理的众多潜在要求,在男性色欲和社会伦理规范的现实冲突中起到了很好的调节作用。

《聊斋志异》狐女的社会化特征

《聊斋志异》反映了仙、鬼、狐、妖等多种不同文化。蒲松龄除了以狐表现人的特点并借以揭露当时的黑暗现实之外,还注重勾画了狐在人类社会中的社会化进程,并以此为缩影,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的特征和人性的弱点。

浅谈《聊斋志异》中狐女与人的交往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写到了一种特殊的群体,这就是幻化成人类美女的狐妖。狐女与人交往的故事走进文学作品,虽然历史悠久,但《聊斋志异》中狐女与人交往的故事则是最具特色的:狐女与人交往的方式多种多样,既有直接主动的也有间接主动的,既有被动的也有偶然邂逅的;狐女与人交往的目的也不尽相同,既有为追求婚姻爱情的也有为获得友情的,既有为报恩报复的也有纯粹是为了媚态惑人和"一夜情"的。狐女与人的交往折射出当时社会中人与人交往的特点,蕴涵着复杂的文化、心理和个人因素。

浅谈《聊斋志异》中的狐女婴宁

《聊斋志异》中塑造了众多狐女形象,其中亦人亦狐的婴宁,清丽脱俗、以笑示人,艺术形象完整,颇具特色。婴宁寄寓着蒲松龄先生的人性理想,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指称意义,也让人解读到了作品隐含的批判力量。本文就这一形象进行了深入分析。

《聊斋志异》中的狐女形象研究

在前代志怪小说和唐传奇中狐女形象的直接启示下，在前代文学中妓女形象的影响下，《聊斋志异》塑造了一群纯洁可爱、妩媚动人、血肉丰满的狐女形象。蒲松龄用他的生花妙笔为千百年来背负“骂名”的狐精正名，完全颠覆了人们以往的传统认识，由于创作主体意识的注入和社会意识的增强，使狐精故事在他笔下大放异彩，产生了永久动人的艺术魅力，成为文学史上一道璀璨亮丽的风景线。

美国韩裔1.5代作家笔下的“基地村”混血儿形象——以诺拉·玉子·凯勒的《狐女》为中心

诺拉?玉子?凯勒是美国韩裔1.5代女作家,其小说《狐女》呈现了生活在驻韩美军基地附近的韩美混血儿形象.主要有三种类型的韩美混血儿:一是东方主义与男权思想的同谋者混血男孩儿形象;二是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受害者与反抗者混血女孩儿形象;三是独立新人类混血儿第二代形象.他们是反映美国韩裔对于祖籍国文化的立场和态度的镜子,也是确认韩裔在美国社会的正当地位和合理身份的参照.

东北民间“狐女报恩”故事类型的叙事策略分析

"狐女报恩"故事类型在东北民间故事中数量颇丰,并因其独特的叙事艺术在东北民间故事中占有一席之地。这类故事的叙事序列为首尾接续式,叙事逻辑遵循因果关系组合而成,"无所不知"的叙述者营造了真实可靠的叙述情境,叙述者的交流功能与干预功能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独特的叙事方式蕴含着东北民众朴素的报恩观念和善恶有报的伦理观。

运筹帷幄除危机 煞费苦心送福祉——《聊斋志异》中狐女小翠的报恩行为分析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结草衔环的报恩美德,蒲松龄《聊斋志异》中也演绎有许多花精树妖感人的报恩故事,尤其是狐女小翠殚精竭虑为恩人铲除政敌,让恩人一家永保安宁;治愈恩人之子的痴傻病,让恩人老有所依;化作恩人之子的妻子模样,煞费苦心送福祉,以让恩人家庭美满,子孙绵延。最为感人的是狐女小翠所报的恩并非她自己所欠,而是为了替母亲了却心愿。更令读者掩卷深思的,则是小翠光辉形象映衬下"恩人"本人的官僚世侩嘴脸。

由狐女和鬼女的塑造看蒲松龄的人格结构

《聊斋志异》中有大量人狐恋、人鬼恋爱情故事,这些故事嵌合着作者的人格结构。用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来分析《聊斋志异》对狐女、鬼女的描写,可以看出:狐女能满足穷书生的欲求,揭示了蒲松龄人格中的"本我";鬼女往往对现实很无奈,需要穷书生的拯救,揭示了蒲松龄人格中的"自我";这两类故事的结局,又分明揭示了蒲松龄人格中的"超我"。

简论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形象

狐女意象起源于原始初民的自然崇拜,上古时代多带有神灵色彩。汉魏六朝由崇拜极致过渡到渲染其惑媚之力,从神灵之狐转化为妖兽之狐,至唐代渐融入人性成分,但人性与妖性并存。他对狐女形象进行了全新的改造,蒲松龄笔下的狐女体貌美,才智美,性情美,这种美集中并且超越了现实生活中的女性美,深刻体现了人们对人性美特别是女性美的向往和追求。可以说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已经远远不再是传统中的狐女了,她们已经升华为人性美的化身,这也使得狐女形象第一次从普通的市民阶层的传奇故事中走到高贵的文学殿堂。

《聊斋志异》中狐女形象的审美特征

《聊斋志异》中的狐女形象是独具审美特征的异类女性形象,其表现便是人性与狐性的对立与统一。统一主要是狐性怎样不露痕迹地转变为人性中最美好的部分,是美与慧的集合,是率真的性情与高贵的品格。对立主要是指狐女性格中人性与狐性矛盾的地方,即认同俗世与渴望自由的矛盾,自卑与自尊的矛盾等。正是因为这种对立统一,使得狐女形象同其他的鬼女,仙女以及其他异类女性形象区分开来。

《任氏传》中的“狐女”应当是胡女

胡汉交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其初期或中期,胡人多受到歧视,地位低下,“狐”常用来作为对胡人的蔑称。狐妖故事多包含着胡人、尤其是胡女的不幸遭遇。如果我们对《任氏传》等狐妖小说加以审慎处理,它们将是十分珍贵的民族文化交流之史料。

狐与青楼女子

从很早开始,把淫荡的行为与对男性的威胁相提并论便导致将狐与妓女相联系。 唐时,这两种角色的相似显而易见。任氏声称她自己是欢场女子,而且她在长安所有的交往看来都是在娱乐圈内;《太平广记》中的一个故事“薛迥”令二者之间的等号更加明确——一群妓女现形为狐狸精。而李寿菊用“妓女化”一词来描述宋明时对狐狸精描写所发生的变化。

《聊斋志异》中狐女形象的文学意义

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狐女形象描写,是中国志怪小说史上狐女形象描写的集大成者。作者在对狐的叙述中,彻底改变了文学史中对狐形象创造的否定态度,采取全新的审美视角将狐从"通常的理解状态变成新的感知对象",赋予狐以人性的审美特征,创作了数量众多的美狐,其中包括情狐、友狐、义狐、贞狐、贤狐等形象,使"狐女"成为人性美、人情美的象征;《聊斋志异》说鬼谈狐,大多有所题旨,有所寄寓,"狐女"形象就是最具典型的理想载体与情感寄托,集中体现了作者对女性的审美情感和审美理想,在文学史上有着很高的文学意义和审美价值。

不灭的男权意识——从狐女来源看蒲松龄妇女观

在中国唐代文学中,经常把妓女称作仙女;《聊斋志异》中的狐女与清代文言小说中记载的某些妓女有很大的相似性,这一切都预示着她们的现实蓝本可能就是妓女。封建社会中男子对妓女的要求与对良家妇女的要求是不同的,《聊斋志异》中狐女的那些勇敢行为并不是作者在提倡女性解放,而依然是男权社会男子对女子统治的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