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之际女真文人徒单公履生平与创作考论

金末女真进士徒单公履在卫州讲学十三年,培养了王恽、雷膺等汉族弟子,为金元之际文脉的保存与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入朝后仕至翰林侍讲学士,与姚枢、王磐、刘秉忠等人一起为草创之初的朝廷建言献策,涉及朝廷礼仪、重开科举、推荐国子监主持人选、谏止在江南行钞法盐法等事。徒单公履也是金元之际成就最高的女真文学家,他的诗文创作代表了金元之际女真文人汉语创作的最高成就。目前可见徒单公履诗一首,文九篇。他与翰林人士王鹗、王磐等人在元初的写作,对元中期典雅文风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深裘大马歌悲风——金代诗词文学创作论略

女真统治者在建立国家后采取了一系列促进文化发展的举措 ,推动金代文学长足发展。金代文学创作可以划分为三个重要时期 ,在不同的时期文学家群体的组成不同 ,而其作品反映的内容和艺术风格都有较大差异。这一时代有不少女真族作家以其优秀作品融入到中华民族文学之林。

女真民族文化心理的折射——简析女真族作家的元曲作品

翻开一部中国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大凡文学发展的高峰期,都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碰撞的时期。这是因为,中华文化实际上是汉族文化与诸多兄弟民族文化相互吸收融合而形成的,其中北方民族文化又占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辽金元时期,契丹、女真与蒙古族先后建立了区域性的乃至全国性的统治政权,民族间的相互融合必然带来文学上的影响与借鉴。

元曲描写中蒙古族民风被忽视的原因

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王朝。蒙古族入主中原,将蒙古族的民族风情、生活习俗也带入中原,使中原人文社会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按理说,当时的主要文学样式——元曲,应对占据统治地位的蒙古族的民族风情、生活习俗有较多的反映和描绘。然而,事实上蒙古族的生活习俗在元曲中被严重忽略了。除个别篇目,如刘时中[双调·殿前观]:“门前几个官人坐,有虎皮驮驮”,“虎皮驮驮”是只言片语的涉及外,其他较完整系统的描写几乎看不到。有些杂剧作品,有时生硬地夹杂使用一些蒙古语词,那也只是为了增强戏曲的诙谐调笑色彩,并非从正面描写蒙古族习俗。这一点,甚至赶不上当时的女真族,女真族作家李直夫尚有杂剧《虎头牌》,较完整系统地描写本民族的民情风貌。而蒙古族,作为当时的统治民族,在元曲中却没有录入多少值得人们注意的民风民俗特点。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局面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