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女性奸情杀人案研究(1901-1911)——以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为例

清末女性所参与的奸情杀人案,多数是与奸夫商同进行的,但通常并不是主要执行者,而是协从奸夫下手;被害人往往是奸妇的丈夫,或者是于奸情不利的亲属;女性实施杀人行为时,其手段则多以毒杀为主。清朝的法律对于奸妇的杀人罪行,给予了较为严厉的惩治,却未能改变奸情杀人案增多的情势,对奸情被曝的恐惧是迫使奸妇参与杀人的主要原因。

《水浒传》对中国古代奸情小说的影响

奸情小说是指那些以描写男女主人公通过奸计等手段,勾引女性,以达到与之淫乱、成就奸情之目的为主要情节的小说。中国古代奸情小说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许多因素对它产生过影响和作用,其中《水浒传》有关奸情情节的描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该书对中国古代奸情小说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奸情构成过程中担当“拉皮条”的第三者出现;二是奸情情节描写的三阶段结构布局;三是奸情描写中关于“捱光”的说教内容。《水浒传》正是从上述三方面为中国古代奸情小说奠定了最基本的创作模式。

明末奸情小说的情节类型及成因

明末奸情小说已出现“设心图淫,得逞尽欢,报应祸身”这一情节类型。其成因在于:对前此小说故事情节构造之既有成果的继承和发展,而更深的根因在于明末“复兴古学,务为有用”的社会思潮,以及此一思潮影响下的士人心态和其时的小说理论。

奸情犯罪女性的形象塑造——以《资政新书》37例判词为中心

在清代初期奸情犯罪的判词中,犯罪女性的形象往往一致拥有烟视媚行、不安于室的模式化特点,而这种特定的形象来自官员的有意塑造。负责案件的官员会运用特定的叙述技巧处理犯罪女性的形象和故事,从而把人物和案情剪裁得合情合理。这样模式化的奸情犯罪女性形象塑造不仅从正面反映了社会需要,从反面迎合了官方的贞节文化宣传而使其更易为当时的社会所接受,同时也适应了司法制度的要求,降低了办案官员本身因为错案被追究的风险。奸情犯罪判词中的女性形象,来自官方话语、社会压力和司法制度的共同塑造。

罪与罚：清朝妇女奸情杀人犯罪问题研究

奸情犯罪是古代妇女犯罪的主要类型，而奸情杀人罪更是以其多发性与暴力性令人瞩目。妇女奸情杀人对古代道德与伦常秩序具有颠覆性的破坏作用，因此历来是法律重惩的对象，清朝律例更是将此类犯罪作为重点规范的内容。

奸情纠纷引发杀人犯罪的社会学分析

因奸情纠纷引发的杀人犯罪日渐成为社会转型时期刑事犯罪的一个突出问题 ,对此进行深入探讨和分析 ,有助于增强打击和防范的针对性、有效性 ,维护社会治安稳定。本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着重从社会学的角度 ,对此类犯罪的主要特征、成因及防范对策进行分析。

也许奸情只是想象

如果你这个A角离婚以后，发现B角没有和老公在一起，一切奸情都被你的胡思乱想放大米的，那么你会比今天更加难受。

清末民初女性拐逃防治研究

清末民初,女性拐逃兴盛。国家制定相应的法律对之进行严格的控制,在司法实践中亦加强了防范。同时,女性拐逃也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注意,纷纷通过各种途径对其进行了一定的救济,这对防止和控制女性拐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从实际效果看,其时各种防治措施并未能真正地减少女性的这一犯罪行为。

清代夫妻冲突述论

在今人眼中,古代家庭往往是一幅"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的和谐画面,尤其是夫妻关系,即使不尽是举案齐眉、相敬如宾,也绝不会是同床异梦,甚至干戈相向。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古代的夫妻因矛盾而冲突的不乏其例,柔情与冲突构成了夫妻琴瑟和鸣的两大主旋律。

《红楼梦》秦可卿人物形象再评论

刘心武先生认为秦可卿出身高贵,有帝王之家的血统,本文认为秦可卿可能"出身未必寒微",但不可能是刘心武先生说的出身帝王家的"公主"。秦可卿淫丧天香楼,并不是所谓的政治斗争失败的牺牲品,而就是她与贾珍奸情事发而自缢身亡。秦可卿与贾珍之间根本就是乱伦的关系,而非刘心武先生说的所谓的"爱情"。

《金瓶梅》结构方式的小说史地位

从中国古代言情小说艺术结构发展的角度对《金瓶梅》进行考察和研究 ,可以见出该书主体情节的结构安排是完全依照明中期前半叶 ,亦即《金瓶梅》产生之前的色情小说流水式结构模式进行 ;而该书主体情节的结局部分则与明末奸情小说的因果式结构模式非常相似。《金瓶梅》这种情节结构布局说明该书在情节结构方面对于其前色情小说流水式情节结构模式的因袭和继承 。

才子佳人小说创作的初始动因

明末清初,世情小说大有如雨后山洪、淹没小说之原的趋势。这类小说虽皆以写世情为主,但细究起来,可分三种:一、以才子佳人为主体的的爱情婚姻小说;二、通过日常生活的描写表现人心善恶、世态炎凉的小说;三、为戒淫而写淫的奸情小说。我们把第一种称为才子佳人小说。此种小说数量颇多,常见的有《玉娇梨》、《平山冷燕》、《好逑传》、

论少数民族公民刑事犯罪案件中刑法及“两少一宽”政策的适用

本文依据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和少数民族的特殊情况 ,提出了适用刑法和“两少一宽”政策处理少数民族公民犯罪案件的几个基本观点和原则 。

掌握易激化案件的特点,做好民事调解工作

我局从组建以来,积极开展民事调解工作,使民事纠纷激化案件有所下降.从八二年至八三年三几,全县共发生民事纠纷3229件,调解2900件,调解率为95.4%,预防了139件可能激化的案件,防止了159人可能走向犯罪.民事纠纷是错综复杂的,各种纠纷都有其自己的特点,要把防止矛盾激化的工作做好,必须深入调查研究,掌握易激化案件的特点,针对特点,采取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方法,把工作做深做细.从实践中,我们体会到以下几种情况容易引起矛盾激化:

清朝刑科题本与新史学

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是中国近代四大发现的古文献之一,其中的刑科题本由于保存了丰富的社会经济内容而受到重视。20世纪以来,以强调借鉴社会科学,讨论国民、群体、社会为主的新史学,替代帝王"家谱"的传统史学,蔚为大观。新史学随时代前进,不断推陈出新。在清代社会历史研究方面,从社会经济史到社会史,再到生活史,以资本主义萌芽、阶级关系、下层社会、婚姻家庭、诉讼司法、性别研究、日常生活(生命、生计与生态)的不断探索,推动着学术研究,而这些学术发展与利用清朝刑科题本有密切关系。本文不仅介绍学术界利用清代刑科题本的研究成果,而且旨在揭示新史学与清朝刑科题本的关系,探讨史学变化与时代之间的关联。

难得痴情人,应怜浮萍命——评小剧场粤剧《金莲》

在中国民间,潘金莲是受尽唾骂的荡妇。《水浒传》中,她勾引小叔不成反咬一口;后遇西门庆,不禁诱惑通奸出轨;怕奸情暴露,狠心鸩杀亲夫,终被归来复仇的武松手刃。自《水浒传》后,她与西门庆的这段奸情被兰陵笑笑生引申发挥,衍生出奇书《金瓶梅》,自此,潘金莲荡妇的形象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

夜幕下的宝岭寺

猴年除夕之夜,宝岭寺外工棚。三只满溢节日喜庆的酒杯碰响,一盆吐出蓬勃春意的炭火正红——应佛雕师赵司保和女儿赵心景之邀请,老警“没门”和他们爷俩一块儿吃年夜饭。“没门”是个看一眼就能记住的人:圆脑壳,蒜头鼻,豁牙咧嘴露黑洞,活脱脱一副菩萨尊容。他还是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人。曾任宝岭派出所头儿的他,一次偶然提前回家,逮住了妻子的奸情。尴尬的是,离所前他还振振有词地调解了一起老婆给老公戴绿帽子的纠纷。

鲁北往事

雪夜斩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冬,临近春节的一个雪夜,位于山东、河北交界处的德平县境内,发生了一桩离奇的命案。这桩命案,与一段奸情有关。这年秋天,城北燕屯村的菜贩子燕小利去章丘贩葱,想乘葱最贱价的时候买进,窖存到年底,卖个好价钱。本来他要七八天才能回来。但他刚到德平县城就丢了钱,只好当天晚上返回了家。没想到,恰好把新婚妻子和邻居赵五堵在了被窝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