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以奸民治善民”论探析

商鞅等战国时法家人物“以奸民治善民”的政治理论命题,反映了商鞅等人为了加强君主专制,消除世卿世禄的宗法贵族制,强化民间连坐制度等而实行的一种以民为寇仇,卑民辱民以重爵尊官,让民互相监视、告发的社会控制措施。其目的是弱民以强国。

圆明园为中国奸民焚掠说辨析

关于圆明园惨遭焚毁的原因,史学界历来都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的"中国奸民焚掠说",不但有些外国侵略者持此观点,一些清代的学者文人也有这一方面的记载,但并未得到历史学者认同。然而近年,不断有人撰文,特别是网上的许多文章,多将圆明园的焚毁完全归咎于中国的奸民。经过爬梳相关史料,认为需要明确:所谓圆明园为中国奸民焚掠的说法是错误的,必须厘清事实,修正错误,以正视听。

从《樊山政书》看清末政府官员的奸民观念

《樊山政书》是解读奸民观念的很好的文本。樊增祥作为清末地方政府省级要员,之所以形成奸民观念,依照《樊山政书》所反映的情况,可归为民风不良、民智未开、绅士刁劣、陋俗。樊增祥的奸民认知,直接促使其施政从严,这在《樊山政书》中多有显现。颇有悯心的樊增祥之所以对奸民痛下杀手,与其体恤奸民的对立面——良民有关。其实,自古以来,我国向有指斥奸民的传统;指斥之余,力主严惩。总之,奸民现象需要正视,20世纪80年代后学界漠视不置一词,直接导致史学游离于社会现实之外,日趋边缘化,资政功能荡然。

鸦片战争时期的汉奸问题

汉奸这一字眼,在鸦片战争时期的清朝文献记载中随处可见,甚至在后来的时论中仍常被提及。当时,从疆吏、钦差大臣到朝廷,几乎都把汉奸看成是事关战争成败的重大问题,把严拿汉奸、“靖内”、“安内” 当作头等大事。以往史学界为了充分肯定人民群众的反侵略斗争及其爱国精神,对汉奸问题或否认,或避而不谈,或一笔带过,讳莫如深。似乎谁谈了汉奸,谁就是对人民群众的诬蔑。究竟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本文拟就此作一粗略考察和评论。

韩非子防奸思想略论

【正】 韩非有一完整的思想体系,概括起来就是“法术势”的理论.其中,防范和消除奸臣对君主的危害,帮助君主治理国家而产生的防奸思想是这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韩非防奸思想产生的原因韩非生活在战乱迭起的战国末期,当时一些巨僚特别是一些擅权营私之奸臣,实际上已成为妨碍法治,危害君主统治,损害国家利益的罪魁.他们或“为巧文之言,流行之辞。

匠者说:让民艺风物回归生活

在成都言几又的弧形剧场里,6位坚守在民艺道路上的匠人与200位嘉宾进行了一场"民艺新生"话题大研讨。"传统手工匠人和非遗传承人往往集培训、生产、营销等多个职务于-身,放大品牌附加值很难。"安仁議习馆馆长长期研究、实践民艺创生形态奸品开发,创立了"以手维生-民艺荟"

草根民主的红与黑

我们有理由对红色民主的到来持乐观态度。但我们的乐观不能演化为急切。在同一个中国,在不同的角落里、民主进步程度的差异委实太大,如果硬要用一个数字来形容,那我们可以说:”一百年”

《红楼梦》历史背景资料(之二)——清代前期农民的反抗斗争(下)

二、旗地佃户的抗租、反夺佃斗争△〔雍正十三年〕八旗地亩坐落直属州县，为数浩繁，片段错落，非逐细勘丈，无由知其确数。而该佐领下领催人等，贪图私取租银，勾连地户，将余出地及绝户地隐匿不报，亦有佃户因无业户取租，乘机隐漏认为己业者。

乾隆初粤闽湘赣抢米遏籴史料(上)

在清代,每逢缺粮之时,贫苦农民强借强搬富户米谷,或乡村自行组织起来,禁止外来商人籴买运出本地粮食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本专题选录了反映乾隆六年夏广东和乾隆八年春江西、湖南、福建、浙江等省抢米遏籴情况的史料,或于研究者有益。本专题史料均选自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教”与“诛”

古人云:‘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荀子·富国》)。意思是说,如果不加教育就去惩罚,则刑法繁多,违反法纪的现象也多,如果只是教育不用刑法,奸猾的人就得不到惩治。古人对‘教’与‘诛’的见解可谓精辟,颇值得今人借鉴。 教为本,教为先。教,方能使人知法纪,辨善恶,明是非。就党风廉政建设而言,思想教育是治本措施。

《李秀成<书供>原稿考辨》补述

荣孟源先生在《曾国藩所存【李秀成供】稿本考略》(下称《考略》)一文中,从七个方面论证《书供》原稿不是李秀成的真迹,而是曾国藩将其删改后派人重抄的“冒牌货”。我也写过《李秀成【书洪】原稿考辨》一文和他商榷。惟因篇幅所限,拙作对该文所说的《刻本》采用〔〕号的看法未加论列。现就这个问题补述如下。 《考略》第六节的末段说:“曾国藩制造了这个《稿本》,冒充李秀成的真迹,其大段删节之处,在《刻本》末尾加以说明,其个别改动字句,也用〔〕号标明。《刻本》中共有〔〕号十六个,在正文中十三个。如《稿本》‘是以被两国(个)奸民获拿’一句,曾改为‘遂被曾帅官兵拿获’,《刻本》作‘〔遂〕被[曾帅追兵]拿获’,借以表示曾国藩‘正大光明’,从而也就掩饰了他篡改李秀成真迹的大罪行。”《考略》第七节还说,《刻本》〔〕号中的字,“是曾国藩派人抄录此《稿本》时加的。” 《考略》是把《刻本》所用的〔〕号(主要是正文中十三个)当作曾国藩为了“掩饰”其“篡改李秀成真迹”的罪行而制造的假相看待,但我认为情况并非如此。据我考察,《刻本》正文用的十三个〔〕号都是各有其原因和作用的,它们与篡改真迹并无关联。

“教”与“诛”

古人云:“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旬子·富国》)意思是说,如果不加教育就去惩罚,则刑法繁多,违反法纪的现象也多;如果只是教育不用刑法,奸猾的人就得不到惩治。古人对“教”与“诛”的见解可谓精辟,颇值得今人借鉴。 教为本,教为先。教,方能使人知法纪,辨善恶,明是非。就党风廉政建设而言,思想教育是治本措施,可提高党员、干部素质,使之自觉遵纪守法,减少违法违纪问题发生。如果忽视和放松思想教育,即使法律再完备。

清代“跨性别者”的日常生活、生计浅探

档案对研究清代社会的边缘群体至关重要。“熊尔圣案”这一乾隆朝奇案的相关档案,为探究清代“跨性别者”这一“边缘中的边缘”群体提供了可能。不同于一般的“男扮女装”行为者,“跨性别者”的“男扮女装”行为基于其自身认知,并不具有贪财图色目的性。“熊尔圣案”中熊尔圣行为的诸多细节,证明其确属极不多见的,为官方所察觉的“跨性别者”。其生活与生计样貌,被官方档案保留下来,展现了一个尽管初期颠沛流离,频繁迁移,但最终成功建立并牢固了社会关系,又因并无犯罪倾向,而成功长久地保守秘密的“跨性别者”的生命历程。然而,根深蒂固的“奸民”认知,使对熊尔圣的审判尽管出于明显的“有罪推定”,但仍毫无争议地施以重惩。对熊尔圣的生活与生计的探讨,从别样的角度展示出18世纪中国性别问题的另一面向。

《天对》试译(续)

寒谗妇谋,后羿卒戕。荒弃于野,俾奸民是藏。举土作仇,徒怙身弧!王子怪骇,(虫白儿)形茀裳。文褫操戈,犹懵夫药良。终鸟号以游,奋厥篚筐。(勿曰)漠莫谋,形胡在胡亡。阳潜而爨,阴蒸而雨。萍凭以兴,厥号爱所。气怪以神,爱有奇躯。胁属支偶,尸帝之隅。宅灵之丘,掉焉不危。

三都水族地区的鱼眼钱

在清代,贵州私铸钱币的问题十分严重。根据《清实录》的记载,乾隆55年(1790年)4月贵州巡抚额勒春奏:“黔省接壤滇、粤、川、楚,深山密箐,每有奸民藏匿私铸。”又奏:“奸民私铸,须搀入铅斤,铜少铅多,因以牟利。”①乾隆59年(1794年)六月清廷诏谕:“至云、贵、四川本系出产铜、铅之地,取携甚便;而湖广汉口地方为云、贵、四川总汇,奸民杂处,私贩私铸诸弊丛生。”“各省小钱在在充斥,尤以云、贵、四川为甚”

中国古人管理智慧点滴

"不量人力,令于人之所不能为,故其令废;使于人之所不能为,故其事败。"出自《管子·形势》,意为不判断人的能力,命令人去做他们所无法做到的事,他的命令就等同于一句废话;

嘉庆华南海盗活动时期“私通接济”问题的治理

嘉庆年间,官方意识到“私通接济”问题的严重性,并且将“私通接济”问题的治理作为平息华南海盗活动的首要之务。为了断绝海盗的接济,广东当局将与海盗勾结的官兵员弁、部分沿海村民、奸商富豪、会匪等四类人群列为“奸民”,对之进行严密监控、缉拿。同时,官方限制或禁止米薪、炮械、火药、军器、船具等违禁物品出海。此外,为了严防海盗由于缺乏补给而登岸劫掠,官方兴办广东沿海团练对海盗展开陆上封锁与打击。嘉庆十五年(1810),两广总督百龄在断绝海盗接济的基础上,迫使海盗向官府投诚,成功平息大规模华南海盗活动。“严断接济”策略是针对“私通接济”问题而实施的,且取得显著成效,然而这种策略却对清王朝的海疆管理与沿海居民生计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魏源与东台

与林则徐、龚自珍齐名的思想家、学者、诗人魏源,在近代史上被誉为“中国封建文化优良部分的代表者”、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眼世界”的第一批先进人物。魏源的仕途是不平坦的,他在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五十一岁时才得到一个相当于进士的任职资格,被分发到江苏任职。黄丽镛《魏源年谱》引《续扬州府志》云:“东台知县,魏源,邵阳人,进士,二十五年任”。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曰:

子产

<正>子产(约前582年~前522年),名侨,字子产,又字子美,亦称公孙侨。郑国(今河南郑州新郑)人,贵族,与孔子同时期。子产自郑简公时(前554年)被立为卿,公元前543年到522年执掌郑国国政。子产是春秋时代郑国的著名政治家,现代著名史学家童书业先生说,子产先后制定出了三种重要的制度:第一是划定都鄙制度,制定田疆,开浚沟洫,设立五家为伍的保甲制度;第二是创立丘赋制度以增加国赋;第三是铸造刑书,以镇奸民。

《狱中杂记》试析

部编高中语文第二册的《狱中杂记》一文选自《方望溪全集》,作者方苞。 方苞,清代著名散文家,字凤九,又字灵皋,老年自号望溪,学者称望溪先生。桐城(今安徽省桐城县)人。生于康熙七年(1668,卒于乾隆十四年(1F49)。康熙四十五年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他论学宗法程(程颢、程颐)朱(朱熹),文章推崇韩(韩愈)柳(柳宗元),讲究“古文义法”,要求词语“雅洁”,为桐城派创始人。流传于世的有《方望溪全集》、《周官析疑》、《春秋通论》等,其文多为经说及书序碑传之属,惟《左忠毅公逸事》以及这篇《狱中杂记》,描写现实,暴露黑暗,堪称名篇。 方苞历经康、雍、乾三朝,在他所生活的这八十二年里,清王朝一方面对外用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