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淫幼女犯罪的刑事治理及其完善

奸淫幼女是一种严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犯罪行为,通过考察分析裁判文书,可以发现当前我国奸淫幼女犯罪的刑事治理在呈现出一些新特征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罪刑规定粗疏、加重处罚界限不清、案件发现难且证据采集难度高以及后续保障措施不完善等。对此,应以强化对未成年人(尤其是幼女)合法权益的保护为基点,通过完善罪名设置、提升立法科学性,明确加重处罚界限、对特殊主体从重处罚,健全案件发现机制、证据收集方法以及完善救济与保障制度等措施来有效解决当下奸淫幼女犯罪刑事治理中存在的现实问题。

奸淫幼女型强奸罪既遂标准的反思与重构

司法实践和理论通说皆认为,奸淫幼女型强奸罪的既遂标准为“接触说”,然而“接触说”既无法律依据,也无理论依据。“接触说”的存在不利于鼓励行为人中止犯罪,易导致受害幼女“污名化”,造成“客观归罪”的现象,且对行为人量刑畸重。该罪的保护客体并非幼女“身心健康”,而是幼女“不可侵犯的性交权利”。该罪的既遂标准应该采取“插入说”。区分奸淫幼女型强奸罪未遂与猥亵儿童罪需要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进行综合考察。

奸淫幼女罪对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人适用吗?

未成年人犯罪是日益普遍的现象。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即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人,可以成为奸淫幼女罪的主体,其实施奸淫幼女行为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笔者以为此说无充分理论依据,以否定的立场进行了探讨;并就如何处理相对负刑事责任人使用暴力等强制性手段奸淫幼女致被害人重伤、死亡的情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罪—刑”关系之分析范式:犯罪评价架构——以嫖宿幼女与奸淫幼女之争为切入点

嫖宿幼女与奸淫幼女之争,实为二者的"罪—刑"关系是否合理之争,"废除论"源于重刑的政策压力,"保留论"坚持论理考量却陷入技术困境。应从犯罪评价架构出发,以构成要件与违法、罪责的关系解释"罪—刑"关系:嫖宿幼女轻于奸淫幼女不是违法程度不同,而是责罪程度差异;对超出嫖宿幼女罪构成要件的部分,应以其他罪名作补充评价,以满足政策需求。犯罪评价架构是体系化的分析范式,可从方法论上对各具体学说之正误作出判断。

奸淫幼女构成犯罪应以明知为前提——为一个司法解释辩护

在严格责任与罪过责任分立的基础上 ,奸淫幼女构成犯罪必须以明知为前提 ,这样才能在保护幼女和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之间求得一种法治视野下的平衡。应当摈弃“应当知道”的传统提法 ,而把奸淫幼女的明知分为确切知道和推定知道两种。从最高法院关于奸淫幼女问题的司法解释出发 ,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解释体制及其形式应该逐渐由抽象的司法解释过渡到个案性质的司法解释 ,再进一步过渡到判例制度。

论奸淫幼女犯罪既遂的认定标准

法律的正当理性在于保护人的尊严、自由以及个人与社会生活中的实质性价值,引导社会生活和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我国现行刑法关于奸淫幼女犯罪既遂的接触说标准,在根本立场上是非理性主义、重刑主义的表现,无论是从保护被害人的利益、被告人的人权、促进正常性行为方式和性文化的健康发展,还是从充分体现刑法立法的科学合理性、刑法的谦抑性等立场来说都存在诸多弊端。因此,应当在法理上、立法与司法实务上统一强奸犯罪(其中当然包括奸淫幼女犯罪)既遂的插入说标准,反对并废除奸淫幼女犯罪既遂的接触说标准。

刑法适用解释的难题——以最高人民法院对奸淫幼女的“批复”为视角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奸淫幼女的"批复"以及学界对该"批复"的辩驳表明,我国刑法适用解释的基本立场急待确定,即严格解释规则、正确解释规则和生活逻辑规则。以此反观我国刑法第236条第2款的规定,可知对奸淫幼女犯罪排斥年龄认识错误辩护并不当然表示立法创制了一个不以罪过为要素的绝对责任之罪。我国学界对"批复"的辩驳暴露了学术争鸣的理论苍白与逻辑混乱,"批复"亦不能澄清关于奸淫幼女犯罪构成罪过要素的困惑。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完善我国法定强奸罪立法。

奸淫幼女行为的刑事规制及其完善——以104件奸淫幼女案为例

如何强化对未成年人特别是幼女合法权益的保护,是对奸淫幼女型强奸行为有效规治的基点所在。基于实证考察及其分析,揭示现有规制仍然存在诸多问题:行为人为特殊主体的案件频发,刑事立法的直接性规定阙如;司法机关对于未成年人之间发生性关系的案件在办理过程中的把握不一;造成幼女怀孕、自杀后果的案件是否作为加重处罚情节界定不明;对幼女尤其是十二周岁以下的幼女的侵害行为是否以"明知"为前提仍有争议。为此,保护幼女的刑事政策需要受到刑事法治的束缚与制约,同时在刑事法律犯罪圈合理设置之余有效配置刑罚比重,兼顾惩治与预防、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酌定情节与法定情节等的协调统一,以有效解决当下实践中的现实问题。

奸淫幼女案件司法适用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司法实践中,奸淫幼女案件较为多发,该类案件存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观明知判断难、不同种类的奸淫幼女案件司法适用难和关联犯罪认定难等问题,相关司法疑难问题的产生与该类犯罪和犯罪对象的特殊性、该类案件办理的司法政策导向不明及立法不够完善等原因密切相关。对此,可以从精准理解和把握法律精神、区分不同类型奸淫幼女犯罪进行法律适用并恰当量刑,以及完善相关立法等方面着手予以完善,从而实现该类案件在司法上的统一。

论我国刑法中的严格责任问题——以奸淫幼女犯罪为视角

近年来,奸淫幼女犯罪频发,相关部门多次出台司法解释对奸淫幼女犯罪的主体年龄和罪过形式进行了相关规定。在现有刑法理论的框架下,奸淫幼女犯罪仍然要以明知作为前提条件,这样既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幼女的利益,也能使被告人权利不受损害;并在奸淫幼女犯罪主观认识的基础上探寻严格责任在我国刑法中的现状和未来发展道路的分析。当前我国刑事立法已经对幼女进行了特殊的保护,不能用减损刑罚来代替罪责的有无。结合英美刑法中严格责任的相关规定,同时考虑我国刑法中罪刑法定主义和责任主义原则,得出我国不应当设立严格责任原则的结论。

嫖宿幼女罪与奸淫幼女型强奸罪的关系新论

嫖宿幼女罪的存废之争长期存在,废除论者的呼声颇高。《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第20条被认为是"嫖宿幼女强奸化"的第一步,实践中的"嫖宿幼女强奸案"也在纷纷出台。无论如何,嫖宿幼女罪存废论争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嫖宿幼女罪与奸淫幼女型强奸罪的关系。面对嫖宿幼女罪在短时间内不能从立法上废除的事实,应当积极探求司法处理两罪的新路径:一方面在承认两罪客观行为差异性的前提下,对嫖宿幼女罪作限缩解释以区分奸淫幼女型强奸罪;另一方面,在特定情形下认可两罪的重合关系,遵照竞合论与罪刑均衡原则,通过从重处罚来化解困惑。

未成年人方某奸淫幼女应构成强奸罪——兼与张凌颖同志商榷

未成年人奸淫幼女，其行为究竟构成什么罪？张凌颖等同志认为这种行为构成奸淫幼女罪。笔者认为，据我国现行的刑法和司法解释来看，该行为应定为强奸罪。

日本刑法中的奸淫幼女犯罪及对我国刑法的启示

日本现行刑法关于奸淫幼女的规定与我国刑法相似,日本的判例和通说认为,奸淫幼女是强奸罪的一种表现形式(不是一种独立的罪名);奸淫幼女既遂的认定标准是采取“插入说”;奸淫幼女构成强奸罪在主观上要求明知奸淫的对象是幼女,对幼女的年龄发生误认时,阻却强奸罪故意的成立。《日本改正刑法草案》单独设立了奸淫幼女罪,对采用暴力、胁迫等普通强奸罪的手段奸淫幼女的定强奸罪,只有不采用普通强奸罪的手段奸淫幼女的才定奸淫幼女罪。日本关于奸淫幼女犯罪的刑法理论、立法和司法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奸淫幼女”行为罪名之再确定——以现行相关司法解释的尴尬为视角

首先分析了“奸淫幼女”行为现行相关司法解释在适用法律上的尴尬 ,继而认为应将奸淫幼女行为的罪名重新确定为强奸罪 ,“奸淫幼女”

略论奸淫幼女的几个问题

本文认为 ,由于新旧刑法对已满 14周岁不满 16周岁的人负刑事责任的范围做了不同的规定 ,此时宜将刑法第 2 36条第 2款的罪名解释为强奸罪 ;无论怎样理解严格责任 ,根据我国刑法的基本理论 ,对奸淫幼女的行为都不应当实行严格责任 ;在现行刑法中 ,奸淫幼女与嫖宿幼女是两种不同的行为 ;本文还对奸淫幼女的“从重处罚”

奸淫幼女罪量刑调查研究

为探索奸淫幼女罪量刑的基本规律,我们调查访问了上海、江苏、四川等地人民法院,收集整理了600多份奸淫幼女案件的判决书,本文现对此作初步的分析研究。

奸淫幼女罪诸问题及其修正

奸淫幼女罪的现行立法概括了强奸幼女与和奸幼女两种行为。两者在危害行为、危害结果、幼女意愿、主观恶性、社会影响等方面所折射的社会危害性的差异，表明两者适用同一犯罪既遂条件和同一量刑幅度，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应将奸淫幼女罪分离为强奸幼女罪与和奸幼女罪，使罪刑相适应。

奸淫幼女是否构成犯罪仍应坚守主客观统一原则——剖析一个不彻底的司法解释

由于我国刑法对奸淫幼女的主观要件未明确规定是否需要"明知",从而引起刑法学术界和司法实务界的长期争论,进而导致实践中相同事实不同判决的现象出现。为解决这一问题,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关于行为人不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是否构成强奸罪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该《批复》的出台,一石激起千层浪,有褒有贬,莫衷一是。文章从辨证的角度,对该《批复》的法理基础等相关问题发表一些个人看法,以就教同行。

试论奸淫幼女罪的认定及处罚办法

奸淫幼女罪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强奸罪。本文针对法学界关于奸淫幼女犯罪的认定与处罚问题的几种观点，提出了认定奸淫幼女罪及时奸淫幼女犯罪的处罚应根据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综合当事人的各种情况区别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