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宋士人的“好名”:以欧阳修为例

面对晚唐、五代以来的士风沦丧,面对北宋中期积弊丛生的社会现实,范仲淹、欧阳修等新型士人崇尚名节,追求功名。他们出身孤寒,没有门第支撑,却要挑战近百年形成的士风;位居中下层,却要挑战上层政治集团的治国方针,这必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与危险。然而,出于为国尽忠的坚定信念,他们虽屡遭贬黜而不悔。为了战胜反对者,他们将传统文化中的君子小人之辨引入政见之争中,这成为此后北宋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

明代士大夫“好名”探析

明中后期,士大夫"好名"现象日盛,名实不符、沽名钓誉、门户党争、空谈"好名"者比比皆是。其"好名"动机和缘由,除了儒家立身扬名的传统熏染外,主要是士大夫出于私利和意气,以及考选制度的败坏。对于士大夫"好名",社会各界褒贬不一,皇帝普遍厌恶"好名",并以此作为拒谏理由;明代舆论对浅薄"好名"基本否定;朝臣以"好名"作为攻击他人的借口;而卫道士大夫则为正当"好名"辩护。明代士大夫"好名"问题,是明代社会变动的一种反映;而有关"好名"的争论,可视为士大夫与皇权争夺政治话语权的角逐。至清代,君主借革除明代"好名"流弊的时机,实现了皇权政治全面压倒士大夫政治的转换。

胡氏兄弟:胡绍之的“好名”之谏和胡适之的“圣人”自期

在胡氏弟兄中,二哥胡绍之与胡适关系最为密切,胡适早年的教育和人格养成,深受胡绍之的影响,尤其是在进德修身方面,胡绍之对胡适"好名"的批判和规谏、对胡适"圣贤"人格的期许,逐渐内化为胡适自觉的道德和人格追求。同时,在矛盾重重的大家庭内部,胡适对二哥有同情的理解。

陶渊明的“好名”解析

陶渊明具有"淡泊名利"的人生追求和品性,同时也"好名",但是这两方面是不矛盾的。他的"好名"主要表现在通过立德、立功、立言三个方面来求名。而且他的"好名"又具有独特性。

陶渊明“好名”的原因探析

陶渊明"好名"的原因包括:内在精神的需要、历史文化的熏染、家族功勋的陶冶、社会风气的影响、先贤道义的作用以及道家思想的缺陷等几个方面。这些原因进一步说明了他的"好名"的客观必然性,有力地证实了他的人格的复杂性。

明清官称内涵变异与“好名”之风

明清社会称谓独具特色,除了新的社会称谓不断产生,旧的社会称谓不断消亡之外,这一时期不少官衔称谓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异,同一称谓古今指称的对象不尽相同或大不相同。或借用古代官称,或僭用高职官称,或滥用官称称呼无官衔之人,明清时期"好名"之风日盛。这种现象根植于礼让讳傲的重名文化心理,滋生于明清时期官本位意识充斥各个角落的政治现实,并随着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市民阶层政治平等立身扬名思想的出现而蔚然成风。

明代的名士及其风度

名士既属于"士"这一社会阶层,是知识人群体的一部分,又是"士"阶层中一个特殊的分层,是士风、士习演进的必然产物。明代名士源头有二:一是魏晋名士,二是以苏东坡为典型的北宋名士。明代的士风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形成了一种好名、重名的风气,进而出现了名士这一颇具时代特色的社会群体。若是简单加以归类,明代的名士可以分为山人名士、文社名士、讲学名士、帖括名士、释中名士、闺中名士六种。明代名士具有求名邀誉与藉名求利两大特点,进而形成独特的名士风度:言谈上,崇尚清谈,喜好雅谑;举止上,狂简、任诞,对晋人风度多加推崇;性格上,多有癖性,如好佛书、红裙,薄宦情;生活上,更是日趋随意化及精致化。

从别号流行看明朝人的好名风气

别号流行是明代社会史中颇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在明代,无论帝王、士民,还是倡优、奴仆、盗贼,甚至僧人、妇女,不分良贱、僧俗、男女,无不以取一别号为时尚,进而导致别号泛滥。这一现象的广泛出现且成为一时风尚,大抵是明朝人好名风气的反映,其背后有深层的社会史原因及其价值,由此导致士民、良贱、僧俗、雅俗之间的互动,士、农、工、商四民界限的突破,以及知识人群体的壮大。这是文胜质衰的时代,雅文化却因此得以确立。

从“题名”看林语堂的文学与文化选择

古人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又说:“赐子千金,不如教子一艺;教子一艺,不如赐子好名。”可见,“名”的重要性。同理,一个作家往往对“题名”很看重,也会投入较多的时间、精力、智慧。不过,目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也缺乏有意识的深度发掘。(1)本文着重从“题名”的角度观照林语堂,并试图从中理解和思考一些文学与文化问题。所谓“题名”,在此主要是指为自己起名、为笔下人物和地点命名、出版著作用名、发表文章的题目、创办刊物的名称、题录警句名句等,科场登录之类的“金榜题名”不包括在内。

论明代传记与话本中的徽商形象

明代的话本与传记成功地刻画了一批"好名"的徽州商人形象,其徽商形象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天壤之异。话本中的徽商形象有好有坏,尤其是典商往往被贬为"徽狗",与传记中的绝大多数义商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两者之间存在如此强烈的反差,除了文体的差异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徽商到明代已出现分化。"徽狗"是对当时一部分不择手段的徽商的真实写照;提出"市义"主张,并为获利而施义,则说明徽商的经营朝着更符合经济规律的方向在发展。

试论清初南方贰臣文人的愧疚自赎心态——以清初“江左三大家”为例

清初,文人贰臣们在仕清后内心多有愧疚之情,这种心态在士风甚盛的南方的贰臣文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以"江左三大家"为例,清初贰臣文人的愧疚自赎心态有三种呈现方式:龚鼎孳结交士林,救人之困;钱谦益从事秘密反清,寓故国于诗文;吴伟业无情剖析,以罪孽心态自我灵魂拷问。好名徇利是他们临危变节的重要原因。考察三者差异,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清初时代变迁与政治道德伦理对文人心态的影响。

得于《诗经》的名字

中国人历来特别重视取名字。古人云:“赐子千金,不如教子一艺;教子一艺,不如赐子好名。”《诗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经典,也是一部取名宝典,中国人从中取了一个个高贵、典雅、文质彬彬的名字,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一道美丽的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