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马社会的“好人”与“好生活”

“好人”与“好生活”是荷马社会在人类道德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话题。荷马社会的“好人”需要具备符合逻各斯的灵魂的知识或“高尚”地去选择与实践。“好人”的现实诉求是过上“好生活”,但选择满足“个体欲望”和寻求“优雅”这两种“好生活”方式之间出现了德性冲突。荷马社会认为,如果“好人”始终是德性实践主体,那么这两种生活都属于“好生活”。“好人”与“好生活”共建于和平的社会愿景中:“好人”是“好生活”的构建主体,拥有不同程度的德性能力去主动选择具有自我价值的“好生活”;实现“好生活”需保障“好人”在优良的道德环境下成为“好公民”。

和谐社会的“好生活”与道德理性的生长

道德理性内在于“好生活”并有利于促进“好生活”。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和谐社会的“好生活”是基于完整的人的完整生活,是一种追问着、构建着、追求着的自主生活,它内含道德理性并藉由道德理性不断得以实现。道德理性是在生活实践中生长的。道德教育作为一种专门化的生活实践,通过发展道德判断能力、建构道德图式、发展道德自我、促成道德反思等,可以促进道德理性的生长。

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是重建我们的“好生活”理念

我国政府近年来反复强调"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和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明确把"好"的标准提到首位。"好"的标准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好",其背后还有一个更加根本性的标准——"好生活",包括好(合理)的政治体制、好(优良)的道德环境、好(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好(和谐)的人际关系(好社会)、好(愉快)的心情等等。"好生活"的问题是一个涉及到政治、经济、道德、审美等诸多层面的问题,能够概括这些层面的最合适术语就是"文化"。好生活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一个文化问题。发展模式之争的实质是文化之争,价值观念之争,不同的"好生活"理念之争。"好生活"不等于奢侈生活,其含义远远超出了物质富裕;"好生活"不等于审美化生活,审美化的人生最多只是"好生活"的一部分。"活得有尊严"是"好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必须落实宪法赋予每个人的基本权利,避免对尊严的庸俗唯物论理解。"好生活"讨论并不剥夺个人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坚持个体生活方式的选择权与发起关于好生活的公众讨论并不必然矛盾,而是可以兼顾。

“好生活”、“精神健康”与社会公正

从公共健康伦理角度理解,"好生活"就是"精神健康"的生活。尽管人们对于什么是"精神健康"也会争论不休,但毋庸置疑的是精神健康构成好生活和幸福感的底线保障,而社会公正又是一个社会或个体具有良好精神健康状态的伦理基础。

从“好品行”到“好生活”——《尼各马可伦理学》开示出的幸福生活

幸福生活是人人渴望得到的生活,是人生追求的目的。亚里士多德在其经典人文著作《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指出"好品行即好生活",为我们开示出一种别样的幸福生活,引领我们立足德性、培养智性、提升灵性,成就优良品行,实现幸福人生。

伊壁鸠鲁论“好生活”

好生活的问题一直是古今政治哲学中的核心问题,伊壁鸠鲁的思想同样是围绕如何实现一种好生活而展开的。伊壁鸠鲁将好生活定义为“身体的无痛苦与灵魂的无纷扰”的状态。他认为,因缺乏对神、死亡、痛苦、“身体-灵魂”的正确认识而产生的恐惧,以及对欲望缺乏正确认识而产生的虚妄是阻碍人们过上好生活的两大类障碍。因此,要实现一种好生活,一是需要用自然哲学从认识论上清除影响人们灵魂宁静的恐惧和错误的观念,二是需要借用正义来规定人们的生活方式,从而营造一个和谐安全的外在生存环境。最终,伊壁鸠鲁开创了一种以原子论个体主义为基础的新型幸福论哲学。这使其一方面与古典自然正当论者表现出极大的差异,另一方面也为现代自然权利论者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善的型与幸福——解析两种考察“好生活”的路径

具有师承关系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继承了苏格拉底讨论的主题,即"何为好生活"。他们关注当时流行意见中经常提及的聪明之人和善良之人,分别以善的型和良好的教养为始点展开对好生活的考察。柏拉图认为善的型是思维领域和一切美好事物的原因,灵魂之眼对它的观照确保人认识真、做高尚的事。而亚里士多德则在批判善的型的基础上,认为最高善是合于完善的德性的实现活动——幸福,作为灵魂中理智德性的明智为实践活动提供正确的选择。因始点和方法的不同,他们展现了两种考察好生活的路径,但其中却隐藏着惊人的相关和相似。

共产主义与自我实现:《巴黎手稿》中“好生活”的内涵

马克思《巴黎手稿》中关于人的本质和“好生活”的观点,构成资本主义批判的规范性基础,也是马克思对共产主义概念内涵的初步探索。通过将人的本质还原为“自由的而有意识的活动”和“真正的社会的联系”,马克思在生产、交往的基础上探索了好生活的实质内涵,将好生活理解为社会的人通过“为他人而生产”的自我实现活动。最终,马克思将作为一种历史阶段的共产主义确立为好生活的基本样态,从而实现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物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解。

对美好生活的价值追问——读江畅教授的新著《好生活如何成为可能》

江畅教授的新著《好生活如何成为可能》从价值论的角度,对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美好生活”问题进行了全方位、整体性的学理研究,建构了以“好生活”为核心范畴的价值理论。与以往价值论中纯粹强调价值的客观性或价值的主观性不同,它从价值主体及其生活场景的交互关系中把握“好生活”的学理意蕴。好生活不是单纯道德意义上的善生活,而是一系列主客观因素动态交织的系统整体。在分析价值主体与自然、社会的理想生存场景之间的客观要素中,彰显出客观环境对主体价值需要满足的统一。当人类个体普遍具备良好品质和健全人格时,人才能构建一个优越的社会和世界。在一定意义上,它对伦理学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作出了崭新的探索。

好生活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基础

“如何过上好生活”一直以来都是哲学界讨论的相当重要而根本的问题,但好生活的哲学根据至今尚无定论。或是认为“生活是否美好”是个人主观感受,而不是哲学的普遍性问题;不然就是片面地以为只要拥有财富就等于拥有好生活,所以只谈生产对自然界的改造和利用,至于好生活和好生态的问题则被有意地遮蔽了,继而被忽视不顾。要解决好生活的问题,首先要为好生活提供可靠的哲学根据,马克思一改以往把好生活奠基于主观价值判断立场,实现好生活价值评价的现实转向,确认好生活寓于好生产之中,为真正实现好生活奠定坚实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马克思的这一运思过程为当今社会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人平等共享美好生活,提供了相应的答案。

个体自由与善好生活的构建——从人类学“伦理转向”看当代中国的伦理图景

在当今中国,现实生活中对伦理议题的关照与社会科学研究中伦理议题的缺失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本文首先讨论伦理议题在社会科学语境中缺失的原因,继而结合人类学理论中新兴的“伦理转向”,指出在现代性背景下,通过区分抽象的道德准则与具体的伦理实践,可以从个体自由与个体责任的角度重新思考伦理问题。最后,在对中国的伦理图景进行概述性的分析之后,可以看到,各种价值系统的重叠为当代中国人的伦理生活带来了困境,也对个体的责任与担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纯粹快乐到最好生活——柏拉图《菲丽布》中的幸福观探究

柏拉图在其晚期作品《菲丽布》中赋予快乐什么样的作用,一直是古希腊哲学领域中最富有争议的议题之一。通常的看法是,《菲丽布》从各个方面全方位地贬低快乐的作用,甚至视快乐为干扰因子,完全将其从最好生活中剔除出去。受此影响,一些《菲丽布》的阐释者声称,快乐仅仅具有工具价值,它对人类有益仅是因为人类的本性不完美,因而最初在《菲丽布》中提出的快乐与智思的混合生活,只是柏拉图退而求其次承认的一种“补救性的好”,其价值远次于无乐无苦的中性状态。本文反对这种看法,认为《菲丽布》中提出的快乐与智思的混合生活是人类第一好的生活,而非第二好的生活,因而柏拉图并不主张快乐与幸福生活水火不容;另一方面,柏拉图在这篇对话中承认不同类型的快乐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某些纯粹快乐是好的或有内在价值,因而他并没有将所有快乐一律视为本体论上附属于“存在”的“生成”。

家庭伦理的道德起源与未来面向——基于对家庭伦理限度的考察

家庭伦理作为伦理的一个原初性元素,对于伦理的整体建构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从学科归属来看,家庭伦理只能以伦理学为唯一的学科归属,即只能以伦理学为限。在伦理前冠以“家庭”二字,只是表明讨论伦理问题可以以家庭为切入点,但不意味着家庭伦理可以独立于伦理学之外,否则,伦理学就会出现内部分裂和自我否定。在早期西方,血缘纽带被早早冲破,伦理的原初含义尽管保留着与家庭相关的“居留”、“住所”之意,但指向的是有精神寓意的“好生活”。因此,关于“居留”、“住所”的伦理学通向的是存在的真理。在古代中国,家庭是血缘共同体,由此衍生出父权至上、孝德为先的家庭伦理。在强大的血缘背景之下,以孝德为先的家庭伦理进而推演出以忠君为先的国家伦理。通过对中西家庭伦理的缘起以及未来面向的考察可知,以血缘为底色的家庭伦理排斥他者的照面,具有内敛性,从而表现出一定的限度。在逐渐步入现代化的今天,只有明确家庭伦理的限度,才能够有参照地保留住传统家庭伦理中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部分内容,最大程度地发挥家庭伦理在全国公民道德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讨论“好生活”是为了凸显公共生活的危机--兼与韩东屏教授商榷

"好生活"应该既包括好的个人生活,也包括好的公共生活。发起关于"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好生活"的讨论,并不是想要为个人生活制定出一个统一的标准或模式,而是为了呼吁人们关注当前社会公共生活的危机。当前公共生活危机的深层根源在于公共事务不透明、公众的知情权得不到保障。它最深刻的影响在于培养出一种政治冷漠、过度迷恋个人生活的自恋人格。

激情、节制与好生活:西方情感治理话语的兴起

现代情感治理概念的提出,或许是新近发生的事情。但是,人类对情感的治理实践却历史悠久,有关情感治理的话语也源远流长。柏拉图"以理驭情"的情感治理学说,是西方情感治理最原初也是最基本的理论话语形态。此学说以节制德性传统为发生语境,但它对情感治理之必要性、可能性和实践策略的阐述,却开启了一种更深远地影响了西方情感治理的文化传统。作为西方情感治理话语之兴起标志的柏拉图情感学说,只是西方情感治理史上的理论话语范式之一。西方情感治理话语史的完整图景,还有待我们未来更深入地探究。

政治性与公共善--基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考察

重新审视亚里士多德关于政治动物和政治共同体的论述,可以发现人所特有的自然政治性并非当代社群主义所理解的对在先的共同体公共善的积极参与和奉献,而是为了好生活的目的用语言揭示什么是善好和正义。城邦的公共善是在一种既非直觉感知共同体的目的,也非讨价还价和相互妥协不同利益的“政治地行动”中实现的,即在审议和说服的过程中将人们关于善好和正义相互冲突的主张,汇聚成一个全体公民都能接受的判断和决定。人的自然政治性包括与动物共有的政治性和人所特有的政治性,后者与城邦作为政治的共同体具有紧密的对应关系,不宜将人的政治性宽泛地运用在家庭等共同体,从而模糊家庭和城邦的区别以及“政治性”本身所具有的规范性意义。

礼仪与好生活的关系及其后现代重构

礼仪是要求人们通过一定的礼仪形式表达对他者的以友善为前提的尊重态度的道德规范。礼仪可以而且应当转化为人们的内在信念和内在品质,成为人格的组成部分,因而与人的作为整体的好生活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属于好生活的值得钦佩或道德高尚的层面。无论在西方传统社会还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礼仪都甚至被看作是好生活的内在规定性和外在标志。然而,市场经济的兴起和发展斩断了礼仪以及道德规范与好生活的内在关联,并导致了许多严重后果。在人类社会从现代转向后现代的今天,需要重构礼仪与好生活的关系,以使以礼仪为标志的道德重新回到人类生活之中,成为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好生活与道德教育

好生活包含了某些正向基础价值的实现,如健康、幸福、助人、自尊等。好生活是一种与善密切相关的生活,过一种有德性的生活是大多数向善之人的追求。在澄清人们对好生活的误读基础上,提出道德教育在引导学生过一种"有思"的个人善的好生活和建立好的公共生活价值观方面应该有所作为。

雷锋精神如何进入生活:一种哲学追问

学雷锋,能否转变为追求"好生活"的道德启蒙,成为学雷锋活动葆有生命力的关键;同时,也是现时代重塑社会道德生活的关键。学雷锋"常态化",为雷锋精神的生活化指向提供了有力注脚与社会实践平台。在个体化与世俗化的社会环境中,雷锋精神进入个体道德生活的契机在于"对好生活的规划",从"说教"到"启蒙"是学雷锋方式的重大改变。然而,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我们无法重新选择生活,那么一个有道德的生活世界就在"真诚"的生存态度中萌芽,生活态度"优先"好生活。在此基础之上,生活中学雷锋的道德行动才是真实的,才能摆脱物化形态与虚假意识的"幸福假象",成为有幸福感的行动认同。

论作为人类道德生活形式的环境伦理

环境伦理在"好生活"和"正当行动"问题上遭遇外部反对和内部纷争。从最抽象意义上看,环境伦理在一种理想的冲突中进入人类道德的亲证性实践,它改变了哲学实践的方式。在与"好生活"相关的意义上,它面对"自然主义谬误"之诘难,通过秉持"生态善"的理念,扩展了"道德善"的内涵。在与"正当行动"相关联的意义上,环境伦理受到常规伦理与道德相对论之困扰,它试图改变"道德权利"的用法。一种面向生态实践的环境伦理,虽然在道德生活形式上存在着从一般性话语到具体项目之间的断裂,但不同形式的环境伦理探究共同指向道德和精神的价值轴线,而对它的探问乃是透过环境伦理论争深入到对其道德生活形式之探寻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