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氏物语》与中日好色观的价值转换

《源氏物语》是日本"好色"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其好色观具有唯美的倾向,与以道德为基础的中国文学的好色观相对立。从中国文学中的道德的好色观到日本文学中的唯美的好色观,是从负面好色观向正面好色观的价值转换,这一价值转换是在剥离或淡化好色与道德和政治的关系中形成的。如果说中国文学的好色观只是在某种情况下才有限地偏离了道德框架,那么《源氏物语》的好色观则相当地远离了道德与政治。远离了道德与政治的框架之后,日本的好色文学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空间,并形成了绵绵不绝的好色文学系列。

浮世之草 好色有道——井原西鹤“好色物”的审美构造

西鹤"好色物"的外在构造,包括叙事上的纷然杂陈的"物纷"方法、"饶舌体"的文体、狭窄的题材与扁平的人物等,看上去都极其简单和单纯,但是简单得不简单,要真正说清、说透,却殊为不易,这就是极富日本特色的"伪浅化"现象。对于其"好色"主题,我们也可以较为轻易地做出道德伦理、社会学历史学的批评与判断。但是,仅仅从一般文学、从普遍文学去理解西鹤的"好色物"还是很不够的,只有走进町人社会文化的内部,走进日本的佛教文化、审美文化,从西鹤的"浮世"观、从日本文学"好色"的文化与审美传统、从"好色物"与"色道"的关系入手,对西鹤的"好色物"才能说透、才能洞穿。在"好色物"中,"浮世"的快乐莫过于"好色",但"好色"须有"道","色道"就是将"好色"加以特殊限定,就是要好色者领悟到"好色"的可能与不能,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成为有"色道"修炼的"帅人",最终洞察人生、超脱浮世,使"好色"有助于悟道和得道。这就是西鹤"好色物"的真义。

郁达夫的情爱书写与日本文学好色审美传统

对于"日本文学与郁达夫的创作"这一课题,学界大多致力于从"私小说"对郁达夫创作的影响这一角度进行研究,几乎忽视了郁氏创作与日本文学更久远的传统之间的深层联系。郁达夫的情爱书写的独特性是受到日本文学好色审美传统影响的结果。日本文学好色审美传统的接受使郁达夫的作品更加丰富、更具张力的同时,也是造成郁达夫的情爱书写在大半个世纪的文学史中备受压抑和误解的主要原因。

日本好色文学中的《源氏物语》

好色文学是日本传统文学由来已久的一个部分。《源氏物语》对这种好色传统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成型和推动作用。将《源氏物语》放在好色文学的背景中加以考察 ,从恋爱情趣和恋爱行为两个角度分析了的好色因素 。

《源氏物语》和《红楼梦》的“好色”比较——兼论日中古代文化的“好色”观对两书的影响

在《源氏物语》和《红楼梦》的比较研究中 ,“好色”是个颇受关注而且争论较多的问题。日中学者对“好色” ,尤其是《源氏物语》中的“好色”的认识、理解和态度、评价截然不同。日本学者对《源氏物语》的“好色”一般持赞赏、同情、肯定的态度 ,而中国学者则大多给予批判、否定的评价。产生这种不同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日中古代文化对“好色”的认识角度和价值判断标准存在根本性的差异 :中国传统文化往往从礼乐教化的角度出发认识“好色” ,以伦理道德为价值判断标准来评价“好色” ;而日本固有的文化则不以伦理道德来审视“好色”的善恶 ,它从情感、审美出发 ,采取以真、美为主的判断、审美基准。对此 ,我们应该把两部小说放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中考察 ,在比较评价时遵循文化相对主义原则。

从楚竹书《诗论》之说“好色”谈《毛诗序》的旧争议

《毛诗序》之作者与大、小序的关系始终是《诗经》研究史上的热点,却由于《诗经》的传授系统在汉代以前缺乏可以论说的可靠材料,争论多停留于推测,聚讼纷纭而无进展。楚竹书《诗论》的问世,提供了先秦儒家的传诗及诗论的可靠材料,可以推动旧问题的新探讨。楚竹书《诗论》以“好色”说《关雎》,反映了孔、孟以人之情性本然为礼乐教化的基础这一重要命题。荀子坚持了这一论点。《毛诗大序》中也有这一思想的表现。但是,《毛诗小序》则完全否定情性而以史说诗,强调政治讽谏之用。因此,据说是传于荀子的《毛诗》,其中应有后人学说的掺入。而考察先秦儒家《诗》学与今传《毛诗》的关系,楚竹书《诗论》是一个重要的参照。

“《国风》好色”论发微

《国风》雄踞《诗经》多半壁江山,两千余年来围绕它的解读争议最大最多,其中一个重要之点就是,《国风》是否涉及情欲以及如何看待这种情欲表达。汉儒以"美"、"刺"说诗,淡化乃至曲解《国风》之情欲表达;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前进一步,肯定《国风》写了情欲,同时依礼教对其表达的正当性加以批判;以闻一多为代表的现代解读派也肯定情欲表达,却否定《诗经》与礼教的关系,企图跳出儒家语境而以抒情诗和文化学的眼光来解读《国风》。本文回到传诗的原初语境,考察早期儒家所持的"《国风》好色"论,还原他们对待《国风》之情欲表达的基本立场,揭示《诗经》解释学中诗→欲→礼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意在证明:早期儒家看"欲"是自然论的,不涉及道德批判;这种自然的"欲"乃是"礼"之根源,对此"好色"之"欲"的诗学处理,使得《诗》的解释导向了"礼",从而形成教化论。

宋玉《讽赋》、《登徒子好色赋》与司马相如《美人赋》比较研究

宋玉《讽赋》、《登徒子好色赋》与司马相如《美人赋》 ,结构雷同 ,内容相近。因此 ,在宋玉作品真伪的研究中 ,三篇赋的承继问题便成为了一个研究的焦点。有人认为宋玉的两篇赋是后人抄袭《美人赋》的伪托之作 ,更有人认为司马相如《美人赋》是模仿宋玉两篇赋的 ,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我们详细地分析研究了这三篇赋的结构、内容、艺术表现、文化环境和散文赋体的“借用”、“模拟”现象 ,认为《讽赋》、《登徒子好色赋》在艺术上较之《美人赋》显得稚嫩 ,在文化信息方面符合战国末期的文化环境 ,应当是宋玉的作品 ;《美人赋》较之宋玉的两篇赋在艺术上更为成熟 ,在文化方面符合西汉的文化环境 ,应当是晚于宋玉时代的作品 ;《美人赋》与宋玉两篇赋结构雷同、内容相近 ,是散文赋体创作中“借用”、“模拟”现象的具体反映 ,司马相如“模拟”和“借用”宋玉赋创作《美人赋》 ,是赋家创作中的正常的不必惊怪的现象。

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口多微辞，所学于师”解——兼谈宋玉对汉赋文体特点的影响

在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中,登徒子指责宋玉"口多微辞",宋玉以"所学于师"回应。因"口多微辞,所学于师"并非宋玉与登徒子辩驳的重点,因而向为人所忽略。但仔细诵读此赋,再结合由屈原、宋玉及此后的司马相如、扬雄等人所构建的辞赋发展史,则"口多微辞,所学于师"实包含深意。即《登徒子好色赋》除辩"好色"外,本身包含带有讽谏意味的"微辞";宋玉从屈原的遭遇,感受到"直谏"的风险,因而有所避忌,在与楚王的问对中,选择另一种相对温和的"微辞"姿态。此种姿态对此后司马相如、扬雄等汉赋大家的创作以及汉赋欲讽反劝、劝百讽一的文体特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竹枝词在日本诗学定位的转变及与“好色”文艺的关系

中国文人的竹枝词创作最初源于对民歌的模拟,其诗学定位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曾历经数次演变,由最初的采风一变为记叙风俗景观,再变为记录地理掌故沿革等,然其轨迹始终未脱离儒家诗学理论的话语体系。然而在日本江户后期至明治的汉诗坛上,竹枝词却成了一类专门描写游廓及游女的诗作,该定位的成立一则因其描绘风物的性质仍与中国竹枝词的职能相吻合,一则是日本近世以来的游廓文化及“好色”文艺对其性质与面貌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与之相应,此类竹枝词的创作与诗学评论遂在相当程度上具备了町人文化的内核,并与儒家诗学观发生了较大的背离乃至冲突。日本竹枝词的演变是近世日本汉文学本土化态势的具体表现之一,并显示出了日本诗学及美学理念在这一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日本文化中的“好色”审美理念初探

日本传统文化中有“物哀”、“幽玄”、“空寂”、“闲寂”、“好色”等审美意识，但大多数中国人对于日本文学、艺术、演艺等方面广泛存在的“好色”审美意识却并不熟知，且存在很大程度的误解。因此，正确解读日本“好色”审美意识显得尤为重要，而且对于深入了解日本文化或进行中日文化比较研究有重要意义。

非凡的“好色”论

两部作品分别从男性与女性、虚幻与现实、肯定与否定、愿望与命运的立场或层面来把握"好色社会"。从而展现更高程度上的一种"完整"。而将男性置诸虚幻的、肯定的和表达愿望的一端，将女性置诸现实的、否定的和承受命运的一端，则显出作者眼光的独到与深刻之处了。

严肃其里,滑稽其表——论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的角色和主题

:《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是宋玉表达“讽于淫”的主题的系列作品。《登徒子好色赋》是由登徒子和宋玉共同执导和表演的意在讽刺楚顷襄王的准俳优戏。它所揭示的既不是登徒子好色 ,也不是宋玉好色 ,而是顷襄王好色。此赋不像《高唐赋》“曲终奏雅” ,因而其旨意十分隐蔽 ,但如果明白了登徒子就是唐勒(宋玉的好朋友 )这个关键 。

猪八戒“好色”形象探源

猪八戒这个家喻户晓的经典形象,属于世代累积型的艺术形象。古典文学中猪八戒的“好色”主要表现在骗婚、抢亲、调情等诸多方面,但不同时代、不同文本中猪八戒的“好色”内涵有所不同。从元杂剧到明代小说再到清代宫廷大戏,猪八戒的“好色”形象也在不断发展演变,或良心未泯、礼仪犹存,或穿衣吃饭、人伦物理,或好色即淫、知情更淫。猪八戒的“好色”形象有着浓厚的宗教渊源,与印度婆罗门教中的摩利支菩萨、印度神庙中的生殖崇拜以及藏传佛教中的男女双修有密切关联。猪八戒的“好色”形象也是克己复礼的道德传统、纵情声色的文化环境以及情色演剧的时代氛围这三个原始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好色、好货、率真——《十二楼》、《无声戏》中的尚情倾向

在爱情上重欲轻情,对财富、功名、权势的占有欲和提倡人与人之间的真情,从而使李渔的小说有着明显的时代烙印和特殊的艺术魅力。

爱的憧憬与“好色”情调——由川端康成孤儿的情感说起

少女光洁的肌肤、纯洁的心灵和母性的温情是孤儿川端的“救世主”,在感官与纯洁、母性与少女之间川端作品中出现了美女与佛的结合,进而形成了其文学中感官因圣洁而得到净化的“好色”情调。因此,从内在的形成原因来看,川端文学的“好色”情调是其诗化了的孤儿的缺失体验。

《登徒子好色赋》的“好色”所指与讽谏旨归

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是假设登徒子之词,讽谏楚王好色之作。作品以宋玉与东家之了、登徒子与其妻、章华大夫与采桑女子等三个事例,说明了好色与不好色的行意差异。并在比较中强调了"守德""守礼"的男性自律操守,从而于言词之外,寄寓了希冀楚王"守德"自律的讽谏旨归。

《诗经·国风》女性“好色”观探析

《诗经·国风》多以女性为抒情主人公,据此,《毛诗序》和朱熹《诗集传》以女性为《诗经》的原创主体。基于女性在《国风》中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国风》考察我国古代女性审美意识的相关问题。《论语·子罕》篇:"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表达了孔子对容貌之美的诱惑甚于德性之美的焦虑。《国风》作为女性创作且大多以女性为抒情主人公的作品集,突出体现了女性的"好色"观。具体包括:清晰的"性别"及角色意识、以形貌之外形美和德性之内在美为审美对象和审美标准、以真挚的情感为精神内核、因礼教约束而形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审美特征几个方面。

宋玉辞赋中的礼学思想——以《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为例

楚国浓厚的礼乐文化氛围与礼制森严的宫廷环境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宋玉的文学创作。其《神女赋》对楚王与神女相遇的描写体现出作者"发而皆中节"的"尚和"观以及对中庸之道的追求,《登徒子好色赋》一文对美的定量则包含了礼乐文化中"中和之美"的美学范式,也体现出宋玉辞赋所蕴含的尚和、尚中的礼学思想。

女人也好色

有人说,21世纪是＂她世纪＂,意思是女性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这包括政治、经济等许多方面,当然也会涉及到性。譬如,时尚引领者已经开始最大限度地满足女人对男体的渴望,在YSL最新男性香水（M7）的广告里,一个意大利健壮的拳击手脱光了衣服,一丝不挂、一清二白地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