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灾荒中的妇女拐卖及法律惩处

晚清灾荒中,妇女拐卖现象十分严重。灾荒中严重的妇女拐卖现象不仅加重了无数女性的悲惨遭遇,也常常演化为影响地方社会秩序和人口变迁的重要因素。晚清中央到地方政府为打击拐卖妇女犯罪作出了积极努力,具体司法实践中也讲求灵活处理,这些对安定灾区社会秩序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当然,晚清日益腐败的吏治也影响了严刑峻法的落实空间。

论收买被拐卖妇女犯罪行为分类与法定刑配置

极端案件的出现将收买被拐卖妇女犯罪法定刑配置是否过于轻缓的问题推至舆论顶点。《刑法修正案(九)》删除收买行为的出罪事由,表明打拐需从买方市场考量的态度。本罪行为并非能够简单地与拐卖妇女犯罪行为相等同。收买行为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伴随着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共同影响。合理调整法定刑配置是有效回应立法不充分和社会舆论的手段,科学分析犯罪行为分类是合理调整法定刑配置的前提。结合责任理论的基本原理,将本罪行为划分为婚姻型收买行为和非婚姻型收买行为两个基本类型,并在婚姻型收买行为中细分出良性发展型和恶性破坏型两个子类型。基于行为类型分类和责任原理对本罪法定刑重新配置,从不同行为类型角度对法定刑配置分别进行匹配,建立合理的法定刑配置体系,推动拐卖妇女犯罪的有效治理,恰当回应舆论情绪。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治理政策缘何完善——基于多源流理论的议程设置研究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治理工作事关人民安全与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本文采用多源流理论的分析框架,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等三个方面对2022年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治理政策的完善议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犯罪治理遗留的“历史存量”和犯罪治理场域中的外溢风险构成了问题源流;专家学者对“拐卖妇女儿童”议题的探讨、两会代表建言献策以及舆论媒体的报道使得政策共同体之间形成了“政策原汤”,三者构成了政策源流;“团圆文化”影响下的民众情感与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安全”理念与宗旨构成了政治源流。在2022年全国两会召开之际,政策议程设置的“政策之窗”随之开启。在此期间,政策活动家促成了三流汇聚,使得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治理政策的完善议程得以最终设置。

论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的治理走向——基于254份裁判文书的实证考察

通过对我国254份裁判文书的分析发现,收买被拐卖妇女犯罪中,在收买者主体为在生理或经济上有劣势的大龄单身男青年,被收买妇女多为外籍妇女和国内患病妇女;本罪高发于中东部省份,且其实现高度依赖居中介绍者和拐卖者;在司法实践中,本罪呈现较高的轻刑化和非实刑化比例,存在法定刑普遍适用不足的问题。人口比例相对失衡、经济状况低下、婚姻观念保守是收买被拐卖妇女现象的三大影响因素。治理收买被拐卖妇女犯罪需要的是严格司法而非提高法定刑,还应当在教育、经济、社会等层面协同发力。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行为的成因及预防——基于情境行动理论视角

拐卖妇女儿童罪是一种侵害妇女儿童人身权利的古老犯罪。本文以情境行动理论为分析框架,采用案例研究方法,探析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机制及预防路径。结果显示,拐卖行为人在“物化妇女儿童”的道德倾向、低自我控制的驱动与即时环境中拐卖市场、越轨朋辈、家庭负面关系的引诱、被害经历的激惹以及威慑感知的互动作用下,会启动和完成对拐卖行为的感知—选择过程并实施犯罪。因而,拐卖妇女儿童的预防措施应从犯罪情境的感知与选择方面着手,切断犯罪情境感知,引导正向行为抉择,以全方位提升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治理效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

以保护法益角度论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刑事责任

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保护法益不能仅仅定性于人身不可买卖性、个人的人格尊严、人身自由等单一法益。对于该罪保护法益的定性,直接影响到司法机关执法时对该类犯罪的认识及惩戒力度。买卖人口犯罪违反了社会一般道德准则,损害了社会文明的基本伦理,也违反了宪法原则、自然法以及法律规定的人身不可买卖禁令,严重侵犯了被买卖者的人格尊严。买卖人口除了把特定受害者工具化、物化和商品化以外,还会对整个人类社会造成威胁,使得大家都面临着被普遍工具化、物化和商品化的风险,从而引发了共情焦虑。该罪不仅侵犯了被收买者的人格尊严,同时也侵犯了人类全体的人格尊严,故该罪的保护法益是复合法益。同时,基于罪行均衡原则,应当在此基础上适当提高收买人口犯罪的法定刑。此外,设置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的情节加重犯,将收买行为之后实施的侵犯被害人人格尊严或其他人身权益、但达不到犯罪的行为作为收买犯罪的情节加重犯,较为合理。

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法定刑配置

当前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法定刑配置并不能满足罪刑均衡的要求,基于预防犯罪和法益保护的需要,应当适当提高本罪的法定基本刑,但不应提高到买卖同刑的程度,实证分析的结果也证明了适当提高本罪的法定基本刑的合理性。此外,完善本罪法定刑的配置还可以根据关联情节设置科学的刑罚梯度,增设罚金刑。保护被买妇女的合法权益不仅在于立法,而且在于执法和司法,对于经济相对落后和地区相对偏远的地方应当加强普法宣传教育。

收买被拐卖妇女行为的不法及其对罪刑的指引

我国当前立法、司法实务对待拐卖与收买妇女犯罪的态度可以概括为“重拐卖轻收买”。立法为收买犯罪设置了与拐卖悬殊的法定刑,给司法、执法划定了框架、奠定了基调。司法、执法当然要用足、用好刑法,但前提应当是立法准确、充分评估收买犯罪的不法。收买妇女与拐卖妇女相同的不法是,买卖行为都侵犯了妇女作为平等主体的人格尊严,违反了禁止将妇女当作商品予以买卖的行为规范。这一相同的不法对收买妇女犯罪的意义是,收买行为本身就有充分且独立于后续犯罪的不法,被害妇女的同意不能阻却买卖行为的不法等;对收买妇女犯罪法定刑的意义在于,既然买卖妇女的不法与一般预防必要性相同,买卖就应当同罚,而不能基于“刚需”、期待可能性较低等理由继续维持买卖悬殊、收买犯罪畸轻的法定刑。

立法论与解释论的顺位之争——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为例

当法律的适用结果存疑时,应优先更新解释论而非启动立法论。未穷尽现行法的解释空间之前不轻言修法,是法教义学及其背后的法治立场的基本要求。随着时代变迁,严惩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犯罪的民意吁求具有正当性。在理论上将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解释为强奸罪、非法拘禁罪、伤害罪等后续犯罪的预备犯,特别是在实践中把握住收买型强奸与普通强奸之间的差异,有利于降低证明难度,实现数罪并罚。当报应刑的正义性可以被解释论满足时,修法的理由就只剩下能否显著提高预防效果。但是,收买被拐买的妇女犯罪的特殊性使得修法能否跨越法律认知、理性选择和盈亏权衡的三重障碍发挥威慑作用存在疑问。作为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一环,基层执法的问题及其因应策略,应在立法权衡中被同步考量。摒弃立法万能论的执念,重视行动中的法律,追求女性权益保护的实效而非口号,是立法者应当秉持的责任伦理。

乡村地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整体性治理研究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是一种具有浓厚历史印迹的国际性犯罪。在我国乡村尤其是贫困地区以及人口流动地区的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态势依然不容小觑。虽然我国持续展开的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已取得初步成效,但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对策主要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为轴心展开,缺少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社会治理要素整合。应当运用整合性治理思维,从社会现状与政府管理的利益平衡、政府管理机制、犯罪产业链以及法律监督与社会监督等方面构建乡村地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整体治理体系,从而有效遏制乡村地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论拐卖妇女罪中正当防卫行为的司法认定

在拐卖妇女犯罪中依法规范适用正当防卫制度,既是正当防卫制度中“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立法精神体现,同时也能更加全面有效的保护被拐妇女合法权利。在拐卖妇女犯罪中认定正当防卫行为应准确把握以下因素:非法拘禁行为可以作为正当防卫的起因条件;共同实施不法侵害的人也能成为防卫对象;防卫限度的判断要考虑双方力量对比以及进一步造成损害的现实可能性;认定防卫过当时综合考虑不法侵害人的过错程度和不法侵害的周期长度。

收买被拐卖妇女的刑法省思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是拐卖妇女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严重侵犯了妇女的人格尊严,后续伴随实施的拘禁、伤害、强奸等犯罪行为,容易引发社会舆情事件,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在实践中此类案件数罪并罚比例偏低,缓刑适用率偏高,存在刑法介入忽视妇女的意愿、刑罚配置欠缺系统性以及同案不同判等问题。虽然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几经修改,但始终贯彻了刑法的谦抑性精神以及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司法优化的基础上,应当坚持轻罪轻罚,但需通过设置情节加重犯,进一步细化量刑档次规定,准确把握定罪免刑,使收买被拐卖妇女的行为在刑法个罪中直接实现罚当其罪的司法公正。

我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治理的进程与逻辑:1983—2022

通过对1983年以来我国拐卖犯罪立案情况、法律法规、行动措施的考察,采用“犯罪整体态势+标志性事件”的判断标准,结合“制度+行动”的治理架构,依据“国家控制+社会参与”的分析主线,可将1983—2022年我国拐卖犯罪治理的进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各阶段的主要特征分别表现为: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与打拐行动的持续发力;部门协作的制度设计与社会力量的初步发展;反拐制度的系统构建与全民反拐的协同共治。回顾拐卖犯罪近40年的治理进程,可以发现国家逐渐建立起“治罪—治理”的双重控制、“权力—权利”与“权利—权利”的双重保障机制,从而使我国拐卖犯罪态势基本得到有效遏制。

我国妇女基本权利刑事立法保护的“充分性”建构

基本权利既是主观权利,也是客观价值秩序,具有“客观功能”。国家负有对基本权利提供制度性、组织和程序保障的义务,还负有防止第三人侵害基本权利的狭义保护义务。刑事立法打击收买被拐卖妇女行为是国家履行保护义务的一种主要方式。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立法是否合理,本质上是国家是否充分履行其对妇女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收买被拐卖妇女罪刑事立法仍存在罪名设置不合理、量刑不科学等问题,不能满足基本权利保护的“禁止保护不足”要求,应当以基本权利保护为基点,基于被拐卖妇女基本权利面临的高程度受侵害风险,完善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的刑事立法。

新形势下公安机关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难点及对策

自2022年公安部开展新一轮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以来,针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对策研究成为研究热点,如何有效打击该类犯罪是公安研究的重要内容。通过对案例和公开数据进行分析,结合公安部新一轮“打拐”专项行动的要求,解决当前“打拐”工作存在的证据收集难、打击成本高且效果有限的难点,需要加速大数据技术、GIS犯罪地图应用、跨年龄段人脸识别等技术成果向一线转化,优化“打防控一体化”警务新格局,助力公安机关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论收买被拐卖妇女罪法定刑的合理配置——以徐州丰县事件为例

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的法定刑是否需要调整一直是学界颇具争议的话题,由于本罪的法定刑配置较低,在司法实务中较难发挥惩治犯罪保障法益的作用,因此一直饱受诟病。有鉴于此以徐州丰县事件为参考,通过较为具体的阐述学界普遍存在的刑罚争议,剖析产生量刑分歧的原因,在解析法定刑适配存在的规制滥觞下进而提出本罪法定刑如何合理配置的治理路径。

回应社会关切与刑法自洽: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流向——以“徐州事件”为切入点

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反映了现行刑法生存权优位的立法理念,现行刑事司法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评价受到立法、经济社会当时状况的制约。“徐州事件”引发的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刑罚论争隐藏的是公众的价值观念已经由生存权优位逐渐转变为发展权优位,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演变为这种观念转变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理论基础;作为公众意志集中体现的刑法规范应当对此予以回应。发展权视野下的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与其社会危害性、其他的收买型犯罪并不匹配,司法实践亦应体现公众发展权视野下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规制期待。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法定刑之应然调试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法定刑的设置存在刑不制罪、内外不协调、预防效果不佳等问题,易引发社会价值冲突与争议,应改进该罪名刑罚设置的直观形式标准,在借鉴域外立法的背景下,通过分级制裁、增设罚金等措施提升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

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刑罚配置及其有效治理

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社会问题由来已久,长期以来未能得到有效遏制。从整个刑法体系的罪刑设置来看,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过低,既与我国其它罪名的刑罚设置不相协调,也未能与其他发达国家地区以及国际上重视人性尊严和弱势群体权益保障的理念相接轨。从司法运行中的刑罚适用情况来看,对于收买方的处罚不力以及礼制传统观念在思想层面的推波助澜均是造成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治理困境的现实成因。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有效治理,需要在刑事法律内外进行立体化与综合性的施策应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问题的有效化解,需要回归犯罪生成的社会机理层面进行对症下药,通过事前堵截与综合施策的方式,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此类行为的发生。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定罪量刑研究

作为拐卖的对合行为,收买行为在近期的热点事件爆发后也引起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买卖同刑、提高《刑法》第241条法定刑幅度呼声高涨,形成了较大的舆论力量。《刑法》的目的是为保护法益,提高法定刑不利于实现刑罚目的以及违背立法初衷。我认为本罪争议的焦点不是法定刑存在问题,而是司法机关没有用好相关法律,所以在定罪量刑上有偏差;目前不宜提高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法定刑,应当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理解和适用该法条实现社会公众所期待的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