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寅《王蜀宫妓图》之“愁”解析

《王蜀宫妓图》透露出唐寅潜藏的内在情感矛盾和对生命价值的思考,揭示了其仕女画的多重意蕴和核心要义——“愁”。该文从类比意象的角度探讨“愁”从何来,结合唐寅对自身境况的回应与态度,解读唐寅丰富的精神世界,以期为研究如何处理人生命题提供启示。

土田麦仙作品中的西方与东方--以《舞妓林泉图》为例

本文以土田麦仙的作品《舞妓林泉图》为对象,通过对其技法、构图及画面元素的对比与分析,结合其欧洲游学经历,探析西方美术对画家的影响;再以对画面意象的解析,来揭示画家心中的本民族情怀与表现,探究东方与西方审美共同作用下土田麦仙的美术特点。

太平天国娼妓问题探析——兼论禁娼不能作为太平天国妇女解放之论据

虽然太平天国是严禁娼妓行为的 ,但由于多种原因的影响 ,太平天国统治区还存在大量私娼 ,在太平天国政权和军队中也残留有封建社会的家妓和官妓遗风。因此 ,太平天国娼妓“完全禁绝”的结论是不正确的。

唐代歌妓形象探析

唐代经济的发展和文化交流的加快,促使唐代歌妓数量庞大、技艺突出。通过详细分析唐代歌妓的结构类型,详细地从官妓、家妓、私妓介绍不同类型歌妓的相关职责,并从被骗或被迫沦落成娼,严厉残酷的训练,遥不可及的爱情,凄凉被弃的归宿等方面深刻揭示唐代歌妓的悲惨命运。

元代艺妓与元散曲

本文探讨元代艺妓与元散曲的关系。作者认为，元代艺妓大量介入元散曲的演出和创作，使元散曲出现大量的赠妓之作和部分艺妓的酬和之作；使元散曲的言情作品多以书生妓女的爱情故事为典故，并带有一股艳媚之风；她们不受礼教束缚的身份和泼辣的性格则促进了元散曲酣畅直率风格的形成；她们作为民间艺人的文化修养则使元散曲具有很强的俗文学色彩。显然，部分赠妓之作也体现出色情庸俗的倾向。

太平天国“娼妓是完全绝迹”了吗?

太平天国是严禁娼妓行为的,但由于多种原因的影响,在太平天国统治的广大乡村存在严重的私娼现象,在太平天国各王府和广大的军队中,还残存大量的封建家妓和官妓。太平天国没有彻底废除令人憎恶的娼妓制,广大妇女也没有真正摆脱性奴隶的地位。所谓太平天国娼妓"完全禁绝"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太平天国之所以禁娼,主要出于拜上帝教反对男女淫乱和禁止奸淫妇女的宗教思想,并非解放妇女的主观所为,对此不能给予过高的评价。

中国传统绘画中“东山携妓”母题的图像流变

“东山携妓”作为绘画史中经常出现的母题,在不同的朝代有着不同的美学特征,在不同的画家笔下也有不同的审美意蕴。本文以时间为线索,梳理“东山携妓”题材的图像流变,分析其绘画母题与审美路径,并揭示图像流变背后的作者心理变化,使读者在了解传统绘画中“东山携妓”主题作品的同时,也能感受其背后深刻而丰富的审美意蕴。

妓女与词

文章旨在弄清唐宋间文人士大夫与妓女的关系中所包合的文化、审美和精神因素，论述包括三个方面：当时社会的妓女制度与妓女本身的素质；词人与妓女相交的文化风貌；词人对妓女的情感态度。

文本与书写:唐代女妓形象述论

在墓志文献和传世文献中,唐代女妓群体形象的构建呈现出差异性。墓志撰写者力图将走入家庭的女妓描述成贤妻良母,而传世文献的作者往往将唐代女妓塑造成精魅或者女祸。从文本书写的角度来看,书写者的书写立场和书写理念影响了唐代女妓形象的塑造。

论民国妓捐

民国时期,各地妓捐的征收与管理略有不同,北京、南京、武汉等部分大中城市有详细、规范的章程可循,并逐渐完善;而其它地区多以简陋条例管理。社会各界对妓捐的征收多有非议,持反对态度,要求禁娼废捐。政府及地方当局在不同时期均采取了有关管理措施,但由于国情限制、时局纷乱、政府管理不力等原因,禁娼与废捐难以实现。就时代发展来看,妓捐随着娼业的衰落逐渐走向消失。

论清末妓捐

清末妓捐始于地方开征,由来已久,后获清中央政府认可,成为地方正式税种之一。各地开征妓捐,多以市政经费不足为由,主要由警务部门负责,少数地区兼有私人承办。妓捐税额根据娼妓情况,分门别类,依据标准征收。妓捐存在时间较长,却难有统一有效管理。地方妓捐的征收具有不稳定性,不成体系,变化较多。在妓捐征收期间,各界对妓捐兴废的认知亦各不相同,但否定态度占据主流地位。

唐代北里妓研究

唐代长安平康坊之北里妓为京兆尹侍宴,提供乐舞服务,但与为地方官府侍宴的官妓不同,北里妓属于市井妓。她们多隶属乐籍,为乐户成员自愿充当,或来源于人口鬻卖。市井妓聚居于北里,与为京兆尹侍宴有关。随着政府对北里管理的加强,北里逐渐形成唐末的规模和规矩。孙棨《北里志》中所描绘的局面当是唐末北里之状况,非北里或长安市井妓素来之状况。

唐代地方妓伶与诗歌

唐代地方妓伶包括聚居在长安与各州府的官妓、家妓以及民间靠卖艺为生的男女艺人。官妓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自行开业的,经济来源为妓馆与狎客,身份较自由;一种由地方长官管辖,由官府供给衣食,归“乐营”管理,称为“营妓”。家妓由官僚富户蓄养,其地位在妾之下。有的达官显贵蓄养的家妓很多,如“罢镇闲居”于洛阳的李愿,“声妓豪华为当时第一”,家中“蓄女妓百余人,皆绝艺殊色。”(于邺《扬州梦记》)白居易晚年定居洛阳后,家中自置妓乐,“如菱角、谷儿、红绡、紫绡、樊素、小蛮等,尝亲为教演。”(赵翼《瓯北诗话》卷四) 由于朝廷的纵容支持。

论民国时期的娼妓管理

民国期间,中央政府没有制定统一的专门禁娼法规,基本沿袭了清末抽取“妓捐”的娼妓管理制度。依管理对象的不同,民国时期的娼妓管理可分为对乐户(妓院)的管理,对乐女(公娼)的管理及对私娼的查禁三项内容。无论是北洋政府时期,还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各省、市警察机关的禁娼工作均未见实效。但其实施的一些制度极具研究价值,对于今日的禁娼工作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汉卿“士妓恋”作品与近松门左卫门“町妓恋”作品之比较

戏剧家关汉卿和近松门左卫门在中国和日本戏剧文学史上的地位与莎士比亚在英国戏剧文学史上的地位几乎等同。他们两人在戏剧创作技巧和内容取材上也存在不少相似之处,本文主要以两人创作的以"妓"为主人公的爱情戏剧进行初步探讨。通过对关剧的"士妓恋"和近松门剧的"町妓恋"题材的分析和比较,揭示在创作的社会历史背景、命运抗争主体以及结局处理方式等方面,所反映出的民族文化与社会历史的异同。

唐人蓄妓对家庭观念的影响——《故妓人清河张氏墓志》考析

妓人清河张氏的主人是唐代名相李德裕之兄李德修的儿子、两池榷盐使李从质。李从质终生未婚,与张氏长相厮守达31年,生有二男一女。张氏所生二男生前均有官职,张氏和子女逝后均埋葬于李氏祖茔。这些事实说明部分唐代家妓事实上已经成为家庭中的成员,并对唐人的婚姻观和家庭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汉卿士妓之恋杂剧的审美观照

本文从六个方面对关汉卿士妓之恋杂剧予以审美观照,并从中反观作者的思想和创作倾向,总结其艺术趣尚对后世的借鉴意义。这六个方面分别是:一、女性性格的独特魅力;二、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反叛;三、对声色之好的超越;四、戏剧情节的一波三折;五、戏剧冲突的巧妙设置;六、“大团圆”结局所蕴含的悲剧性。

娱乐、风化、政治:近代上海茶馆禁妓研究

上海开埠后,商业的发达、移民的集聚使得娼妓业很快兴旺起来。同时,茶馆业迅速发展,茶馆成为晚清时期重要的休闲娱乐场所。之后,妓女"结缘"茶馆长达数十年。对封建官府来说,为维护风化,茶馆禁妓势在必然。由于一市三治的特殊政治格局,华界官员极力寻求租界当局的协助。在租界、华界共同展开茶馆禁妓的过程中,双方因理念的差异、利益的冲突和权力的争夺不时发生摩擦。进入民国以后,妓女逐渐离开茶馆,至1930年代最终消失,其中原因复杂,结果也不容乐观。

唐代乐工歌妓与诗歌传唱

传唱是唐诗向外扩散的重要途径。唐代的乐工歌妓与文人之间默契合作,为诗歌的广泛传唱营造了良好的人际环境。传唱唐诗的乐工歌妓大都是职业化歌手,且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在辞乐相配的过程中,乐工歌妓还要进行"二度创作"。乐工歌妓的传唱对唐诗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彰显出唐诗的艺术魅力,促进了唐诗创作的繁荣,使唐诗在题材上趋于大众关怀,在风格上走向通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