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蓄妓对家庭观念的影响——《故妓人清河张氏墓志》考析

妓人清河张氏的主人是唐代名相李德裕之兄李德修的儿子、两池榷盐使李从质。李从质终生未婚,与张氏长相厮守达31年,生有二男一女。张氏所生二男生前均有官职,张氏和子女逝后均埋葬于李氏祖茔。这些事实说明部分唐代家妓事实上已经成为家庭中的成员,并对唐人的婚姻观和家庭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唐寅《王蜀宫妓图》之“愁”解析

《王蜀宫妓图》透露出唐寅潜藏的内在情感矛盾和对生命价值的思考,揭示了其仕女画的多重意蕴和核心要义——“愁”。该文从类比意象的角度探讨“愁”从何来,结合唐寅对自身境况的回应与态度,解读唐寅丰富的精神世界,以期为研究如何处理人生命题提供启示。

土田麦仙作品中的西方与东方--以《舞妓林泉图》为例

本文以土田麦仙的作品《舞妓林泉图》为对象,通过对其技法、构图及画面元素的对比与分析,结合其欧洲游学经历,探析西方美术对画家的影响;再以对画面意象的解析,来揭示画家心中的本民族情怀与表现,探究东方与西方审美共同作用下土田麦仙的美术特点。

中国传统绘画中“东山携妓”母题的图像流变

“东山携妓”作为绘画史中经常出现的母题,在不同的朝代有着不同的美学特征,在不同的画家笔下也有不同的审美意蕴。本文以时间为线索,梳理“东山携妓”题材的图像流变,分析其绘画母题与审美路径,并揭示图像流变背后的作者心理变化,使读者在了解传统绘画中“东山携妓”主题作品的同时,也能感受其背后深刻而丰富的审美意蕴。

文本与书写:唐代女妓形象述论

在墓志文献和传世文献中,唐代女妓群体形象的构建呈现出差异性。墓志撰写者力图将走入家庭的女妓描述成贤妻良母,而传世文献的作者往往将唐代女妓塑造成精魅或者女祸。从文本书写的角度来看,书写者的书写立场和书写理念影响了唐代女妓形象的塑造。

元代艺妓与元散曲

本文探讨元代艺妓与元散曲的关系。作者认为，元代艺妓大量介入元散曲的演出和创作，使元散曲出现大量的赠妓之作和部分艺妓的酬和之作；使元散曲的言情作品多以书生妓女的爱情故事为典故，并带有一股艳媚之风；她们不受礼教束缚的身份和泼辣的性格则促进了元散曲酣畅直率风格的形成；她们作为民间艺人的文化修养则使元散曲具有很强的俗文学色彩。显然，部分赠妓之作也体现出色情庸俗的倾向。

关汉卿士妓之恋杂剧的审美观照

本文从六个方面对关汉卿士妓之恋杂剧予以审美观照,并从中反观作者的思想和创作倾向,总结其艺术趣尚对后世的借鉴意义。这六个方面分别是:一、女性性格的独特魅力;二、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反叛;三、对声色之好的超越;四、戏剧情节的一波三折;五、戏剧冲突的巧妙设置;六、“大团圆”结局所蕴含的悲剧性。

娱乐、风化、政治:近代上海茶馆禁妓研究

上海开埠后,商业的发达、移民的集聚使得娼妓业很快兴旺起来。同时,茶馆业迅速发展,茶馆成为晚清时期重要的休闲娱乐场所。之后,妓女"结缘"茶馆长达数十年。对封建官府来说,为维护风化,茶馆禁妓势在必然。由于一市三治的特殊政治格局,华界官员极力寻求租界当局的协助。在租界、华界共同展开茶馆禁妓的过程中,双方因理念的差异、利益的冲突和权力的争夺不时发生摩擦。进入民国以后,妓女逐渐离开茶馆,至1930年代最终消失,其中原因复杂,结果也不容乐观。

唐代乐工歌妓与诗歌传唱

传唱是唐诗向外扩散的重要途径。唐代的乐工歌妓与文人之间默契合作,为诗歌的广泛传唱营造了良好的人际环境。传唱唐诗的乐工歌妓大都是职业化歌手,且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在辞乐相配的过程中,乐工歌妓还要进行"二度创作"。乐工歌妓的传唱对唐诗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彰显出唐诗的艺术魅力,促进了唐诗创作的繁荣,使唐诗在题材上趋于大众关怀,在风格上走向通俗化。

唐诗中的邯郸倡、秦罗敷与铜雀妓——一个文学类型的文化阐释

从类型学的角度来看,邯郸倡、秦罗敷和铜雀妓有着内在的同质性,是历史记载和古代文学(诗歌)作品中的典型形象。虽然她们所处的时代相异,性格不同,生活表现也有明显差别,但都依赖共同的空间场域、风俗观念,从而呈现出一致的文化结构。

从《北里志》看唐末长安歌妓的生活

《北里志》是一部描写唐代乾符年间长安城平康坊歌妓与大中进士狭邪生活的实录式笔记小说。文章通过对歌妓的来源、家庭构成、技艺训练、居住环境、歌妓身份、交往对象、歌妓归宿等七个问题的详细探讨,较完整、立体地展现出唐末长安平康歌妓的真实生活状况。

就士妓恋杂剧解读关汉卿与马致远

关汉卿与马致远均为写作士妓恋杂剧的大家,相比较而言,关汉卿能关注到作为弱势群体———妓女们的不幸遭遇、痛苦生活,并从理想的角度赋予她们以光辉的形象,描写了她们以自己的美丽、聪明、机智来抗争命运,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情怀;马致远则站在文人的立场借杂剧创作抒发了士不得志的失落情怀,在剧作中表露出一种白日梦情结,体现了一种寒士文化精神。若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看,他们所塑造的女性形象,都是被男权社会的伦理规范所改塑过的。

太平天国娼妓问题探析——兼论禁娼不能作为太平天国妇女解放之论据

虽然太平天国是严禁娼妓行为的 ,但由于多种原因的影响 ,太平天国统治区还存在大量私娼 ,在太平天国政权和军队中也残留有封建社会的家妓和官妓遗风。因此 ,太平天国娼妓“完全禁绝”的结论是不正确的。

对唐宋古文家的双重批评标准——从韩柳欧苏的妓妾声色谈起

食色性也,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古文家也不例外。不过,同一个玩妓置妾、追求声色之欢的事实,历来批评家却对韩、欧严,对柳、苏宽。而往深一层看,这种宽严不均的批评现象其实还代表着对古文家评价的双重标准:在儒道之"正"的标准下,韩欧的妓妾声色有可能成为人品方面的玷污,他们作为古文运动领袖须要人品与文品的合一,而在文章之"妙"的标准下,柳宗元、苏轼的妓妾声色经历不遭诟病,甚至还成为"文采风流"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这种对古文家评价的双重标准,最终还与古文家本人不同的自我期许大有关系。

旦脚起源于声妓说

“旦”被赋以声妓之义的时间,以《玉壶野史》的记载为最早,虽然此时的“旦”还不是脚色名称,但与后来的旦脚直接相关。由声妓之“旦”演变为脚色之“旦”的基本条件是杂剧由谐剧演变为戏曲,擅长歌唱表演的声妓之“旦”由此转变成戏曲脚色之“旦”。“旦”入杂剧成为脚色的时间在南宋的中后期,文献记载最早的旦脚是《武林旧事》中的所谓“装旦”。

吴梦窗杭州情词及“亡妾”“亡妓”辨说

文章对前贤总结的吴梦窗词作中十四首杭州情词进行了勘比剔抉,认同其中四首,另外加上三首相关情词,共七首词作构筑了杭州情词完足的"自证链";更正了前人关于杭州亡妾的成说,得出了较为严谨的结论:因为未成纳娶,所谓杭州亡妾实为杭州亡妓。前贤杭州情词归类的误差,主要是因为梦窗与苏州营妓的前期交往,与杭州亡妓多有重合之处。另外,写杭妓之作,时节并非全部在春,其时也略有在秋者。

论民国妓捐

民国时期,各地妓捐的征收与管理略有不同,北京、南京、武汉等部分大中城市有详细、规范的章程可循,并逐渐完善;而其它地区多以简陋条例管理。社会各界对妓捐的征收多有非议,持反对态度,要求禁娼废捐。政府及地方当局在不同时期均采取了有关管理措施,但由于国情限制、时局纷乱、政府管理不力等原因,禁娼与废捐难以实现。就时代发展来看,妓捐随着娼业的衰落逐渐走向消失。

元代士妓爱恋杂剧的文化解读

元杂剧中有十种是描写士妓之恋的 ,与唐宋作品相比 ,这类剧作有其独特、深厚的文化意蕴。其创作主旨 ,在于借助士妓爱恋过程中的沟沟坎坎 ,表达自己的人生设计、价值观念及道德褒贬 ,抒发强烈的郁懑情怀。但遭到整个社会抛弃的元代文人在现实中的尴尬处境 ,造成了他们意识与身份的分裂 :身处“小传统”的圈子 ,周身流淌的却是“大传统”血液 ,用“小传统”文化的形式宣扬“大传统”文化的意识 ,使他们最终也没有实现对“小传统”文化的认同 ,以及思想上对“大传统”文化的超越 。

论清末妓捐

清末妓捐始于地方开征,由来已久,后获清中央政府认可,成为地方正式税种之一。各地开征妓捐,多以市政经费不足为由,主要由警务部门负责,少数地区兼有私人承办。妓捐税额根据娼妓情况,分门别类,依据标准征收。妓捐存在时间较长,却难有统一有效管理。地方妓捐的征收具有不稳定性,不成体系,变化较多。在妓捐征收期间,各界对妓捐兴废的认知亦各不相同,但否定态度占据主流地位。

魏晋南北朝家妓述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庭蓄妓之风盛行。家妓或来源于官妓,或来自于其他家庭,也有的来自民间、其他政权或少数民族地区。家妓的命运与归宿一般比较悲惨,由于各种原因,她们或转入他家,或转为官妓,也有出家为尼,甚至为主而死。家妓的社会地位低下,属于贱民阶层,然而她们尚有与外界社会接触的机会。家妓以声色来讨家主的欢心,有些还生有子女,她们要完全听从主人的安排与处置。家庭蓄妓之风对当时的家庭与社会都产生了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