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唐宋古文家的双重批评标准——从韩柳欧苏的妓妾声色谈起

食色性也,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古文家也不例外。不过,同一个玩妓置妾、追求声色之欢的事实,历来批评家却对韩、欧严,对柳、苏宽。而往深一层看,这种宽严不均的批评现象其实还代表着对古文家评价的双重标准:在儒道之"正"的标准下,韩欧的妓妾声色有可能成为人品方面的玷污,他们作为古文运动领袖须要人品与文品的合一,而在文章之"妙"的标准下,柳宗元、苏轼的妓妾声色经历不遭诟病,甚至还成为"文采风流"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这种对古文家评价的双重标准,最终还与古文家本人不同的自我期许大有关系。

北朝的再嫁、后娶与妾妓

本文考察了北朝的再嫁、后娶、妾妓诸问题。作者认为:在北朝,再嫁是自由的,但守节仍被时论颂为女子的崇高品行,且佛教的兴盛还助长了部分厌世女子的守节之风;北朝轻贱庶出,后娶之风流行,妾的地位低,常类于妓,妾与妓的区别在于是否注入主人的家籍,但元孝友言“举朝略是无妾”是夸张失实的。

中晚唐墓志中的浪漫书写

本文讨论三篇中晚唐墓志铭,其中两篇为亡妾作,一篇为亡妓作。与其他此类作品不同,这三篇墓志铭不是颂扬死者的女德或对家族的贡献,而是赞美她们身上的"浪漫情感",或者别人对她们生发的"浪漫情感"。通过如此描述三位女子的人生,墓志铭作者对妓妾的人生意义提出新的主张,即一个人的价值可以取决于她的情感生活,而不是家世、地位与道德。本文考察这种观念的产生与中晚唐"浪漫文化"的关系,并探讨精英士人如何通过墓志铭写作建立社会关系,建构自我身份,确立自己在精英群体中的位置。

就《世说新语》看魏晋南北朝的婚姻文化

文学作品总是有意无意地透露着那个时代的一些文化现象。作为志人小说的《世说新语》实际上也是魏晋文化具体而微的一部百科全书。从当时人的言谈举止以及生活琐事中,我们可以窥视到在严格的等级门第婚的外壳下,蕴藏着宽泛而自由的婚姻实质。与此相关联的婚姻中奇特的文化现象——妒性发达,更让我们深思这一时期女性地位的“名高实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