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妖言”罪源流考

中国古代法律多以“妖言”罪名钳制思想 ,严厉打击妄言天命行为。唐律将其区分为涉及国运休咎和人命休咎两大方面。宋代“妖言”罪名内涵扩大 ,北宋早期禁“夜聚晓散” ,后期禁“吃菜事魔”。明清时期开始有了“邪教”的称呼。

秦汉诽谤、妖言罪同异辨析

诽谤、妖言罪均是中国古代较早的罪名 ,前者始行于西周晚期 ,后者始行于秦。两罪的相同之处在于 :均系对当政者进行非难与攻击 ;两者的不同之处则在于 :从内容看 ,诽谤罪所涉多为历史与现实中的人与事 ;妖言罪所涉则多以神事附会人事。从形式看 ,诽谤罪多系个人行为 ;妖言罪则多由个人制造或传播妖言 (妖书 )以惑众 ,且多有谋逆的企图或举动 ,所牵连的范围亦大过于诽谤罪。

两汉“妖言”与“祝诅”关系探析

学者所质疑汉文帝二年"除诽谤妖言诏"中的"妖言"二字为"误衍"的说法,实不可信。通过对《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所载"毒言"的爰书,以及《论衡》对"妖"、"毒"关系的考察,知道秦汉人视"祝诅"为"妖言",并可与汉文帝诏文中"祝诅上"相印证。藉此确认文帝诏文中的"妖言"二字绝非多余。

妖言与中晚明社会

明代的妖言分为谋逆类妖言和时政类妖言。中、晚明多事之秋,谋逆类妖言与各种变故纠缠在一起,在其中推波助澜和鼓躁煽动,加重了各种变故的危害。在明代多元化社会形成过程中,时政类妖言获得了很大发展空间,促使对抗庙堂的民间舆论中心的形成。明政府为控制妖言,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但由于政府权威和公信力的严重丧失,使得这些举措效果甚微,明代也在各种妖言的聒噪声中走向灭亡。

明武宗身世之谜与“郑旺妖言”案探析

"郑旺妖言"案是明朝历史上发生的众多宫闱大案之一,但却很少有人关注。根据明朝国史《明实录》记载,其案曲折离奇,是愚民郑旺冒认皇亲的一场闹剧。然从明朝人的一些笔记材料记载及案情本身的前后逻辑来分析,明武宗的身世恰恰是《明实录》所极力回避的,是一个普通宫女(郑旺之女)所生。"郑旺妖言"案虽然在武宗初年就已结案,但却对明王朝的政局、国势有着深远影响,其中更折射出明朝政治制度的缺陷及明代中期以来的社会风气的变化。

汉代妖言罪对当时官吏政治生活的影响

本文从淮南王刘安"荧惑百姓,妄作妖言"案、张寿王"诵不详之辞,作妖言欲乱制度"案、甘忠可"汉当更受命"案三个案件为例分析汉代妖言罪对当时政治生活的影响。

论两汉的妖言

两汉时期,妖言作为一种较为独特的现象,发生了较大变化。西汉初年,妖言代表着激进并具有极强蛊惑性的政治言论。昭宣以来,伴随经术发展妖言预言性加强,儒生试图通过经术来解释频发的灾异现象并对当政者进行挑战,易君禅让思想由此壮大。东汉时期,妖言与谶纬紧密相连,大量妖贼、妖巫宣扬妖言并与民间信仰结合,妖言范围及使用人群不断泛化,这成为东汉政府崩溃的重要原因。

吕后元年“除三族罪妖言令”發覆——兼談漢初的刑罰序列

吕后元年、文帝二年所除"三族""妖言"之法并非同指。吕后所除的是夷三族的酷刑,且"三族罪妖言令"最好理解爲"三族罪令"與"妖言令"。而文帝所除僅是三族的收坐。且"三族刑"似可加入漢初刑罰序列之中。

先见与妖言:靖康之难后同道教相关的北宋亡国预言

自南宋初期以降,在士人与道士的记载中,出现了大量同道教相关之北宋亡国预言的记载和讨论。这些亡国预言,包括了神祇显灵、拆字、谐音、诗谶和直接政治预言等模式,可谓丰富而多元;然自南宋中期以降,以陆游、张世南为代表的士人,却在其笔记中展现了对于此类谶语、灾期之说的批判和反思,体现出此一时期士人对于北宋亡国之因问题的不同看法。在南宋之后的教内文献中,则以赵道一对于林灵素的记述为代表,体现出道教中人对于同道教相关之北宋亡国预言的演绎与重构。先见也好,妖言也罢,这些同北宋覆亡有关的预言,与其说是反映了徽宗朝的实际情形,毋宁说是反映了“后徽宗时代”士人和道士对于北宋亡国的反思。在此过程中,士人与道士、士人之间、道士之间的视差和多元解读,为我们呈现出一幅南宋初期以来政治、宗教文化生态的侧影。

妖言惑众 残害异己——唐河县邪教“东方闪电”被扑灭

本刊讯 近日,唐河县一邪教组织“东方闪电”被侦破,该教的两位“护法”刘顺婷、赵法亭作恶多端,重伤9人,被唐河县人民检查院批准逮捕。 “东方闪电”在唐河、社旗等地秘密发展。该组织打着基督教的旗号,却违背基督教的教义教规,攻击我国人民政府和宗教政策。 该邪教组织严密,用单线联系的方式发展成员,书面材料一律使用化名,制定了所谓的《宪法》,印发了《神向全宇宙的呼声》等宣传资料,委封“区带领”、“片带领”、“教会带领”

清代“以例修律”现象的形成与发展——以“造妖书妖言”律例的立法变迁为视角

"例"在清代的法律体系中不仅承担着"辅律而行"的功能,更重要的是,"例"还在实质上承担了修改完善整个法律,使得律文能在"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前提下获得实质上的发展,这就是"以例修律"的概念。清代的统治者大兴文字狱,禁锢思想,探究清代统治者在"造妖书妖言"律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如何灵活运用条例来实现统治者的需求并应对社会和政治的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宋代政治妖言的信息传播及其应对——以庆历七年李教“造妖案”为中心的考察

李教从"醉酒妄言"、"妄言妖逆"到"为妖党主谋",随着一批官员的牵连倒台,一个离经叛道的官宦子弟形象逐步发生了质变,铸成了一桩"造妖"闹剧。告妖者抛出信息并如愿获取了生杀大权,成功牵引着宋廷的视线和影响着朝廷的决策。朝廷一方面穷追不舍,轮番使上奖惩分明的手段;另一方面又小心修正政策的越界和竭力遏制捕妖的泛滥。这种矛盾始终伴随着朝廷对造妖案的界定和处置。告妖加重朝廷对地方的不信任,导致地方屡受指责和无端得咎。地方官洞悉朝廷的矛盾心理,必然要阻断告妖信息的传播。从"造妖案"起承转合的过程,可以发现朝廷、地方官、告妖者之间围绕信息主导权而展开的激烈争夺。

秦漢“妖言”再認識--基於嶽麓簡“以不反爲反”令的考察

秦漢有行訞之罪,明確入律。秦律將“有誨、傳言以不反爲反”作爲“行訞罪”的擴大適用。將秦漢文獻所見妖言案逐一考察,結合唐律關於“造祅書祅言”及“自從祅法”的規定,可以認定秦漢妖言罪與誹謗、祝詛不同。妖言罪的内容主要圍繞造作者及傳用者對君、國運勢休咎的妄説,結果造成對皇權統治秩序的不順或不祥,其中對皇帝一姓統治秩序的反逆是妖言罪的本質特徵,也是妖言罪區别於其他言論罪的關鍵。妖言罪的行爲人牽涉造作者及傳用者,其中造作者及傳用者罪死,小範圍的傳布則要受减死徙邊的懲罰。秦代後期,將“諸妖言坐徙邊者”“六國從人”“爲不善以有罪者”等犯上作亂的群體大量遷往洞庭、蒼梧,并加以禁制,遇亂而不赦,積久成禍,最終在秦末反秦暴動的浪潮中,使其成爲故楚地區反秦力量的重要來源。秦人用法嚴苛,禁忌範圍甚廣,二世時期對於妖言、誹謗法的曲解及濫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秦帝國的滅亡。

汉代“妖言”探讨

“妖言”与“流言”、“讹言”一样,是传统中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一种常见的言论标签。与“流言”、“讹言”相比,“妖言”尤令历朝统治者深恶痛绝。历代律法中,多包含有特别针对“妖言”之类的言论以及以“妖言”惑众行为而设的法例,定义此类言论和行为为大逆不道、问斩甚至灭族的罪行。两千多年来,对“妖言”的污名化深入人心,对一般的士大夫和普通民众而言,“妖言”都代表着怪异、妖异、危险、不可信的负面信息。秦汉历史文献中所记载的“妖言”,多与讹言、诗谶、民谣、童谣一起,被编入《五行志》诗妖类,成为诠释历史时的小小注脚。本文对秦汉历史文献所记载的“妖言”及其相关语境进行考察和研究,试图从中解读出主流历史学论述所忽视的深层信息,并对当时的政治生活、社会心理、意识形态氛围等历史语境作出独特的审视和剖析。

论明成化“妖言例”——兼论成化时期的国家控制力

促使明成化"妖言例"出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成化初君臣为转变特务机构的工作重心和方向,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这导致妖言案中许多冤假错案的发生,引起了更大的、更难解决的新问题。由于政治上的无为和权威的失坠,"妖言例"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反映出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控制开始松懈甚至无力。妖言的传播,是这个时代某些深层次问题的一种社会表现。

妖物與特務:明代成化朝的訊息掌控與政治操作

本文探討訊息傳播與政治操作之間的密切關係,考察其所牽涉之不同層面與内容。一般認爲,明朝特務政治乃受寵宦官藉以整肅異己之惡政。然而,這一情報系統如何在政治場域生根、發展與發揮作用,以及如何因應現實而調整,則多不甚了了。今由訊息掌控角度切入,考察情報與政治之關係。明朝自正統以來,政治情勢與訊息掌控關係密切,尤其成化朝之後,訊息的流動與掌控異常敏感,直接牽動政局。皇帝委任親信建立情報偵察系統,並刻意强化對訊息流通的控制;而儒臣群體則傾向於傳播訊息,公開討論,藉以製造輿論。訊息的傳播與控制成爲不同權位者角力、鬥争的攻防要地,甚至可以説政治操作的重要戰場就在訊息的掌控上。自此政治操作愈發複雜,除了表面的政見闡述與職權分配外,訊息掌控更屬要義。在政治場合中,訊息的搜集、利用、詮釋,乃至編造,已成爲重要的政治技藝。

秦汉时期的“妖言”

秦汉时期的妖言指预言在位者统治颠覆,并被认为有害于国家统治的言论。妖言在言论内容、形式、对象等方面与诽谤有别;西汉中期以后妖言中常见的灾异、神鬼内容更多是工具性的存在。岳麓秦简"以不反为反令"是对秦"行訞律"的扩大解释,其制定可能与秦始皇末年关东动荡的政治局势有关。秦汉时期的部分妖言实为谏言,将这类言论评定为妖言表现出在位者杜谏的态度;汉代针对妖言案的数次赦令以及多次下诏"举直言极谏",显示出汉统治者对妖言案的反省和慎重。

世变与卫道——宋代“造妖书妖言”罪的演变与士大夫的司法应对

《宋刑统》的“造妖书妖言”罪沿袭唐律,规制的内容仅限于危及社稷的言论与书籍。在敕中,自五代始,造妖书妖言罪规制的内容由言论转向民间宗教,扩张为“传习妖教”罪,再变为“吃菜事魔”,即由“妖书妖言”演变为“妖教”。士大夫对“妖教”案件的处理可以视为士大夫对社会变迁中儒家价值系统危机的捍卫。

唐代佛教僧人妖言谋反类犯罪研究

从古代中国国家统治秩序维护的角度来看,妖言谋反类犯罪乃是对皇权政治最严重的威胁,因此其也成为国家法律规范体系的重点打击对象。宗教教徒天然具备的'神圣性'使之成为妖言谋反类犯罪的特殊'关注'群体。但结合唐代有佛教僧人参与的妖言谋反类犯罪案例可以发现,该类案件或是通过引入宗教因素而进行的政治斗争,或是有宗教色彩添附的民间普通刑事案件,单就犯罪行为本身的宗教色彩之影响并不强烈,佛教因素在具体的案件中通常是以一种象征性的符号而被引入的。这背后鲜明地展现了唐代宗教教权的衰落与国家政权对宗教事务全方位的管控,而以佛教僧人为主体的妖言谋反类犯罪也已经不再具备与同类案件明显的区别性因素。

飞碟谣言真相大白与李洪志妖言的破产

李洪志为了反对科学和人类自己创造的文明,编造了外星人操纵地球人的种种妖言。他在密谋组织围困中南海的事件后,接见了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大谈“外星人”。他说,外星人在1900年已经入侵地球,大家都认为科学家靠自己发明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