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保人、受益人故意杀害被保险人之法律效果——对我国《保险法》第65条第1款规定之妥当性质疑

文章针对我国《保险法》第65条有关"投保人、受益人"故意致被保险人死亡时保险人免除给付保险金之责的规定,对其妥当性提出质疑;主张受益人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时保险人不得免责;投保人为第三人利益投保后杀害受益人时,保险人亦不得免责;仅当投保人为自己利益投保后杀害被保险人的,保险人得以免责;并探讨了保险人不可免责情形之下保险金的归属问题。

论刑法学命题的妥当性

刑法学命题的妥当性对应其"精确性"或"正确性"而被提出。在理论学术意义上,刑法学命题的妥当性能够使我们正确对待刑法学理论的"片面深刻性",能够使我们端正对待国外刑法理论的学术态度,能够净化"刑法学术生态",能够促成"平等与尊重型刑事话语系统"并最终促成"刑法学术共同体";在社会政治意义上,刑法学命题的妥当性能够通过其主张或方案的最普遍和最广泛的"可接受性"而使得刑法规范产生最普遍和最广泛的"规范有效性",从而助益于转型期的社会和谐、稳定,并通过承载交往理性而助益于转型期的刑事法治建设。刑法学命题的妥当性是其形式层面的形式逻辑正确性和实质层面的生活实践适切性的复合体即"有机统一体"或"有机结合体",而形式逻辑正确性和生活实践适切性有机构成了刑法学命题妥当性的界定标准。刑法学命题的妥当性排斥"瓦解"或"混淆"问题的"折中论"、"非此即彼"的"独断论",也排斥专业或学科间的"照搬论"、"自封论"与"扭曲论"。最终,刑法学命题的妥当性事关刑法理论的兴衰和刑法实践的成效。

利益衡量论的规制与法律判断的妥当性

利益衡量论因对纠纷进行实质性判断而排除了概念法学形式论理的思考方法,有利于法律判断妥当性的形成,但是,利益衡量论作为法解释的方法论,又不可避免地存在价值判断的主观性,影响法律判断妥当性的形成。因此,应从利益衡量论内部规则体系和外部程序上进行双重规制,对利益衡量的适用范围或条件做严格的限制,同时加强外部程序的梳理和监控,对利益衡量得出的结果进行纠偏和验证,以发挥实质性判断对法律判断的积极作用,防范裁判主体恣意进行利益衡量的风险。

语境约束条件下的结果妥当性——法律经济学视角中的“郑州电梯劝烟案”

郑州电梯劝烟案的二审裁判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和深入的学术讨论。法律经济学的视角可以提出、论证、解答该案比较独特的问题。该案在法律适用上并没有特别的创新,只有在特定的法律与社会互动影响的语境下,其价值和意义才可能得到有效的说明和阐释。从结果妥当性上,二审的结果完全符合法律的理想标准,即有效地引导未来的人的正当行为和塑造理想的社会秩序。但该种情况只是特例,不能创设一般性的规则。

劳动合同内容的妥当性——《劳动合同法》第26条第1款第2项的解释适用

内容的适法性与妥当性均系劳动合同的生效要件。《劳动合同法》第26条第1款第2项应当被定位为体现劳动合同特色的妥当性要件,起到规制劳动合同内容的一般条款的作用。该项的规范功能及主要目的在于遏止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中滥用其经济优势地位,过分压制弱势劳动者的行为。作为概括性条款,该项规定的适用应着重案例化、类型化的操作方式;在适用顺序方面,原则上应明确妥当性要件补充适用的地位;可借鉴《合同法》第52条第4项的操作模式,即在妥当性要件下引入法律、行政法规以外的低位阶规范(地方法规、部委规章等)中的强制性规定,作为确认劳动合同效力的依据。

“metaverse”译为“元宇宙”的术语翻译体系妥当性研究——兼论“-宇宙”系列混合词术语的“X-Y-Z”命名规则构建

对“metaverse”的精准翻译既要做到术语译文和原文的对应性,又要避免术语体系上的错位,具有典型的术语翻译体系妥当性研究价值。“metaverse”作为混合词译为“元宇宙”面临术语翻译体系妥当性质疑,“meta-”与“元-”在术语翻译体系中也具有非直接对应性风险。文章建议将“universe”译为“本宇宙”以提升术语翻译体系妥当性,而网络时代的语义异化消解了“meta-”与“元-”非直接对应性的风险。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建议构建“-宇宙”系列混合词术语的“X-Y-Z”命名规则,X是特征限定,Y是基本维度,Z是词根概念。“X-Y-Z”命名规则具有演绎性与规范化特点,并具有可扩展性,能够确保术语翻译体系的妥当性。

火车票实名制妥当性与必要性思考——行政法比例原则视角

铁道部本着打击黄牛,切实解决广大民众"一票难求"的窘境,在经过"七年之痒"后,最终跨出了革命性与历史性的一步,2010年在广东铁路局与成都铁路局试行,2012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火车票实名制。但火车票实名制并非中国独有,周边的泰国、俄罗斯、印度等国早已实行,其在印度已有百年历史,确切地说,中国火车票实名制是在各国经验基础上的参考借鉴引进。然而我国有着非常独特的国情,我国春运期间客票紧张的深层次原因是政治层面的城乡二元制,火车票实名制在我国实行的妥当性与必要性值得深思。

行政诉讼维持判决的妥当性追问

今年是《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20周年。《行政诉讼法》和相关配套性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20年来,极大地推动了我国行政法治事业的发展,以及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重要组成部分的依法行政理念的确立,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法治水平。公民依据《行政诉讼法》,通过行政诉讼制度可以实现自身权利的救济和保障;司法机关可以藉此监督或维护国家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落实和实现宪法权威。公民的自由、尊严和利益通过该部法律得到了尊重和维护,这一切,同《行政诉讼法》的观念影响和实践需求皆有关联。值此部法律实施20周年之际,本刊编发一组文章以示纪念,内容涵及《行政诉讼法》的历史贡献、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制度的关联、行政公诉制度、行政诉讼对党组织的监督、完善被告举证规则和维持判决的妥当性等诸多前沿话题。

我国法定成年年龄规定之妥当性研究

对于法定成年年龄的界定,目前学者的理论研究与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的官方意见并不一致,且学界对相关问题也未引起足够关注,故有必要对之进行研究。从认知心理学的理论和民事行为能力制度与成年年龄的相互关系、国外立法例和国际条约的规定以及我国成年年龄制度的法律和社会效果评价出发进行分析,保留《民法通则》第11条"十八周岁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之规定具有妥当性,但应当考虑在此基础上增加成年延长至高中毕业的补充规定。

部分请求权的妥当性分析

原告在前诉就争议法律关系提起部分请求后,剩余请求是否允许在后诉中提起,不同学说在新旧诉讼标的理论中都能得到自圆其说,但却有纯理论循环论证之虞。文章从价值考量的角度,对部分请求权的肯定说和否定说进行了分析,尝试提出了关于部分请求权的妥当性思考。

执行调解妥当性探析

目前,民事诉讼法中关于执行调解制度的规定还不够完善,而实践中以执行和解结案的案件占有相当比例,且呈上升趋势。有的当事人乃至社会公众认为执行调解对裁判文书既判力是一种侵犯,效率优先原则也因此得不到实际贯彻,执行调解的妥当性受到质疑。本文通过对执行调解从既判力到变动性的矛盾思辨、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的价值追求、从性质厘定到职能定位的概念区究分析的基础上,对执行调解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梳理,从效果追求与机制创新的可行性角度论证了执行调解存在的法理内涵与实证意义。

国际私法上之一般安定性与具体妥当性——以涉外契约问题为中心

国际私法究竟应着重"具体的妥当性"使个案更公正合理,抑或应着重"一般的安定性"使有确定及结果预见可能等,乃千古来法理争论。着重"具体的妥当性"者,即采"最重要牵连关系论"之弹性法则,以符合"案件具体的妥当性"之原则;着重"一般的安定性"者,即采刚性规定之硬性法则,以符合"法律一般的安定性"之原则。当代国际私法则不择一绝对遵从,而二者皆有所采,不过有以"一般安定性"为原则而以"具体妥当性"为例外者,亦有以"具体妥当性"为原则而以"一般安定性"为例外者。于涉外契约问题之表现言,台湾地区旧"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第6条乃"一般安定性"之代表,新修正"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第20条第2项乃"具体妥当性"之代表(但于第3项以"具体妥当性"补充),此也正显示出"一般安定性"与"具体妥当性"于国际私法之声势变迁。

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限制条款”及其妥当性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章剑生在《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12期上刊文《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限制条款”及其妥当性》认为，《立法法》修改在确立维护国家统一立法目的的前提下，赋予了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顺应了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要求。

关于逻辑思维的真实性与妥当性问题

逻辑思维的真实性和妥当性的问题,是目前我国逻辑学界争论的一个中心问题。本文拟从下列三个方面提出我们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一、如何理解真实性与妥当性的涵义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二。

公司慈善捐赠的妥当性判断标准研究

现代公司法肯定了公司的慈善捐赠能力,而公司捐赠的约束机制也需随之建立。上世纪末,美国在司法判例中确立了约束公司慈善捐赠的"合理性"标准。但"合理性"标准是在公司履行企业公民义务的理论背景下提出的,目的是平衡股东利益与社会公益之间的冲突。而现代公司的战略性慈善捐赠,通过公益活动,促进公司经营目标的实现,这种决策的商业性决定了董事应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其妥当性判断应引入经营判断规则。

司法的真相——在法律解释的合法性与妥当性之间

对规范和事实的不同安置,以及由此折射出的对合法性与正义性的不同态度,构成了西方法学史的全部。但至少到目前为止,纠缠于规范与事实、合法与正义之间的争论似乎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而从现代西方哲学的商谈理论中我们发现,只有放弃学术立场上的任何一种“独断”,实现规范与事实、法律共同体与相应“听众”之间的合意,并对合法性与正义性进行适合法学语境的重新解读,才能最终缓解甚至消除合法性与正义性(妥当性)之间的冲突。

间接正犯与教唆犯的界分——行为支配说的妥当性及其贯彻

一、问题的提出间接正犯,作为与直接正犯相对应的犯罪形态,是指行为人自己(背后者)不直接参与构成要件行为的实行,而是将他人(中介者或介入者)当作工具,通过在幕后对其行为加以支配,间接地实行犯罪的情形。尽管间接正犯并非为我国实定法上的概念,但这一概念不仅在学理上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承认,而且。

贪污、受贿犯罪终身监禁规定妥当性反思

贪污、受贿犯罪终身监禁的规定，与刑法整体性结构不相协调，不符合法律融贯性理念。不得减刑、假释的终身监禁，堵塞了国家与罪犯沟通、对话之路，不符合刑罚沟通主义理念。终身监禁规定有刑罚民粹主义立法倾向之虞，值得警惕。

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限制条款”及其妥当性

如同其他任何权力一样,授权本身就意味着限权。《立法法》对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设置了法律限制,也是符合授权逻辑的。如何理解《立法法》对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的范围限制,关涉到设区的市地方人大和政府行使地方立法权能否达成《立法法》所确定的立法目的,以及立法科学性、国家法制统一等价值目标。

论通过增设轻罪实现妥当的处罚——积极刑法立法观的再阐释

近年来的刑法立法呈现活跃态势,展示了一种积极立法观。对此,学界有不少批评。但是,抽象地反对增设轻罪在方法论上存在明显不足。面对某些乍看起来“法无明文”的严重或者新型危害行为,司法一方面不得不进行处理以回应民众的呼吁,在社会治理进程中发挥刑法应有的功能,另一方面又必须直面刑法立法上轻罪设置少、规范支持不够的难题。两相权衡之后,司法往往基于其处罚冲动柔性地、灵活地解释刑法,在罪刑规范不明甚至缺乏的情形下适用重罪处理“难办”案件。对此,简单地指责司法机关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既不能抑制司法上处罚扩张的现实、不能消除司法困惑,又无助于保护被告人权利,无法使其免受更重的刑罚,解决之道就是增设轻罪。不及时增设轻罪,并不意味着司法上就一定会保守到对那些明显难以容忍的恶行一概都不予处罚,被告人最终所受的定罪处罚很可能会比立法消极论者所预想的还要重。因此,增设必要的轻罪,对于提供足够的裁判支撑、消除司法困惑,防止重罪被误用和滥用,实现妥当的处罚,均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