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法益确证及展开——兼与李冠煜商榷

关于妨害兴奋剂管理罪保护的法益存在“法益一元论”与“法益二元论”,其中“法益二元论”又可以分为“一元法益说”与“多元法益说”。“法益一元论”与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因果性不足,“多元法益说”则模糊了法益保护的内容,而从法益内涵、性质看,本罪保护的法益应是“一元法益说”中的体育竞技公平公正。在体育竞技公平公正法益内容的指涉下,妨害兴奋剂管理罪不属于抽象危险犯,而是实害犯,“情节严重”是对“引诱、教唆、欺骗”行为性质的规定,属于违法性要素,对其认定应发挥法益对构成要件的解释机能,重塑“情节严重”的内容。

妨害安全驾驶罪的具体危险犯构造

妨害安全驾驶罪的犯罪类型应被界定为具体危险犯,而非抽象危险犯或准抽象危险犯。妨害安全驾驶罪包含干扰驾驶和擅离职守两种构成要件类型。在行为不法上,干扰驾驶型构成要件的不法内涵在于干扰行为阻碍了驾驶者对安全驾驶义务的履行,有必要结合“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要素展开实质理解;而在擅离职守型构成要件中,须借助“与他人互殴或者殴打他人”要素对“擅离职守”作出限缩解释。在结果不法上,“危及公共安全”并非“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的同义反复,其指涉一种较低程度的公共危险。多因一果案件的结果归属须重点考察干扰行为对驾驶者履行安全驾驶义务的影响程度。从行为不法和结果不法两个方面,可以将妨害安全驾驶罪理解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预备阶段,以实现对司法实践中各类妨害安全驾驶行为的充分评价。

轻罪治理背景下妨害安全驾驶罪的司法限缩适用

在轻罪立法扩张的背景下,如何实现妨害安全驾驶罪的轻罪轻罚、限缩适用是司法实务界面临的一个难题。作为公共安全犯罪领域中新增设的罪名,妨害安全驾驶罪的保护法益设定为以公共安全秩序为核心的集体法益。为实现轻罪立法扩张与司法适应限缩之间的平衡,在法益二元论的理论基础之上,宜认定该罪为具体危险犯;在实体法解释上,严格限制该罪构成要件的入罪标准、明确主观罪过形式及出罪条件,限缩集体法益的不合理扩张解释,缓解该罪的入罪泛化问题,为实现我国轻罪治理结构从当前的“又严又厉”走向“严而不厉”提供路径。

妨害安全驾驶罪理解与适用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妨害安全驾驶罪,为依法惩治抢夺公交方向盘,暴力干扰公交司机驾驶车辆的行为提供了刑法上的依据,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以及刑法谦抑性原则的要求,满足了司法审判实际需要以及公众的安全需求。但是,妨害安全驾驶罪在适用过程中存在构成要件要素不明确、立法与司法解释冲突等问题。因此,应当厘清妨害安全驾驶罪设立的理论与现实依据,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通过明确“危及公共安全”的内涵、遵守司法解释的合法边界、采取“双重竞合规则”处理罪名之间的关系等措施对问题加以解决,以期对妨害安全驾驶罪的合理适用有所助益。

妨害安全驾驶罪司法适用问题研究——基于71份刑事判决书的实证分析

《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妨害安全驾驶罪,为解决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问题的轻度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以71份刑事判决书为样本,从犯罪人行为模式、案件结果因素及量刑情况等方面的分析来看,该罪名在司法适用中存在“暴力”概念的司法认定模糊,认定犯罪事实时公私财物损失、人员损伤等结果要件适用不足,酌定量刑情节及缓刑适用的标准不统一等问题。由此,司法实践中,应当在明确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坚持具体危险犯立场,进一步明晰入罪标准,同时厘清各类酌定量刑情节之间的逻辑关系,合理确定量刑情节适用规则。

妨害安全驾驶罪中“危及公共安全”的认定标准研究——基于83份裁判文书的分析

妨害安全驾驶罪是《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罪名。“危及公共安全”对于该罪的定罪和量刑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就如何认定“危及公共安全”在理论与实践中均存在较大争议。为明晰认定现状,分析本罪现已公开的共计83份裁判文书可知,目前实践中存在入罪标准混乱、量刑失衡、说理不足等问题。从该罪的立法背景出发,应明确妨害安全驾驶罪是具体危险犯,“公共安全”的保护范围为不特定且多数人的利益;在定罪时应严格把握构成要件,在量刑时应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并进一步完善裁判文书说理,以规范本罪的适用。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轻罪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思路--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切入

轻罪治理是法治现代化在刑法领域的具体体现,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一环;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在新冠疫情暴发期间作为必要的刑事手段,体现出轻罪化特点。分析疫情期间有关判决,该罪在《刑法修正案(十一)》出台后仍面临入罪标准不具体、主观罪过不明确、与同类型重罪界限不清晰以及因果关系证明难等问题;对此应以刑事政策为指引,把握轻罪化的立法与司法两条线,明确入罪标准和畅通出罪渠道,使轻罪治理能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应有作用。

妨害兴奋剂管理罪行为要件的具体展开

《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妨害兴奋剂管理罪,其行为要件的解释不明使得该罪存在成为象征性立法的风险,因此对其进行规范化分析尤为必要。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保护法益是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的公平性与运动员的身心健康。在此前提下,应当将立法所列举的行为要件分为“促使型”“提供型”“推使型”3种,根据行为特征与违法性程度的不同分别进行内涵与外延的界定以及实质可罚性的判断,为司法中的实际适用提供理论支持。

司法解释视角下妨害国(边)境管理罪适用问题研究

妨害国(边)境管理罪数量的增加要求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以遏制犯罪势头的增长。2022年6月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妨害国(边)境管理违法犯罪的意见》,与2012年12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国(边)境管理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比,在责任主体方面,将公安部、国家移民管理局增加确立为发布者;在适用对象方面,将国内外犯罪组织均囊括其中;在犯罪认定方面,阐述了有关妨害国(边)境管理罪的共同犯罪和犯罪的未完成形态。未来,针对妨害国(边)境管理罪的规制,要细化相关规范,构建信息网络,建立专职警务,为深入研究中国妨害国(边)境管理罪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理论支持。

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的罪名认定影响因素分析——以四川省76起袭警案为对象

司法实务中,袭警行为的罪名认定出现了司法裁判规则与理论学说的错位。选取区域性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影响袭警行为罪名认定的三个主要因素为暴力程度是否轻微、袭击对象是民警还是辅警、行为发生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是否生效。由于部分影响因素功能“缺失”、部分影响因素功能“溢出”的问题,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的界分逐渐异化为“袭击对象的差异”,而非学界公认的“暴力程度的差异”。为厘清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的关系,应将袭警罪理解为以保护人民警察人身权利为核心的独立犯罪。

妨害及其救济——解析我国物权法第35条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对妨害具有共同的认识,即以非占有的方法对他人权利的圆满拥有、行使或享用造成的干扰或侵扰,因此而有别于侵权与侵占。但是,美国法中的妨害是对土地现实占有权的妨害,妨害排除请求权是相邻权的一种;德国法中的妨害扩张适用于所有具有绝对权意义的权利。而我国物权法中的妨害仅是对物权的妨害,但不限于对所有权的妨害。对于妨害的救济,有妨害排除请求权和妨害停止请求权两种,同时,应当允许原被告自愿协商以赔偿损失替代排除妨害。

妨害安全驾驶罪的司法适用研究——基于类型化理论的剖析

《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抢夺方向盘等一系列行为摆脱口袋罪而单独设置为妨害安全驾驶罪,回应社会热点的同时明确了司法适用依据,增强了司法可操作性与法益保护力度。但危害行为入罪标准的法条展示与理想犯罪模型的适用瓶颈导致刑法规范与事实案件存在割裂,各个抽象要素的模糊阐述难以囊括罪状之具体特征,因此应在除却妨害安全驾驶的固有犯罪行为模式后,另寻符合事物本质的危害行为并构建现实模型,将类型化理论融入解释路径,以本质“危害公共安全”为切入口对客观事实与行为要素进行归纳讨论,提出“要素比对——合不法属性之判断——例外情形之排除——行为入罪”的适用模式,从而发挥单独立法之明示机能,是为解决司法适用难题的最佳路径。

妨害药品管理罪引发的“蝴蝶效应”——以仿制药销售行为的定性之争为中心

《刑法修正案(十一)》中妨害药品管理罪之增设在刑法法规体系中的影响如同“蝴蝶效应”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新增的妨害药品管理罪使得非法经营罪的适用范围间接限缩,导致了仿制药销售行为不适宜用非法经营罪进行规制,进而使该行为被排出在犯罪圈之外。对于刑法修正案新增立法的微小变化必须进行体系性思考,从刑法法益实质角度出发,把握法定犯刑法规制与行政法规制边界,才是解决仿制药销售行为定性的关键。

论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应然处罚范围--基于对“参加”解读展开的讨论

现阶段对于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主要构成要件要素存在诸多讨论,划定合理的处罚范围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对于“参加”要素解读的缺失,直接影响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合理应然处罚范围。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保护法益在于运动员的身心健康和重大体育竞赛公平性。作为核心法益的重大体育竞赛公平性,包括重大体育竞赛过程公平性和重大体育竞赛资格公平性。由此出发,“参加”应扩展解释至包括“参与”和“为了参与”。“为了参与”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而在预选或选拔比赛,或者开赛前备赛训练中使用兴奋剂的,也属于“使用兴奋剂参加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相应行为应当以妨害兴奋剂管理罪进行规制。这种结论是必要的扩大解释,并未破坏司法限缩的要求,亦符合其法定犯属性,具有充分的合理性。

妨害清算罪立法的实然缺憾与应然选择

妨害清算有其法学上的内在规定性,我国妨害清算罪立法未能完全反映公司、企业清算管理制度在刑法上的要求,存在诸多缺陷。扩大妨害清算罪立法调整范畴,将预先妨害行为、清算不作为及其他一些严重清算违法行为纳入犯罪范畴,是妨害清算罪立法的应然选择。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司法实务的观察与思考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在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疫情中被“激活”,但修订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罪名所涉传染病范围仅限于甲类传染病,用于新冠肺炎等传染病,扩大了适用范围;修订后的《刑法》将该罪所涉传染病范围从甲类“扩容”至乙类按甲类控制的传染病,为相关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可新法条的表述同义反复且有歧义;犯罪主体是否导致他人感染与该罪量刑幅度密切相关,然而当下在技术层面尚无法给出排他性的传染实害的因果关系结论。综上,应矫正刑法修订前不当扩大适用范围的案件;修改新法条表述的欠妥之处,同时清理相关规范性文件;阐明相关案件因果关系中不可认定部分并在量刑环节予以考量。

偷渡犯罪刑法规制的理念调适与实务展开——以《关于依法惩治妨害国(边)境管理违法犯罪的意见》为中心

当前,偷渡犯罪呈高发多发态势,形式不断变化,要求司法规制理念与之调整适应。新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妨害国(边)境管理违法犯罪的意见》是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司法解释的延伸与展开,反映出偷渡犯罪的规制理念正在发生调适。具体而言,规制重心由“非法出境”调整为“非法出入境”,规制关键由“逃避接受边防检查”调整为“证件偷渡”,规制策略由“严惩偷渡环节”调整为“全链条惩治”。以此为基础,秉持实质解释的立场,将组织在边防检查时骗取核准出入境、组织从我国边境地区非法进入非边境地区等行为认定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将徒步带领他人偷越的行为认定为“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就偷越国(边)境罪而言,规制适用由“以内为主”转向“内外并重”,兼顾国境卫生防疫的法益保护要求,但应当妥当认定偷越次数和“结伙偷越”,实现罪刑均衡。基于全链条惩治的要求,当前对偷渡后续环节的迂回规制尚有不足,未来应考虑增设非法用工罪,以补全规制链条。

妨害安全驾驶罪客观归责的中国实践——基于立法与司法的沟通维度

妨害安全驾驶罪的刑事立法既面临与其他预防刑法在法益设置上的稀薄化危机,又遭遇因结果不法要素虚置、刑罚设置不公带来的正当性拷问,亟需在理论上完善和加强对妨害安全驾驶行为客观归责的方法与路径。立足客观归责方法论,通过识别该罪的保护法益,充分发挥法益的各项机能,能够有效促进妨害安全驾驶罪客观归责的科学化。通过将该罪法益的价值面理解为“保障公民的出行自由与安全”,将该罪法益的存在面限定至“交通领域中的信赖利益”,能够在司法论维度确立该罪“暴力行为”与“抢控行为”刑法归责的依据,在立法论维度反思该罪驾驶人员规制条款在行为类型与刑罚设置上存在的纰缪。

妨害疫情防控行为的刑事政策限度与刑法适用

晚近以来,具有高致病性和易传播性的传染性疾病,逐渐成为危害世界人民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阻碍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面对传染病疫情,刑事法律理应承担起时代使命。然而,刑事法治被激活的同时,另衍生出实质入罪化的相关争议。为实现刑法法益保护与犯罪预防之目的,需要以释法为中心的刑法教义学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适用争议予以审慎回应。故意的主观形态可以成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只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成立想象竞合,进而多以过失犯的形式出现。刑事政策变动需以社会环境之所需为依据,并结合妨害疫情防控犯罪所涉及之刑法规范的具体适用情形,建立刑事政策学与刑法教义学之间的沟通桥梁,以发挥廓清罪行边界的重要功能。

治理妨害:19世纪英国城市河流污染治理机制的演进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的加快推进,英国城市河流污染问题愈益严峻,不断引发社会危机。英国民众利用普通法传统中的“妨害法”,通过衡平法庭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在司法实践中,衡平法庭面临着如何兼顾河流下游地区的环境保护和上游城市的公共安全的两难困境,无法解决河流污染问题。为应对困局,英国政府于19世纪下半叶陆续完善环境立法、革新污水处理技术,以应对城市河流污染问题。英国城市河流污染问题的丛生是英国现代化进程的产物,英国“先污染后治理”的教训值得后发现代化国家引以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