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轻罪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思路--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切入

轻罪治理是法治现代化在刑法领域的具体体现,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一环;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在新冠疫情暴发期间作为必要的刑事手段,体现出轻罪化特点。分析疫情期间有关判决,该罪在《刑法修正案(十一)》出台后仍面临入罪标准不具体、主观罪过不明确、与同类型重罪界限不清晰以及因果关系证明难等问题;对此应以刑事政策为指引,把握轻罪化的立法与司法两条线,明确入罪标准和畅通出罪渠道,使轻罪治理能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应有作用。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司法实务的观察与思考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在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疫情中被“激活”,但修订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罪名所涉传染病范围仅限于甲类传染病,用于新冠肺炎等传染病,扩大了适用范围;修订后的《刑法》将该罪所涉传染病范围从甲类“扩容”至乙类按甲类控制的传染病,为相关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可新法条的表述同义反复且有歧义;犯罪主体是否导致他人感染与该罪量刑幅度密切相关,然而当下在技术层面尚无法给出排他性的传染实害的因果关系结论。综上,应矫正刑法修订前不当扩大适用范围的案件;修改新法条表述的欠妥之处,同时清理相关规范性文件;阐明相关案件因果关系中不可认定部分并在量刑环节予以考量。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适用问题与完善路径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在打击相应违法犯罪和维护社会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适用规范性不够等问题。这既是立法规定未尽明确而给构成要件留有过多解释空间所致,也是不完善的司法解释给法律适用带来混乱的结果。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边界与底线的法治要求,解决本罪法律适用问题的路径,主要是基于法秩序统一原理,将特定妨害传染病防治行为纳入包含《刑法》《传染病防治法》等的法律体系中;运用《刑法》第十三条的但书规定,合理衔接行刑关系;准确界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作出既合法又合理的定性裁判。

过失危险犯之提倡: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罪过认定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主观罪过的争议由来已久。理论上大致存在过失说、故意说与混合罪过说等主张,各学说内部又存在不同观点,可谓莫衷一是。故意说无法完全说明本罪的构成要件,应连同其修正一并被否定;混合罪过说背离我国刑事立法与理论,不应坚持这一折衷方案。作为通说的过失说具有优越性,能妥善处理结果要素,符合法定刑设置,且恰当区分关联罪名。化解对过失说的质疑需结合后疫情时期的总体社会特征与法定犯时代罪过判断的结果标准,肯定过失危险犯的法理。这是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罪过理论深入研究的应然归宿。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传播严重危险”的判定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的“救急法条”,有必要对其进行检视,以更好应对未来再度激活的可能。本罪“传播严重危险”的认定标准虚化,原因出自本罪是过失危险犯的惯性理解,这实际上与刑法总则存在冲突,同时导致现有学说皆在追寻具体危险向实害转化的极限临界点中迷失。对此,可以采用一种限定的实质标准,将本罪认定为过失结果犯,这意味着把“传播严重危险”上提为法益侵害的一种形式,在判断时可以直接对标“引起传播”,并套用法益侵害的相同标准。同时,本罪保护法益也应从公共卫生限缩至疫病防治秩序,以裨益于侵害判断从抽象到具体的转化。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立法缺陷及其补救

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存在的立法问题作出评述,提出该罪的可罚范围有待拓宽、行为方式有待明确、与刑法其他罪名需要进一步衔接及统一、刑罚设置上有待进一步完善。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客观要件的教义学分析

在前置法对甲类传染病作了明确界定的情况下,把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解释为甲类传染病,是实质入罪和反教义学化的表现。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在实行行为上具有质和量的区别,妨害传染病防治的行为不可能构成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实行行为包括三类:违反医疗措施的行为,隐瞒流行病学史的行为,其他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行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本质上属于具体危险犯。公共卫生不属于公共安全,但可以借用公共安全的教义学理论来解释公共卫生的公共性。具体危险的判断不能采用客观危险说,而应采用偶然性说。具体危险不是客观的超过要素,而是故意的认识对象。

新冠疫情背景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解释扩张及其回归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的法律规范适用带来新视角与新问题,在超越可容忍的社会相当性且有刑事可罚追究必要的场合,我国刑法中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规范适用值得关注。该罪的对象被限定为"甲类传染病",本次新冠肺炎被列为"乙类传染病",从而该罪存在适用上的瓶颈。司法解释的渐进扩张具有唤醒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和注重公共卫生安全法益保护的一面,但是选取的方式难以与刑事法治相契合。为了更好地实现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需求,应当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采取"立法类型化调整、司法解释适度限制"的组合路径,使刑法规范的社会适应性与刑罚处罚的有限性相融合。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几个构成要件问题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客体应当表述为"国家对传染病防治的管理制度";其客观要件"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包括实害犯与危险犯两种形态;其主观要件应为过失,故意则不能构成。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主观罪过及其适用

新冠病毒疫情的发生相当程度地激活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司法适用,对本罪的主观罪过内容需要进一步的规范梳理及厘定。把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主观罪过认定为过失不符合刑法的规范构成,也与司法实践中发生的个案情形存在认识上的抵牾。尽管罪过要件具有罪名适用的界分功能,但是不能为了界分需要而反推本罪的主观罪过。本罪作为故意犯罪是心理事实与规范事实的统一,在具体适用中需要对本罪的刑罚受罚条件进行重新认识,并通过法益实体内容来界分极易混淆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是97刑法规定的一种新罪。理论界对该罪的主观罪过形式尚存在三种不同的认识,包括故意说、过失说及混合说。从该罪的立法原意、行为方式及其与相关罪的关系来分析,该罪的主观罪过形式应为过失,是过失危险犯。鉴于"非典"时期的经验教训,也为了在理论上给打击妨害"非典"及类似传染病防治的行为提供支持,应该将本罪涉及的传染病范围扩大,改为"突发传染病",进一步明确本罪的行为方式,并适当调整量刑幅度。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背景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理解与适用

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疫情防控工作的有效开展,依法从严从快惩治可以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司法机关办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案件应严格区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的界限,应准确理解和把握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构成要件,特别是要准确认定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主体范围、行为及因果关系,并处理好法条竞合和牵连数罪等问题,坚持罪刑法定、证据裁判原则,避免法律政策把握粗放化、简单化。

论我国刑法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完善

认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可罚范围有待拓宽,应将一些乙类传染病和其他突发性强、致死率高的传染病纳入本罪规制的范围;行为方式有待明确,运用刑法典与附属刑法相配合的立法模式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做法;刑罚设置上有待进一步完善,增加罚金刑的适用,对后果特别严重的情形可以结果加重犯来处理。

从防治“非典”看妨害传染病防治犯罪之立法缺陷——兼评“两高”司法解释第1条

通过对“非典”时期的刑法适用及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犯罪构成的分析,可以明确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构成特征。但2003年5月1 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与刑法的有关规定存在一定冲突,这是立法的缺陷。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澄清、辩护与设想

基于刑法教义学和事实发生学,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罪过形式应包括故意和过失。该罪行为对象“甲类传染病”的内涵、外延应紧密观照前置法予以把握。由此作出的“甲类传染病”即“甲类以及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解释为“平义解释”,非扩张甚至类推解释,并未违背罪刑法定;紧密观照前置法所作司法解释与刑法修改,体现了将“罪刑法定性”与“现实回应性”、“原则性”与“张力性”、“形式正当性”与“实质正当性”结合的刑事法治观。现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法还应在罪刑阶梯设置和罚金刑增设等方面予以完善。但完善前,出于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和满足预防需要,特定情形的妨害传染病防治行为可论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妨害传染病防治行为罪名认定所涉的“行为场所”等问题也需在转变观念中解答。

中外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构成要件比较研究——兼论《刑法》第330条的立法完善

与国外的相关刑事立法相比较,我国《刑法》第330条关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立法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缺陷。一是犯罪对象仅仅限于甲类传染病,范围过窄,导致法条虚置；二是对该罪客体、主体的规定不科学；三是将传播传染病主观要件仅仅局限在过失上。为了抗制“非典”或类似于“非典”的传染病爆发时相伴随的犯罪,有必要借鉴国外的相关刑事立法对《刑法》第330条的内容通过立法加以修订。

新冠疫情中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适用界域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是新冠疫情中针对妨害防控措施类传播疫情行为最主要适用的罪名。对其准确理解和适用应在微观层面对主体、行为和危害结果进行必要司法限制,明确其过失的罪过形态,并在因果关系认定中引入疫学因果关系理论;在中观层面要将其与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进行区分,虽然罪名之间可能出现想象竞合的罪数形态,但行为之间在危害公共安全的直接危险性上具有本质区别;在宏观上,应注重区分罪与非罪,体现罪刑法定原则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保持刑法的谦抑性。从而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划定该罪的适用界域。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之主观罪过——“过失说”之提倡

在涉疫犯罪惩处中,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主观罪过形态的判定属于重点和难点问题。本罪主观罪过形态的判定基准应为,行为人对“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结果有无认识,以及对之持何种态度。基于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法沿革的历史考查,通过对本罪进行体系性解释,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及依据最高司法机关的权威观点,本罪的主观罪过应当是且只能是“过失”。针对“过失说”,批评者从刑法谦抑、立法表述、体系协调、共犯处理、处罚漏洞等方面提出的批判并不成立。“故意说”“混合说”等其他学说也存在明显问题。因此,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主观罪过形态应为过失。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中的因果关系判断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中的因果关系是指该罪的实行行为与实害结果之间的引起与被引起关系。在刑法学中,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是“相当因果关系说”,其以一般生活经验和科学证据法则为判断基础,目的是寻求一种可以证实的、确定性的因果关联。由于传染病的传播具有隐蔽性、复杂性、不确定性等特征,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中实现这种因果关系的证明极其困难。为化解司法困境、实现合理规制,可以在该罪的因果关系判断中引入疫学因果关系理论,即运用统计学概率论原理和流行病学法则来认定因果关系。其基本的判断逻辑为:第一步,确定行为和结果的时序性;第二步,确定行为场所、活动轨迹和接触史的重合性;第三步,确定因果关系的合规律性。在实践中,应当尽可能实现司法判断的规范化和精细化。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立法缺陷

刑法第330条规定:“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严重危险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新增加的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对于保护人民身体健康,增强国民体质,预防、控制和消除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有着积极的、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但细加研究不难发现,这条规定存在着明显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