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法益确证及展开——兼与李冠煜商榷

关于妨害兴奋剂管理罪保护的法益存在“法益一元论”与“法益二元论”,其中“法益二元论”又可以分为“一元法益说”与“多元法益说”。“法益一元论”与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因果性不足,“多元法益说”则模糊了法益保护的内容,而从法益内涵、性质看,本罪保护的法益应是“一元法益说”中的体育竞技公平公正。在体育竞技公平公正法益内容的指涉下,妨害兴奋剂管理罪不属于抽象危险犯,而是实害犯,“情节严重”是对“引诱、教唆、欺骗”行为性质的规定,属于违法性要素,对其认定应发挥法益对构成要件的解释机能,重塑“情节严重”的内容。

妨害兴奋剂管理罪行为要件的具体展开

《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妨害兴奋剂管理罪,其行为要件的解释不明使得该罪存在成为象征性立法的风险,因此对其进行规范化分析尤为必要。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保护法益是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的公平性与运动员的身心健康。在此前提下,应当将立法所列举的行为要件分为“促使型”“提供型”“推使型”3种,根据行为特征与违法性程度的不同分别进行内涵与外延的界定以及实质可罚性的判断,为司法中的实际适用提供理论支持。

论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应然处罚范围--基于对“参加”解读展开的讨论

现阶段对于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主要构成要件要素存在诸多讨论,划定合理的处罚范围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对于“参加”要素解读的缺失,直接影响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合理应然处罚范围。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保护法益在于运动员的身心健康和重大体育竞赛公平性。作为核心法益的重大体育竞赛公平性,包括重大体育竞赛过程公平性和重大体育竞赛资格公平性。由此出发,“参加”应扩展解释至包括“参与”和“为了参与”。“为了参与”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而在预选或选拔比赛,或者开赛前备赛训练中使用兴奋剂的,也属于“使用兴奋剂参加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相应行为应当以妨害兴奋剂管理罪进行规制。这种结论是必要的扩大解释,并未破坏司法限缩的要求,亦符合其法定犯属性,具有充分的合理性。

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法益辨正与适用解析

妨害兴奋剂管理罪通过体系解释方法得出的以公民身心健康作为本罪保护法益的结论亟须辨正。当适度跳出本罪的体系位置,并结合构成要件要素以考察时,应当认为本罪的保护法益为复合法益,即运动员群体身心健康、体育赛事公平竞争秩序以及国家和体育项目的名誉声望。在法益的指导下,方能明确妨害兴奋剂管理罪对兴奋剂自用行为不加规制的原因,并得以在本罪同时包含共犯正犯化、间接正犯实行化以及组织行为正犯化的行为集合中,认识到本罪罪状所表述的组织行为当具有人身支配或意志操控的属性,而欺骗行为的成立仅需造成服用者产生动机认识错误即可。

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教义学思考

国外关于兴奋剂犯罪的法益观主要有财产法益观、生命健康法益观和复合法益观,借鉴意义在于,应当根据兴奋剂犯罪在刑法分则体系中的位置和相关行政法的规定来确定兴奋剂犯罪的保护法益。从我国妨害兴奋剂管理罪在分则体系中的地位及相关行政法的规定来看,该罪的法益包括公平的体育竞争秩序和运动员的生命健康。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情节严重”是说明法益侵害程度的客观的构成要件要素,其内容不应当包括“受过行政(刑事)处罚”“造成严重恶劣社会影响”以及“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但可以包括“多次使用兴奋剂或对多人使用兴奋剂”“造成一人以上轻伤”“对未成年人、残疾人使用兴奋剂”等反映法益侵害程度的情形。组织未成年人、残疾人在体育竞赛中使用兴奋剂的,成立虐待被监护、被看护人罪与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想象竞合犯,应择一重罪从重处罚。

妨害兴奋剂管理罪前置法的功能不足及补强

妨害兴奋剂管理罪所具有的明显法定犯属性和对“运动员”“兴奋剂”“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等核心构成要件要素的准确认定,决定了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司法认定离不开前置法的规定。根据相关前置法认定妨害兴奋剂管理罪,不仅会使对“运动员”的司法认定过程违反法律专属主义,而且无法为“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提供解释依据,同时会使对行为主体的认定结论陷入正当性危机。为此,应通过修改相关前置法,扩大“运动员”的范围,明确“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的含义和范围,拓展行政违法行为主体的范围,以补强其在妨害兴奋剂管理罪司法认定上的基本功能。

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法理诠释

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保护法益是"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的公平性,构成行为表现为针对"运动员使用兴奋剂参加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实施的"引诱、教唆、欺骗""提供""组织、强迫"等关联行为,这些关联行为可以类型化为(准)支配型、帮助型、强支配型的妨害兴奋剂管理行为。作为故意犯,行为人主观上对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必须要有认识,对"兴奋剂"至少要认识到其可能增强运动表现的属性,对"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要认识到是较大规模竞赛的基础事实,明知"运动员使用兴奋剂参加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而实施关联行为并且"情节严重"的,即具有可归责性。

妨害兴奋剂管理罪追诉机制的反思与建构

国际反兴奋剂立法蕴含着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追诉机制,我国反兴奋剂专门立法及相关立法直接或者间接地规定了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追诉机制。但是,在前者中行刑衔接不力,在后者中行刑衔接基本阙如,故难以实现对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有效追诉。兴奋剂检查的国际标准与国内标准不一致、兴奋剂样本取证难度大、责任主体沟通渠道不畅、移送监督机制保障不足等,是建构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追诉机制面临的难题。为此,有必要先制定统一的行刑衔接基本法,然后针对反兴奋剂违规行为制定具体、专门的行刑衔接实施细则。在具体举措上,应当制定严于国际反兴奋剂法的检查标准,建立反兴奋剂机构与公安机关之间的协同侦查模式和兴奋剂犯罪情报信息共享平台,实现案件移送的外部监督。

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合体系性解释

法益的辨识是对具体罪名进行解释的必要前提。通过对既有的相关反兴奋剂文献的梳理总结以及根据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体系定位,认为: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保护法益包括赛事公平性、国家声誉以及健康权,其中健康权又包括使用兴奋剂运动员自身的健康权、兴奋剂滥用可能会危害的整个运动员群体的健康权以及抽象的国民健康权。对于侵害以上所有法益的行为应重点打击,而对只侵害部分法益的行为应限制本罪的适用。合体系性解释是理解该刑法规范的重要路径。具体构成要素的理解与适用:体育竞赛应限于《体育法》中的竞技体育,而不包括学校体育和社会体育,且应分别从比赛层级、影响力方面界定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引诱、教唆、欺骗以及组织、强迫行为同样需要对赛事性质主观明知,否则阻却主观故意;需要在区分不同行为类型的前提下把握“情节严重”的应有内涵。

妨害兴奋剂管理罪处罚范围的界定

妨害兴奋剂管理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增设的新罪名,应通过严格解释构成要件以合理界定其处罚范围。本罪的保护法益应为体育法益,它是解释具体构成要件要素的指导原则。在适用场域方面,“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的范围宜限定为国家级、国际级竞技体育比赛。在处罚对象方面,对于引诱、教唆、欺骗运动员使用兴奋剂,非法向运动员提供兴奋剂,组织以及强迫运动员使用兴奋剂4类实行行为,需借鉴相似罪名的解释原理并结合体育实践经验进行个别认定。在罪量要素方面,可将涉及兴奋剂数量较大、对运动员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对未成年运动员使用或提供兴奋剂等情形评价为本罪的“情节严重”。

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保护法益及其规范适用

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保护法益对于该罪的规范适用具有基础意义。社会管理秩序、体育管理秩序、运动员的身心健康、社会公众的身心健康、社会公众对体育竞技的信赖利益、国家的声誉等均不是该罪的法益内容。对该罪的法益内容界定应当考虑到该罪的本质属性、该罪的体系位置以及构成要件的相关规定,应当尽量避免法益概念的抽象化和精神化。该罪的保护法益是重大体育竞赛中的公平竞争秩序。该罪属于法定犯和实害犯,对法益的损害具体体现为对重大体育竞赛中的公平竞争秩序造成实害结果。应当区分作为法益的秩序损害和因秩序法益损害而造成的其他危害后果,只要行为导致运动员在特定时间段内使用了兴奋剂,就已经对秩序法益造成了实害。对引诱、教唆、欺骗行为、明知情形下的提供行为以及组织、强迫行为的解释认定应当以该罪的法益内容为指引,进而合理把握该罪的成立范围以及该罪与其他相关犯罪之间的规范界限。

《刑法修正案(十一)》下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适用与展望

《刑法修正案(十一)》规定的妨害兴奋剂管理罪标志着我国在规制兴奋剂问题上选择了"刑法模式"。本罪的法条适用需要注意:一方面,本罪罪状应根据行为的支配力度进行解释。其中,基本罪状中规定的欺骗行为只有在无法压制运动员意志自由时方可适用基本罪状的法定刑,否则应适用加重罪状从重处罚。另一方面,应当激活预备犯的处罚规定,对行为人购买、持有兴奋剂的行为依照预备犯加以处罚。对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完善予以展望,在积极刑法观的指引下,有必要将运动员的兴奋剂自用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从而更全面地维护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法益,同时通过刑法的指引作用,帮助国民树立反对使用兴奋剂的规范意识。

论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规范保护法益

《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妨害兴奋剂管理罪,自此对体育领域内滥用兴奋剂行为的治理多了一层刑事保障。但由于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构成要件要素极为简单又特别含混,因而需要用法益概念加以限制,须结合法益对条文进行实质解释。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规范保护法益为体育法益——体育比赛完整性和运动员身体健康的集合,其中体育比赛完整性是基础性法益,运动员的身体健康是选择性法益。体育法益具有极强的价值性,增设妨害兴奋剂管理罪并不违背刑法的谦抑性,是法益保护原则的必然要求。

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司法适用

为了强化对兴奋剂的管理,《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妨害兴奋剂管理罪。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罪名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对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正确适用,取决于对本罪立法精神和适用范围的准确理解。只有同时满足妨害兴奋剂管理罪客观要件、主观要件和入罪条件三个方面的要求,才可以成立本罪。本罪客观要件包含对“兴奋剂”及其实行行为和“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范围的说明。本罪的主观罪过只能是故意,因而对本罪主观要件的理解,可以从故意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两方面着手。作为本罪入罪条件的“情节严重”,则可以结合行为的次数或人数、兴奋剂的种类或剂量、对体育赛事的影响程度和对运动员身心健康的损害程度综合分析。

妨害兴奋剂管理罪保护法益的厘定

正确认识法益是司法适用的逻辑起点。既有研究对妨害兴奋剂管理罪保护法益的认识有单一法益说和复合法益说之分,均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具体而言:单一法益说无法准确指明保护法益的内涵,而复合法益说将运动员的生命健康列为妨害兴奋剂管理罪保护法益的首要位置存在疑问。就此有必要探究不同法益说的内在逻辑,通过体系化的审视将运动员的生命健康排出保护法益的范畴,同时明确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的公平秩序为本罪的保护法益。

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法益辨析与规范解读

2021年《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了妨害兴奋剂管理罪。从法益目的解释论出发,本罪保护的法益应是公众健康。在基本要素方面,本罪主体是除运动员以外的教练员、队医、营养师等运动辅助人员或其他兴奋剂的提供者。运动员包括经过注册的职业运动员和大众运动员。“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是指有官方背景的世界范围和全国范围内的竞赛,及部分影响力重大的商业性职业联赛。在行为要素方面,按照法益侵害程度,实施行为可以划分为帮助型、促发型和支配型三组。对于帮助型组的行为,可将“情节严重”限定在多次提供、向多人提供、受到行政处罚、向未成年、残疾运动员提供、造成运动员较大身体损害等情形。

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争议问题

妨害兴奋剂管理行为入刑后,其保护法益、犯罪结构和罪量要素尚待进一步研究。这三个问题不仅密切相关,而且与归责目的、归责类型和归责要素相对应,从而决定了本罪的归责必要性与合理性。本罪侵犯的法益是体育竞赛公平竞争价值倡导下运动员们的身体健康,属于真正的集合法益。本罪在整体上是情节犯,具体来说属于情节犯群组中的抽象危险犯。以促使行为对使用行为的作用力为分类标准,其不法行为可被分为精神推使型、直接推使型和强力推使型三类。“情节严重”仅限于客观的构成要件要素,且本罪抽象危险犯的性质无法容纳结果不法要素,故罪量要素包括行为不法要素和客观外界要素。

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成立要件与衔接适用

妨害兴奋剂管理罪是《刑法修正案(十一)》的新设罪名,该罪名的设立实现了对兴奋剂犯罪由适用其他罪名“迂回惩治”到“直接规制”的转型,进一步强化了反兴奋剂斗争的刑法保障机制。当前,应当尽快制定新的司法解释,进一步统一法律适用。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保护法益为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的公平竞争秩序和运动员的身心健康。妨害兴奋剂管理罪客观方面有2种行为类型,表现为“情节犯+行为犯”的模式。对妨害兴奋剂管理罪所涉兴奋剂,不宜直接依据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每年公布的禁用清单确定,而应当依据行为发生时国务院体育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调整并公布的兴奋剂目录加以把握。就引诱、教唆、欺骗使用兴奋剂或者提供兴奋剂入罪所要求的“情节严重”而言,应当综合主客观要素加以考量。就行刑关系而言,办理妨害兴奋剂管理刑事案件,应当妥当把握行政证据的使用、刑罚执行与禁赛处罚的关系、罚金与罚款及负担兴奋剂检测费用的关系3个问题,真正实现有序衔接。

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司法考量要素问题研究

我国有关兴奋剂入刑的规定,经历了从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将兴奋剂犯罪涵摄于其他罪名,到《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过程。这既体现了对兴奋剂进行刑事打击的决心,也突显了对体育竞赛中使用兴奋剂犯罪行为的特别关注。分析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构成,“兴奋剂”“辅助人员”“运动员”“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情节严重”等要素是认定犯罪主体、行为、场域的重要因素。因此,基于体育治理自治性、专业性的特点,在刑事审查的视角下协调刑法与体育治理法规、规则的关系,综合考量上述要素,合理采信兴奋剂检测和违规认定结论,是认定妨害兴奋剂管理罪可沿袭的基本思路。

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保护法益及行为构造

为了惩治体育竞技中日益严重的兴奋剂犯罪,《刑法修正案(十一)》规定了妨害兴奋剂管理罪。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保护法益有财产法益说、运动员健康、平等比赛的机会和诚信说以及体育精神说等,其均存在缺陷,应该采取法益二分说,包括生命健康法益和公平公正体育秩序法益。从行为构造上看,该罪的实行行为分为两种类型,其中组织、强迫使用兴奋剂的行为侵犯的是生命健康法益,引诱、教唆、欺骗、明知是兴奋剂而提供的行为侵犯的是公平公正体育秩序法益,这两种行为的具体刑法解释应围绕"法益二分说"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