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女权立法的微观考察——基于民国《民律草案》“妻冠夫姓”制度制定的视角

姓名权是妇女基本权利的一部分,"妻冠夫姓"制度是妇女人权制度的一部分。本文通过分析彼时学术界、官方起草人员在民国《民律草案》妻冠夫姓问题上不同的立场和态度,探析妻冠夫姓法律制度法源基础,对民国《民律草案》妻冠夫姓法律制度的具体规定作出分析,认为其符合身份权的构成要件,属于权利义务复合性规范。妻冠夫姓从习惯到立法,引起社会上对妇女姓名权等权利的广泛关注,尽管囿于社会背景,立法社会效果有限,但考察妻冠夫姓制度民事立法过程,观察中国近代妇女基本权利从习惯进入立法的历史变迁,对现阶段妇女基本权利立法具有借鉴意义。

从习俗主导到法律干预——论自然人称姓规范体系的演进

称姓法律与称姓习俗构成了自然人的称姓规范体系,总体上经历了法律不断推进与习俗渐次退却的演进历程,可分为习俗主导、法律初步介入、法律全面干预等三个发展阶段。为贯彻《宪法》规定的法律平等保护原则,《婚姻法》改变了习俗主导时期法律默许或确认称姓习俗的立场,逐步废止了妻冠夫姓,实现了子女随父姓与随母姓在形式上的法律平等保护,但存在实效性不强、规范供给不足等问题。为维护姓氏蕴含之公共利益,明确自然人称姓的法律依据,姓名权立法解释与《民法典》第1015条在立法目的、规范结构与规范内容上全面干预称姓习俗,但是解释学争议、法律与习俗的关系等导致严格限制自然人姓氏选择范围的立法目的难以实现。法律主导的称姓规范体系同时存在法律过度介入与介入不足的问题,总体上宜转向习俗为主体、法律适当介入之原则,一方面扩大解释《民法典》第1015条,尊重自然人约定性夫妻同姓、第三姓氏等不违背公序良俗的称姓意愿;一方面制定《姓名条例》,适当修正子随父姓等与法律平等保护价值相抵触且不易自我变迁之称姓习俗,实现父母姓氏影响子女姓氏的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夫妻姓氏制度的传承与发展

姓氏法律制度兼具公法和私法的双重属性,姓氏制度立法背后蕴藏着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等多重价值的考量。民国以后,伴随着女性社会化进程的开启和女性群体分化,夫妻姓氏制度也在传承中发展变化。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通过严谨的立法,将“婚后妻取得夫姓氏”传统夫妻同姓基本规则以成文法的形式确立下来,同时还通过协商机制的引入推动夫妻姓氏制度从夫妻同姓向夫妻异姓制度转变。立法的出台引起社会对夫妻姓氏制度的关注,满足了社会变革时期不同女性群体的称谓需求,与司法实践中已婚女性称谓使用情况相符,进而助推整个姓氏制度多元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