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旦为鲁国始封之君说

谁是鲁国的始封之君 ,周公旦抑或其子伯禽 ?自古至今聚讼未决。今天的学者多主“伯禽封鲁”说 ,其主要依据为《鲁颂·宫》与《左传》定公四年所载的两条材料 ,但这两条材料明显有可疑之处。“伯禽封鲁”说之所以影响大 ,盖由崔述的鼓荡所致 ,然而崔氏的考证远非一贯正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说“鲁”是“文之昭”,这是一条铁证 ,证明了周公旦是鲁国的始封之君。历史上 ,周公旦曾两次封于鲁。但由于他是武王、成王两代人的助手 ,所以两次受封均不曾就国 ,而是由其长子伯禽代就封 ,故有“伯禽封鲁”

行为可法的东平王刘苍

历史上帝王之家,凡是杰出的、有贡献的人物,大多处于王朝的开国之初或中兴之年,多因王朝在上升时期诸事振作,庭训、师教都能从严。对此,古代的明君贤臣也有所感。魏征曾说:“功成名立,咸资始封之君;国丧身亡,多因继体之后。”朱元璋也曾指出,“创业之君”的子弟与“守成之君”子弟不一样。东汉之初的刘苍就是前者。

始封不臣之服——浅析《仪礼·丧服》中诸侯、大夫降服之制

《仪礼·丧服·大功章》有一段关于"始封之君不臣诸父昆弟"的传文,与经文有关大夫降服的记述似有不合之处。自魏晋至清代,多位学者曾作出讨论,其间涉及诸侯、大夫降服原则的理解、门内门外亲亲尊尊关系的安顿。本文依据历代礼家的注释与讨论,尝试分析其间的礼制与礼义纠结,并给出一定解答。

浅论宗庙

本文通过对先秦时期有关宗庙的文献、考古及古文字材料分析认为：宗庙崇拜是祖先崇拜的高级阶段；是阶级社会的反映，既是君主权的象征，又是宗主权的物化。大凡国家和王族系统的重大事务，都要告请于宗庙，统治者利用反映在宗庙系列关系上的血缘关系，用＂尊祖敬宗＂的信条将各级贵族紧紧地聚拢在天子的脚下，秩序井然地维护＂家天下＂式的分等级统治。自虞夏之际宗庙始兴以来，凡建立都城都必须设置宗庙，宗庙实为国家的标志，所以在该成为上古史研究中衡量中国文明形成为标尺之一。

叔虞方鼎与西周初期的唐晋因革

叔虞方鼎是出土于山西曲沃北赵M114晋侯墓的著名青铜器,李伯谦最早指出铭文中的“叔夨”就是周成王之弟、晋始封之君唐叔虞,①由于牵涉晋国早期历史,遂引起广泛关注。经过多年研究,学者对铭文断读、“夨”与“虞”文字学上的关联等已取得相当共识。

论“昭穆之常”及与宗法庙制的关系

昭穆之制历来被看作是我国古代社会宗法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历来研究晤穆者皆囿于宗法制度特别是庙制的考察,而不知宗法制度本有一个“层累地造成”的过程,“昭穆”的产生却要早得多,在宗法制度的形成中,它只是被用来作为一种形式并被加以改造,所以,研究“昭穆”的本义及其制度的演变,对于了解宗法制度及其形成,将有着积极的意义。

有信方可先言

晋文公重耳即位之后,有些诸侯小国却不愿臣服于他。原国虽小,可是得知始封之君是周文王的儿子,怎么甘愿承认从国外逃亡归来的重耳作为他们的霸主呢?于是不断挑衅,制造事端。晋文公为平息动乱,完成霸业,决定讨伐原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