褒姒形象浅析

褒姒形象是中华文明由原始共产制的"公天下"进入父权威家长制的"家天下"而产生的一种特殊文化。它产生形成于西周到两汉时期;汉唐时代,褒姒是宫廷内外人们喜爱的美的化身。中晚唐之后,中华文明逐步衰落保守,强调宗法礼教的理学兴起,民族矛盾逐步尖锐,在此大的背景下,褒姒形象偏离了历史的本真。

褒姒的神话传说及其文化思想价值

关于褒姒的神话传说是在天命观念支配下,通过想像而演义成的一则神话传说故事,反映命运的必然性就是沿着天命所决定的方向发展,直至达到既定结局,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和它相抗衡。命运不但受着天命的制约,与天命相一致,而且符合惩恶扬善的正义原则,具有伦理化的特征,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它在人们精神世界中的权威性,削弱甚至扼杀了人们对于命运的反抗精神。这则神话传说不是在一般的意义上暴露天命、命运观念所宣扬的消极无为思想,而是从人的价值和人格尊严的层面上开掘,揭示天命、命运观念扼杀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残酷本质。

妇姒启鼎与商代妇女称姓说

妇姒启鼎时代为殷墟三期晚段,该器铭文为商代妇女称姓增添了新例证。综合甲骨金文及文献材料,可知商代妇女称姓,至少有六种形式。正确认识商代妇女称姓的各种形式,不仅有助于甲骨金文人名释读,而且对深入了解商代姓氏制度、婚姻制度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两种不同的命运观念——褒姒神话传说与俄狄浦斯神话传说之比较研究

褒姒的神话传说贯穿着中国古代的命运观念,俄狄浦斯的神话传说贯穿着古希腊的命运观念,两种命运观念之间既有惊人的一致之处,又有根本性的区别。相同之处在于都反映了命运的不可逆转的必然性特征以及由此所决定的重要故事情节的一致性,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命运与道德的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对于命运的态度。

论女英雄戚姒与木兰之异同

哈尼族迁徙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塑造了传奇的哈尼女英雄戚姒形象,北朝民歌《木兰诗》书写了汉族女英雄花木兰的动人故事。对戚姒与花木兰这两位女英雄的形象进行比较和分析,通过她们对女性性别身份和性别特征的不同态度,来比较两种迥异的性别文化,从而得出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在两性问题上更具有合理性和有效性的必然结论。

《诗经》中的褒国褒姒述论

三代时期的褒国是南国领袖,控制着秦蜀南北与汉水东西水陆大通道,深得周室重视,互为婚姻,从“太姒至于褒姒,可云世婚”。《诗经》中的“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哲夫成城,哲妇倾城”等不实之辞,皆来自西周王室内部斗争的胜利者周平王一派。周平王为了减轻“弑父篡位”的罪责,不遗余力地将污水泼向褒姒,以达到丑化其父周幽王的目的,为其杀父上位寻找借口。在《诗经》的影响下,从《国语》《左传》直到《史记》,逐步建构起了“褒姒灭周”的史学与文学文本体系。

论张姒谊的感怀诗

张姒谊是清朝桐城的女诗人,她的感怀诗在其留存诗篇中占据数量最多,诗歌的主要内容有与夫婿儿女的唱和、与家族成员的交往以及对女性问题的思索三个方面。其选材大多就地取材,情感哀婉动人。通过对其感怀诗的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张姒谊感怀诗的三大艺术特色:意象丰富、语言典雅、情景交融;并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清代桐城闺阁诗人、诗作的艺术价值。

德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古代“女英雄”——文化记忆视角下中国“美女褒姒”故事在德国的接受

文章对中国《东周列国志》的褒姒形象和德国作家比尔鲍姆笔下的褒姒形象进行了对比,作者指出,比尔鲍姆笔下的褒姒是一位具有女性解放思想的中国古代"女英雄",比尔鲍姆塑造的褒姒形象对后世德语文学有着积极的影响。

论新历史小说《褒姒》的后现代主义精神

新历史小说《褒姒》从历史的个人化角度重塑了褒姒的一生,其书张扬了鲜明的后现代主义精神。这种后现代主义精神首先体现在对"烽火戏诸侯"这一历史事件的个性化的消解,对历史的权威性进行挑战。其次,作者在男权中心的历史中,重新塑造了褒姒这一女性形象与地位,对"红颜祸水"论的文化进行颠覆。最后,"人"与"人性"是《褒姒》的主题,作者对人性情感进行了诗意书写。

绍兴《姒氏世谱》的史料价值

世谱、宗谱、家谱,总称谱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正史、方志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的三大支柱。此文着重分析了绍兴《姒氏世谱》的史料价值,认为该谱所载史事与正史、地志基本一致,对先人业绩并无夸张过誉之辞,所以可靠性较大;该谱叙述世系清楚完整,为他书所未见,可补正史、地志之缺;该谱还蕴含人口学、民俗学、社会学、民族学方面的资料,更可拓宽越文化研究的领域。由此可见,搜集、整理和研究大禹后裔宗谱,任务急迫,意义重大。

男权文化背景下的“红颜祸水”论——从“褒姒一笑而失周天下”说起

在男权社会里,语言的主动权掌握在男性手里。以男性审美取向、意识形态为主流的历史文学中的女性形象都表现了男性的思想意识和社会需要,男权文化也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伴随着男性对女性既依赖,又压抑;既期待,又恐惧的矛盾心理,"红颜祸水"便成为祸难来临时中国男人掩饰自身过失、为自己开脱罪责的口头禅。"褒姒一笑而失周天下"成为最有名的"红颜祸水"论的历史佐证。周王朝的灭亡有很多综合的因素,但最直接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烽火戏诸侯,二是废除申后和太子,与褒姒的一笑一颦毫无关系。

褒姒灭周新论

传统和当代说法认为褒姒之于西周灭亡不是罪魁元凶,就是替罪羔羊。从传世文献和考古文字材料入手,分析西周王后在宫廷中的政治地位和活动,发现以王后为代表的西周贵族妇女在政治上、家族内部也具有较高的地位;并结合诗经等文献分析西周末年的社会情况,探究西周末期周王室与姜氏、东方贵族封国集团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认为褒姒不仅是周幽王的宠姬,更是其政治盟友和斗争工具,她积极参与了幽王派系与申侯势力集团的斗争,并导致了西周的灭亡。

汉代史传中的褒姒形象述论

褒姒形象的定型是在汉代完成的,而《史记》《汉书》奠定了正史中的褒姒形象。司马迁第一次在正史中描绘了一位神秘而客观的褒姒,给我们呈现出了一位不同于《诗经》所描写的真实的褒姒形象。班固全盘接受《诗经》的观点,“赫赫宗周,褒姒灭之”不仅在《汉书》中确立并进一步强化,而且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找到了西周灭亡的替罪羊,后世的史学家和政治家们就能够求得一种心理平衡,从而也就有理由继续视西周王朝为模范王朝。褒姒成为汉代之后“红颜祸水论”的典型,这不仅是男权主义时代女性的悲哀,更是中国历史的悲哀。

不同话语视角下的褒姒形象阐释

在政治家及史官眼中,褒姒因烽火戏诸侯,一笑而失江山在历史上被定性为美女祸国,数千年来鲜少有不同声音发出。但随着西学东渐思潮的出现,一部分思想家则推翻女祸论,为褒姒正名。而在褒姒出生的故乡陕西省汉中市,人民出于对家乡自发的热爱和荣誉感,为褒姒构筑了一个善良可爱的美女形象。基于对褒姒形象的理解不同,史官视角、文学视角、民间叙事视角中的褒姒都被赋予了不一样的文化意蕴。

《史记》中褒姒史实质疑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汉中女子褒姒是"红颜祸水",因"烽火戏诸侯"而导致了西周灭亡。这是不公允的。拨开《史记》等史料中虚妄故事的成分,据西周当时的史官伯阳所言褒姒出生时间看,在西周灭亡的幽王十一年,褒姒已经是五十多岁的老太婆,周幽王根本不可能为博其一笑而置江山于不顾。西周的灭亡,自是周王室各派政治力量之间夺嫡争权的结果,与弱女子褒姒并无多大干系。

褒姒形象的演变

褒姒天生丽质。在南宋之前,褒姒是美和智慧的化身。司马迁曾经以饱含同情的笔墨描写了褒姒的可怜与无辜。南宋后由于礼教的确立,褒姒开始被抨击。深受礼教影响的冯梦龙戴着有色眼镜以明代的道德伦理去苛求几千年前的褒姒,描绘出了一个千夫所指的误国妖女。冯梦龙在创作时还加入了现实的因素。对持续了数十年的争国本事件印象颇深的明代人是不会给予褒姒好评的。可以说,冯梦龙是丑化褒姒的关键性人物。自冯梦龙之后,代表着美和智慧的褒姒,被固化成了祸国红颜。

《周易》所见太姒的事迹——兼论《大雅·思齐》的史实与宗旨

《周易》卦爻辞中有关于文王贤妃太姒的叙事。《贲》卦描绘了文王迎娶太姒的情景,《渐》卦叙述了太姒逐步主持家政的过程,《家人》则表现了太姒的持家之道及其效果。《周易》的历史叙事,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太姒的作为及其功绩的了解。以此为基础,《大雅·思齐》可以得到与传统完全不同的新的解读。可以看到,太姒在文王被囚羑里的特殊时期,承担起了主持家政和教养子弟的任务,抚养并造就了一批有德行和才干的子弟(包括武王和周公),使文王后继有人,为翦商的事业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烽火戏诸侯,褒姒一笑

褒国第一次出现在历史典籍之中是在《史记》的《夏本纪》中,相传这里的第一位国君曾随大禹治水,其封地就在今天的汉中地区.2700多年前的褒国是一个多民族杂处并融的偏安之所,包容与接纳着不同地方的文化.中原王朝与西南部族的交流在这里十分频繁.褒姒就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成人. 公元前779年,周幽王三年,曾被周王室列为盟友的褒国正面临着周幽王的屠刀.兵荒马乱之中改变褒姒一家命运的时刻到了.当看着抚养自己长大的父母永远离自己而去的时候,年轻的褒姒便永远忘记了那甜美的微笑.她被献于周王,成为了止息战争的贡品,她的家园因此免去了生灵涂炭,但在她的内心深处,家国的安宁也只是这无情岁月中的一点点慰藉.

《诗经》所见褒姒形象及其评价问题——以《小雅·正月》《小雅·十月之交》《大雅·瞻卬》为考察对象

《诗经》中的《小雅·正月》《大雅·瞻卬》等诗篇以批评为主的感情基调将西周的灭亡与褒姒挂钩。而这种自《诗经》开始建构的褒姒“倾国倾城”“祸国殃民”的形象及批评,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褒姒参与了西周末年王室政争的历史事实,又因周人将矛盾的焦点汇集到褒姒身上,恰恰掩盖了两周因革之际,周人内部姬、姜两姓贵族权力之争的实情。而褒姒作为幽王一方失势的代表,在随后礼乐文化系统中被塑造成了导致宗周覆亡的罪魁祸首,又因《诗经》的经典性而使“褒姒祸国”的形象不断被强化和刻板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