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选择、公序良俗与法律解释——最高法院第89号指导案例与姓名权立法解释评述

姓名权立法解释和最高法院第89号指导案例的颁布,虽然使公民的姓氏选择有了较为明确的法律依据,但其在实质内容和说理上都存在值得商榷之处:在我国已经选取夫妻别姓主义的前提下,家庭同姓的传统已经消失,随着身份证号码与指纹采集制度的建立,姓名的社会管理属性也逐渐式微,法律要求子女随父姓或母姓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对于没有实际功能的传统习俗,法律应该采取中立态度,为个人自由留下尽可能大的空间,也为道德习俗留下演变发展的空间。公序良俗可以构成姓名权行使的界限,但却无法从中推导出"公民原则上应当随父姓或母姓"的结论。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公序良俗为理由,通过法律维护传统风俗伦理,显然是对公序良俗原则的误用。通过对姓名权立法解释的审视与反思,也可以发现我国立法制度与法律解释制度的欠缺之处。一方面,在法院缺乏独立性和权威性的情况下,面对棘手问题,法院逐级请示并由最高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就成了最为稳妥的选择;另一方面,立法行为和立法解释行为欠缺实质区分标准,导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可能以解释之名行法律修改补充之实。

因子女姓氏选择引发的离婚诉讼案件研究

传统上,我国绝大多数家庭沿用子女随父姓的做法。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新的生育政策之后,人们对子女姓氏的选择观念发生重大改变,在子女姓氏选择上传统习惯和法律规则之间的张力愈发明显,子女姓氏决定权的行使在一定程度影响了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引发了较多的离婚诉讼案件。通过对因子女姓氏选择而引起的离婚诉讼案件分析,发现导致该类离婚纠纷的原因来自传统社会习俗、我国现行相关法律和相关政策等。《民法典》的颁布和家事审判改革为此类纠纷解决提供了更好的依据支持。另外,司法机关兼顾习惯、政策和法律三者之间的均衡,才能更好地解决此类纠纷,从而更好地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稳定,树立良好家风,促进社会和谐。

云南小凉山“农场彝人”的姓氏选择

云南小凉山"农场彝人"的姓氏选择始于新中国成立后民主改革时期,改革开放后一度活跃,现今日趋稳定。"农场彝人"的姓氏选择应用了迁就、协商、投机等策略,其动机是追求各种利益与社会声誉。在血缘拟想的文化实践中,"农场彝人"精心选择的血缘纽带显现出了世俗与神圣的不平衡:其姓氏选择得到了传统与现实的有力支持,但象征肉身的"马都"(竹制灵牌)却不被姓氏来源家族承认。

祖先、认同与共同体——滇南彝族孔姓的姓氏选择研究

滇南"彝族孔姓"作为具有多重身份的群体,迁徙传说、祖先碑文和他们的"主体"实践,赋予了他们对于血缘和原生论的坚信与认知,而作为"他者"的地方传说和研究者,则更多强调他们身份和姓氏的建构性与依附性。本文结合上述两种观点和研究,从当地人的日常实践与互动出发,讨论共同祖先产生的情感纽带使他们超越原生与建构二元论,在身份上达成叠合认同或双向认同,从而促进共同体的建立。从过程论出发,彝族孔姓多重身份获得的历时性演变,从个体和群体层面反映多元一体的形成,阐述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认真对待婚姻家庭领域中的习惯——以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制定为背景

在我国的民事法律中,婚姻家庭法是一部具有本土性与习俗性的法律,但在我国婚姻家庭立法中,却一直对这一特性重视不够。由于"习俗性"伴随着人们婚姻家庭生活的始终,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当引发纠纷诉诸法院时,在法无规定或法律规定与习俗不相协调的情况下,司法裁判无法回避对民间习惯的引用或遵循。当此民法典编纂之际,在婚姻家庭编的制定过程中,应该认真对待婚姻家庭中的习惯问题,对在司法实务中已通过司法政策和解释得到认可的一些民间习惯,如婚约及彩礼的返还问题、事实婚姻与同居问题、子女的姓氏选择问题等,应通过立法的方式将其规范化,以引导和规范人们的行为,增加法律应对复杂现实生活的能力。

论我国姓名立法的缺陷与完善

解决因姓名权产生的行政诉讼应回归到立法的层面上,而导致我国现有姓名立法混乱的根本原因,是对姓名权基本权利属性的忽视。姓名权应当具有两个层次的法律属性,它不仅是民法意义上的人格权利,还具有宪法意义上的基本权利属性。为划清行政权干涉公民姓名权的界限,有必要进行专门的姓名立法,并对姓氏的选择、姓名用字、姓名使用以及姓名变更问题予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