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作品的著作权归属及完善——以《著作权法》第十九条规定为中心

【目的】著作权法中对于委托作品的署名权能否约定转让、著作约定不明时是否归属于受托人未做明确规定,需要加以完善。【方法】通过对著作权法及有关法律规范中委托作品署名权的本意探究,联系署名权在实践中呈现的效果,概念化解读立法对于委托作品著作权归属的规定。【结果】得以证实署名权不具有转让属性,提出面对著作权约定不明时立法可规定委托人和受托人共同享有著作权。【结论】可通过协商一致、禁止权利滥用、共有人优先受让和约定受限等规则以实现著作权人的最大效益。

委托作品权利归属法律适用标准之探讨

有效实现委托作品制度目的,有赖于权利归属制度中委托创作关系、委托创作的合同约定、委托人获取的权益三个核心要素的准确适用。就委托创作关系的判断而言,有必要对比雇佣创作关系和合作创作关系;就委托作品的合同主体而言,不应限制为自然人;就合同约定的形式要件而言,应是一种书面形式;就合同约定的范围而言,应包括署名权除外的精神性权利;就委托人的"特定目的范围使用权"而言,应对使用权的期限、种类及性质进行恰当解释,从而实现委托人和受托人利益平衡。

智力投入者和财力投入者分离下的著作权归属研究——评我国的委托作品、职务作品和法人作品制度

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导致作品创作的智力投资者和财力投资者分离,著作权的归属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我国的委托作品、职务作品和法人作品制度对此进行了规定。但是各类作品分类标准模糊、要件选择随意以及权利分配原则矛盾、分配规则粗疏,导致弊病丛生。本文从两种著作权观念的反思出发,结合我国的立法旨趣,针对非独立创作的实际情况,对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三类作品提出全面的整合意见。

作为为他作品的委托作品:目的价值与权利分配——从《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系列案件说起

委托作品属于"为他作品",即为他人创作的作品,其权利归属的立法大致可区分为两种倾向:创作者模式和使用者模式。我国《著作权法》第17条的现有规定遵循了创作者原则,并体现了合同自由原则,但委托人的行为动机与利益期待未能得到充分考虑。参照已有的司法解释,该条款应做必要修改,以更多地考虑到委托方的预期利益,从而实现委托人与创作者之间全面的利益平衡。

对我国约定不明委托作品著作权归属的反思——一种合同法的视角

我国《著作权法》第17条将约定不明委托作品的著作权规定只能由受托人所有,委托人不得享有该委托作品任何著作权。从合同法的视角来看,这一规定有违合同意思自治原则,不符合委托作品的创作事实,导致合同显失公平,也不符合著作权法鼓励创作的立法目标。建议修法时应在明确委托创作合同的合同性质基础上,赋予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合理分配特殊类型委托作品的著作权归属,以协调和平衡委托创作合同当事人的利益。

论委托作品的著作权归属

只允许用于商务活动的委托作品约定著作权归属,合同未作明确约定或者没有订立合同的,著作权不归受托人,而归委托人,符合我国《著作权法》立法精神,有利于调动委托人投资企业进行知识创新的热情,以促进知识产权的发展。

对委托作品署名权约定问题的法律思考

作者的署名权是著作权中最重要的人身权,这种权利具有永久存在,与作者人身不可分离的特点。由于《著作权法》第17条对著作权中哪些内容能由合同约定没有明示,故人们在署名权能否由委托合同约定问题上出现不同理解。本文从我国《著作权法》的立法基础、署名权的内涵、功能及行使方式等四个方面对此问题作了一点分析,得出委托作品著作权归属可约定的内容中不应包含署名权的结论,即署名权只能归属于作者,不能由委托合同确定。

论委托作品条款的适用范围——以非独立创作的作品类型为视角

立法的粗疏和矛盾导致我国委托作品条款的适用范围混乱,扩张、收缩和误用并存。以非独立创作的作品类型为视角,我们发现作品类型分类标准不一致和类型化不足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内在原因,因此有必要据此进行立法修改。在没有修法的情况下,有必要通过解释学手段以求正确地适用委托作品的条款。

试析著作人身权与委托作品的著作权归属

在知识产权法学界,人们普遍认为著作人身权与作者的人身不可分离,这一认识直接导致人们对《著作权法》第十七条的理解产生分歧。其实,无论是《著作权法》的具体规定,还是经验事实,都表明著作人身权与作者的人身并非绝对不可分离。对于多数作品来说,除署名权外,著作人身权中的其他权利事实上是可以转让的,因此也是可以通过合同约定的。

委托作品的权利归属与权利冲突

若当事人未约定委托作品著作权的归属,著作权依法归受托人享有,委托人则依订立合同的特定目的而享有使用作品的权利。若当事人未约定作品的具体使用方式,在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就有可能产生权利冲突。权利冲突应依公平原则解决,既要保护受托人的著作权,又要肯定委托人有权依订立合同的目的使用作品,这意味着受托人的著作权和委托人使用作品的权利都要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委托作品使用权确定方法之研究——以“委托创作的特定目的”为中心

委托作品使用相当于著作权许可,其内容由委托创作的特定目的确定。实现委托创作的特定目的之必要的权利为委托作品使用权的内容,包括作品财产权也包括作品人身权。在无法确定委托创作的特定目的时,委托作品使用权的内容由委托创作的通常目的确定。

委托作品著作权归属约定的性质研究

著作权归属是委托创作合同的重要条款,著作权归属约定的性质关系到委托人著作权的取得、受托人义务的履行以及双方利益的平衡。在债权形式主义的背景下,委托人通过委托创作合同取得著作权属于继受取得,由于作品的无形性和著作权登记制度的缺失,受托人移转著作权依赖法律推定。著作权从创作完成之日开始移转,委托创作合同的书面形式往往成为著作权移转的公示手段。但是委托人支付报酬的义务与受托人移转著作权的义务构成对价,并对法律推定的著作权的移转产生影响。

委托作品著作权归属问题研究

我国《著作权法》第17条中,受委托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的归属可以由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的规定引发了很多争论,本文通过对著作人身权中的四项权利的分析,得出委托作品著作权归属可约定的内容中不应包含署名权的结论,即署名权只能归属于作者,不能由委托合同确定,并进一步提出对我国委托作品著作权归属的立法建议。

著作权归属探析——评我国的委托作品、职务作品和法人作品制度

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导致作品创作的智力投资者和财力投资者分离,著作权的归属成为双方争夺的对象,我国的委托作品、职务作品和法人作品制度对此进行了规定。但是各类作品分类标准模糊、要件选择随意以及权利分配原则矛盾、分配规则粗疏,导致弊病丛生。因此从两种著作权观念的反思出发,结合我国的立法旨趣,针对非独立创作的实际情况,对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三类作品提出全面的整合意见。

论委托作品的法律问题

委托作品的法律规定之简约和含糊,致使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很多认识上的混乱。笔者认为委托作品产生的基础法律关系的性质应该为著作权的承揽合同关系。该合同的形式从立法原意来看,应该设定为书面形式。从合同的内容看,署名权要结合不同的委托作品而出现不同的规定,可以约定或者不可以约定;委托作品的使用方式可以约定;委托人和受托人双方权利义务的分配应当坚持利益平衡和公平原则分配。

委托作品使用权研究

委托作品使用权是兼具债权性质和物权性质的权利,是在著作权的基础上派生的,属于著作权的明示许可或者默示许可。委托作品使用权的内容通常由委托创作的特定目的决定,包括作品财产权和人身权。委托作品使用权在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同时由法律推定直接取得,不明晰的权利边界易导致交易安全问题。

试论我国委托作品著作权归属的立法不足及完善

委托人依委托合同取得作品著作权属于著作权的继受取得,应受制于著作权转让的限制即人身权不得转让。但如此就会对委托目的的实现造成障碍。为了保障委托人的委托目的能够顺利实现,防止受托人的权利滥用,委托人取得署名权以外的著作权内容。

委托作品委托人约定财产权之必然及归属缺陷探讨

目前对委托作品的规定主要在合同约定内容及归属问题上争议较大,一是委托作品双方约定的权利内容是整个著作权还是其中的财产权;二是委托作品无约定时,著作权归谁更为合理。就前者而言,委托作品合同交付的是智力成果,委托人继受取得权利,根据作品精神权利与作者不可分之著作权原理及我国只能转让著作财产权之法律规定,委托人约定的乃财产权,该结论也与各国的法律规定相吻合。就后者而言,委托作品无约定时归受托人的规定混同了委托作品与普通作品;导致法律采用双重标准;造成利益分配不公平等不利影响。所以,双方无约定时著作财产权应归委托人。

我国委托作品著作人身权的归属探析

我国著作权法对委托人依委托合同取得的作品著作权是否包括人身权没有明示。委托人取得作品著作权应属于著作权的继受取得,应受制于著作权转让的限制即人身权不得转让。但如果委托人不获人身权就会对其委托目的的实现造成障碍;若允许委托人取得人身权又会使代写论文等有违社会公平和道德的情形合法化。鉴于此委托人取得的著作权应限定为除署名权以外的其他内容,如此既能顺利实现委托目的又能阻却不法委托的合法化。

委托作品著作权及其归属制度完善研究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投资与智力投资的分离趋势愈加明显,委托他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和要求创作作品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然而我国《著作权法》关于委托作品的相关规定比较概括和模糊,学界对委托作品著作权的原始归属以及其著作人身权是否可以转让等问题存在着较多的争议。从立法上完善对委托作品的规定,不仅要从法理上找到依据,使其符合基本的法律逻辑,更要符合人们的日常经验法则,维护社会的公序良俗,最终实现法律逻辑和生活逻辑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