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官批民调及其对现行委托调解的启示

清代民事调解有一种半官半民的特殊形式,即官批民调。其表现类型多样,具有固定流程,是清代社会治理结构、司法体制特点等多种因素作用的产物。黄宗智先生将清代这种半官半民的中间地带称之为纠纷解决的"第三领域"。现行委托调解也具有半官半民的性质,与官批民调同属"第三领域"的民事调解,但二者在产生动因及内容构造上存在明显差异。不过,就适用范围界定和调解人甄选而言,官批民调能为委托调解提供有益启示。

论法院委托调解

法院委托调解是中国司法实践中为了激活调解资源、吸收社会力量解决纠纷、实现良性诉调对接而进行的一种创新,其直接的法律依据是《调解规定》第3条。法院委托调解兼具法院调解和人民调解的属性,关键要注意"四个合适":将合适委托调解的案件,委托给合适的调解机构,采用合适的调解程序,赋予调解协议以合适的法律效力。法院委托调解具有值得信任的一面,也有不值得信任需要警惕的一面。中国当前尚不具备人民调解前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法院委托调解为契机,建立附设法院的调解,是中国诉前调解前置的可行办法。

民事纠纷解决的第三领域——法院委托调解

委托调解是对法官主导下诉讼调解工作适度社会化的新模式探索。法院委托调解是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纠纷解决机制,在民间调解人指挥调解程序的背后是法院司法权的支持和支撑。委托调解虽然以当事人的合意为基础,但因为调解程序的开始和调解结果都有法院司法力量的介入,法官裁决或命令的作出有时会使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在法院委托调解中也应当强调当事人的程序保障权。

委托调解原论

委托调解是指法院在立案前或立案后将民事案件委托特定的组织或个人主持进行的调解。截至目前,委托调解仍以司法解释为依据,缺乏正式立法层面的制度确认。不同地区、不同法院的委托调解实践呈现出发展不平衡的态势,简单案件在委托调解的案件中占绝大多数。有关委托调解既有的三种学说对其定性都存在不足。只有区别对待法院调解与诉讼调解,进而将立案前委托调解定性为诉讼调解,方可确保法院对委托调解的主导作用,并保障委托调解司法化进展的顺利进行。立案后委托调解的适用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受案范围。组织作为委托调解人时所具有的本能性扩权或固权冲动,将成为独立型委托调解存续和与附设型委托调解形成实质性竞争关系的重要原因。分流案源不是委托调解的唯一功能,其功能是多方面的、系统性的。

论委托调解中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兼谈委托调解的主体框架关系构建

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在调解程序中体现为调解权与调解辅助权的关系。调解权是当事人的基本权利,在调解程序中处于主导地位。调解辅助权是法官权力的体现,旨在引导和辅助调解权的实现。在委托调解中,独立调解员一方面从当事人的调解权中得到授权以引导调解,另一方面从法官的调解辅助权获得支持。当事人主导、独立调解员引导、法官辅助,构成委托调解的合理格局关系。

法院委托调解制度实证研究——以M县法院为例

法院委托调解制度是司法社会化的产物,有利于落实私权自治、提高解纷效率、促进案件执行和缓解社会矛盾。但实践中,法院委托调解制度也面临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政策推动成为委托调解的动力机制、规则缺失成为委托调解的制度瓶颈等方面。完善法院委托调解制度,应借鉴域外制度,实现立法体系化、程序法制化,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规范收费制度和委托调解的基本流程,建立受托主体准入制度、保密制度、中立评估制度及当事人恶意行为的规制制度。

论委托调解的适用范围

委托调解制度在践行过程中由于相关立法的缺位而暴露出一些问题影响了该制度的运行效果。合理界定委托调解的适用范围既是规范委托调解制度运行的前提,也是发挥委托调解在纠纷解决机制中应有功能之关键。为了促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和谐而高效运行,宜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委托调解在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地位与自身特质来规范委托调解的适用范围。

观察与省思:关于委托调解之山东样本的调研报告

以驻村民生工作室为载体的栖霞解法、以诉调对接网络为平台的高密经验、以驻法院调解室为典型的市南现象和以村级人民调解资源为基点的五莲模式是委托调解在山东省内的典型代表。实地调研表明,当前委托调解在基本认知、制度建设、规则设计和实施运行层面均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只有坚持和加强省委政法委对委托调解工作的领导、聚集合力设计省域统一性规则和文书样式、正视人民调解资源的分布不均并予以区别性借力以及实行对委托调解工作经费的省级统筹并确保专款专用,才可实质性的获取委托调解的制度实效。

委托调解的争议与反思

委托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实践中出现的一项机制。为了应对案件数量给法院带来的巨大压力,各地法院对委托调解进行了积极试验。然而,在理论上委托调解的性质一直悬而未决。在实践中广泛适用的诉前委托调解的正当性也值得质疑。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在委托调解中居于重要地位,必须予以保障。委托调解的盛行可能使审判权旁落,也造成调解与司法的进一步混淆,因此应当谨慎对待委托调解。

对我国委托调解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所谓委托调解,是人民法院委托具有专门知识和经验的第三人对争讼案件当事人所进行的调解,其调解协议经法院确认以后才具有既判力。委托调解存在着授权的合法性问题。按照比较法的经验,受托方应由法院专门聘任的调解员充任,受托方权利义务的配置也有待完善。

对委托调解制度功能定位的思考——由高密市法院委托调解做法引发的启示

委托调解是我国法院努力构建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重要内容。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各地法院委托调解的功能定位应当有所区别,发达地区、案件较多的法院可以将委托调解定位于分流简单民事案件,但是对于欠发达地区、案件较少的法院应当主要定位于追求纠纷解决效果。

大调解背景下委托调解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委托调解不仅有助于"诉调对接"与"大调解"机制的有效实现,而且也是努力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借助社会力量调处民事纠纷的一项创造性规定。委托调解在实践中有三种类型,对其应以"准司法性"进行定位。实践中委托调解制度的实行存在着困境,如何找到出路是委托调解制度功能发挥最大化的重要保证。

委托调解——先行调解的重要路径

随着先行调解在新民诉法中得到了立法的确认,如何落实先行调解就成为了一个重要而又现实的问题,诉前委托调解正是先行调解实现的一种模式。本文拟从对先行调解作初步的界定出发,继而引入诉前委托调解,通过对诉前委托调解的评析来具体阐述这种模式的优缺点,最后笔者在调解的场所、主体、范围、程序、效力、费用等方面对这种模式的构建阐明了自己的看法。

我国法院委托调解制度的实施构想

法院委托调解是我国法院借助社会力量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诉讼调解方式,具有诉讼与调解的双重属性,与法院调解、法院审判及诉讼外调解有所不同。委托调解实现了调审适度分离,符合当事人多元化的价值追求并缓解了法院压力,满足高效解纷的需要。为贯彻落实该制度,应该在总结一些法院司法实践的基础上提高委托调解程序的规范化和配套措施的制度化,以增强程序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

论诉前委托调解的法院干预

人民法院委托有关组织进行诉前调解,对当事人的裁判请求权虽有轻微限制,但并不意味着将民事纠纷完全排除在司法解决之外。如果受委托机构是人民调解组织,诉前委托调解就兼有司法调解、人民调解的混合属性。基于维护当事人对司法的信赖和纠纷解决的公正高效之目的,法院对诉前委托调解可以给予相应的干预,但应坚持谦抑和适度原则。

诉前委托调解应是司法解决的重要补充

刘亚丽撰文《论诉前委托调解的法院干预》指出，法院干预诉前委托调解的权力不应该视为一种新的权力创设，而是民事司法权自有的调解权力让渡一部分给其他社会机构后，所应保留的另一部分权力。随着诉前委托调解实践的深入，法院的干预权已经无法回避。该权力存在的前提是，法院与人民调解机构通过诉前委托调解的方式实现权力分享，社会力量因分担法院压力而向司法靠拢，促成对司法权布局的新理解。

论公证机关委托调解制度的构建

基于调解的特殊解决矛盾方式,委托调解对于日益增多的社会矛盾、社会纠纷处理具有极大的帮助作用。公证机关作为见证社会矛盾、社会纠纷发展的中间一环,其作为委托调解的主体更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当然,公证机关的委托调解必须依托法律进行,遵循调解的一般原则,即自愿、及时、保密的原则,遵循一定的程序,确保调解的公正,更为关键的是公证机关委托调解处理的案件应与其公证的业务紧密相连,从而保证受托案件的处理及时、准确。

从调审分离到委托调解——法院委托调解定位与分析

研究法院委托调解制度，我们需要从我国调解制度发展以及在调审分离这一理论发展之上去进行探索，在解决这一基础问题之后，总结委托调解制度经验，针对调解制度进行理论思考，来发现优势与劣势，从而来探求委托制度的建议与完善。

上海海事法院与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联合发布海事案件委托调解白皮书

2021年11月5日,由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海仲”)和中国海仲上海总部共同承办、上海海事法院支持的2021北外滩国际航运论坛“司法与仲裁”专题论坛暨第三届“中国海事司法与仲裁高峰论坛”同期举行。专题论坛以“多元化解展现法治融力量、司法仲裁保障航运新发展”为主题,吸引了来自法院系统、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仲裁界、企业界、律师界以及学术界150余位代表现场参会。论坛发布了《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与上海海事法院海事案件委托调解白皮书(2011-2021)》(以下简称《白皮书》)。

论法院委托调解制度

阐释了法院委托调解制度的定义,分析了该制度的特点,并对其进行定性,同时也对法院调解制度与其他制度的协调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