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辩护冲突时当事人自决权的实质保障——以委托辩护与指定辩护冲突为切入点

2021年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51条赋予了当事人在指定辩护和委托辩护冲突时的自决权,即有权决定选择指定辩护还是委托辩护,但是该条仅从形式上规定了要听取被告人的意见,对于听取意见的程序、当事人自决权的救济等问题缺少实质法律规定。对于当事人自决权的实质保障存在以下三方面的缺位:一是无法保证被告人充分知晓即将作出决定的事项,二是无法确定被告人作出决定的过程是否自愿;三是司法机关听取当事人意见的过程未受监督。因此,可以从构建信息沟通与核实机制、规定违反委托优先原则的程序性后果、建立听取意见全过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借鉴美国的无效辩护制度以及完善相关法律规定五方面加强对当事人自决权的实质保障。

指定辩护律师作用之实证研究——以委托辩护为参照

对指定辩护律师的作用,现行法的质量标准是"客观职守型援助",而更高的要求是"合理有效性援助"。以D县为个案,通过与委托辩护律师的对比研究发现,指定辩护实践存在"作用阶梯"现象。从定量角度分析,指定辩护律师在庭审中表现明显不如委托辩护律师,后者相对积极;指定辩护律师在案件定性方面作用不大,较之委托辩护略有不如。而从司法人员的评价出发,指定辩护律师发挥的整体作用也不及委托辩护律师。究其原因,指定辩护律师介入诉讼时间过晚、刑事法律援助经费保障不充分、指定辩护质量监控机制偏于形式化是主要影响因素。进一步加强指定辩护律师的作用、提高其辩护效果,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这些内、外因素的调整与变化。此外,确立适当的改革目标也是不可或缺。

论“委托辩护应当优先法援辩护”原则

委托辩护与法援辩护之关系,应当为委托辩护优先法援辩护。但是,近年来司法实践中出现了种种异常现象,被称为"占坑式法援"或"占坑式辩护",即用法援辩护排挤委托辩护。因此,在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相关要求、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以往的有关规定精神的背景下,以我国第一部《法律援助法》的最新规定为依据,提出并论证了"委托辩护应当优先法援辩护"的原则,包括该原则的含义及其法理依据。在此基础上,透过多起典型案例,重点对因当事人亲属的代为委托和办案机关的通知引起同一案件中委托辩护与法援辩护的冲突问题展开分析,并提出解决思路和方案。

“委托辩护优先于法援辩护”原则的个案异化与制度重构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确立了“委托辩护优先于法援辩护”的原则。但这一原则在实务中往往被办案机关忽视,近年来“占坑式辩护”愈发普遍,在被追诉人审前被羁押的案件中尤为突出。究其根源,是因为被追诉人表达真实意思的制度保障的缺失,导致办案机关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以及为提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倾向于为被追诉人“选择不会引起麻烦的律师而非选择最好的律师”。为此,我国应当构建代为委托辩护的沟通核实机制,引进法律援助的选择辩护人制度,设立限制辩护权的程序性制裁措施。

“委托辩护优先于法援辩护”原则的实践异化与消解——兼评《法律援助法》第27条

理论上委托辩护应当优先于法援辩护,2022年《法律援助法》在立法上明确了该原则。实践中,个别案件中仍然存在法援律师“占坑式辩护”的现象,办案机关以被追诉人拒绝委托辩护或已经指派法援辩护为由,阻挠委托辩护律师的介入。其原因主要包括:立法规定不够明确;被追诉人同外界信息沟通不畅;被追诉人存在被客体化的倾向;缺乏完善的救济渠道。应当在委托辩护优先于法援辩护原则的基础上,细化适用规范,明确《法律援助法》第27条规定之“不得限制”“损害”被追诉人委托辩护权的具体情形,将被追诉人近亲属代为委托的辩护人也纳入到该条款的调整范围之内,以防止实践中办案人员错误理解法律,人为地就该原则的实现设置障碍。

“委托辩护应当优先法援辩护”原则研究

“委托辩护应当优先法援辩护”原则的贯彻落实,是为了更加公平、公正地开展刑事诉讼工作,保障被追诉人的个人权益.基于此,本文围绕着刑事辩护展开讨论,结合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及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分析“委托辩护优先”原则的内涵,了解其形成与发展过程,探究其法理依据,根据“优先”原则的个案异化情况,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死刑案件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是否应为其指定辩护人问题的批复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赣法刑一请字[1997]2号《关于第二审死刑案件是否需要全部指定辩护人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论委托辩护优于法律援助辩护

问题的提出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委托辩护与法律援助辩护的关系非常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5条明确规定,被追诉人想要获得法律援助,不仅要求经济困难或者系盲、聋、哑人、未成年人等特殊人员,而且要求“没有委托辩护人”。由此可见,如果被追诉人自己委托了辩护人,那么就无权获得法律援助,因而委托辩护是优于法律援助辩护的。然而,近年来,我国实践中屡屡出现办案机关以指定法律援助的律师排除被追诉人或者其近亲属委托的律师的案件,导致在两者的关系问题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议。

论委托辩护优于法律援助辩护

近年来,我国实践中屡屡出现办案机关通过指定法律援助律师担任辩护人,从而排除被追诉人或者其近亲属委托的律师的做法,这种做法违背了委托辩护优于法律援助辩护的法律规则与基本法理。委托辩护优于法律援助辩护是国际通行的刑事司法规则,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文件也作出了全面规定。委托辩护优于法援辩护是法律援助制度本质属性的内在要求,有利于保护被追诉人的合法权利,有助于降低国家法律援助经费面临的压力。不仅被追诉人委托的律师优先于法律援助律师,被追诉的近亲属委托的律师也优先于法律援助律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1)》第51条的规定存在严重问题。

论允许被告人在侦查阶段委托辩护人的必要性

刑事案件,按起诉主体不同,可分为公诉案件与自诉案件两种。由于自诉案件不存在侦查阶段,所以,本文全部内容仪就公诉案件而言。1 被告人在侦查阶段能否委托辩护人?对此,我国《刑事诉讼法》未作明确的表态。但是,从有关的条款来看,它是否定“被告人在侦查阶段可以委托辩护人”这一命题的。笔者得出这一结论的根据在于: 第一,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审理后,应当“将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至迟在开庭七日以前送达被告人,并且告知被告人可以委托辩护人。

浅析我国刑事辩护质量现状之成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于2021年颁布实施,在这一重大立法进步事件发生的同年,“占坑式辩护”现象层出不穷,在形式上表现为: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取代被追诉人委托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服务,却常因辩护质量的参差不齐导致保障被追诉人辩护权之目的难以实现。因此,唯有客观厘清造成如此现状的原因包括哪些因素,才能“对症下药”提出有益于辩护质量整体提升的建议。

刑事辩护率及其形成机制研究——以刑事一审为中心

刑事辩护率及其构成形态是反映特定国家或地区辩护权现代化程度的一个基本标志。以D县为例的考察发现,刑事审判中,自行辩护率很高,而律师辩护率相当低;律师辩护率中,委托辩护率略高于指定辩护率。更进一步,文化程度、籍贯、身份等个人因素,以及案件类型、指控严重性等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到辩护率构成。从辩护率形成机制看,被告人的需求程度不高很可能是导致律师辩护率低下的根由,而抑制这一需要的外部因素主要包括被告人经济贫困、案件事实清楚、案情较轻等;纯粹从指定辩护角度看,指定辩护范围过窄、法律援助权利的保障不充分很可能是导致指定辩护率不高的重要因素。进一步提高律师辩护率,降低自我辩护的比例,提高审判程序的对抗性和公正性,是我国刑事程序改革的一个基本向度。为此,近期可建立一种过渡性的法律援助模式,为经济贫困,但却迫切需要辩护的被告人群体提供法律援助,即"有限的普遍性援助"。

刑事辩护率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从2017年全国范围内15437份刑事判决书采集的数据显示,我国不同地区刑事案件辩护率差距明显,在不同审级、不同案件类型中被告人委托辩护的主观意愿存在差异,且特定类型案件指定辩护需求显著。从相关性分析来看,经济发展状况、公民受教育程度和律师分布情况都会对该地区的委托辩护率和指定辩护率产生影响。在目前辩护资源分布不均、法律援助资源相对紧缺的情形下,可以通过完善值班律师制度,优化指定辩护指派标准,规范法律援助律师管理,提升法律援助质量等方式,在扩大辩护覆盖范围的同时,确保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得到实质性保障。

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改革及律师面临的新课题

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改革及律师面临的新课题周少元辩护制度是近现代刑事诉讼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辩护制度的有无与完善程度是一个国家刑事诉讼活动的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一九七九年刑事诉讼法设专章对此予以规定。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对...

谈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改革及特点

谈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改革及特点周少元八届人大第四次会议对刑诉法进行了重大修正。其中，修改后的刑事辩护制度更科学、民主、公正。一、辩护人介入诉讼的时间大大提前我国刑诉法原规定，在审判阶段才允许被告人聘请辩护人参加刑事诉讼。这种规定存在两大缺限：一是辩护...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充分保障律师依法履行辩护职责确保死刑案件办理质量的若干规定

为确保死刑案件的办理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结合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和律师辩护、法律援助工作的实际,现就人民法院审理死刑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