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姚从吾的民族史观与民族史研究

姚从吾民族史观的主要论点即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是绵延,扩大与不间断的,原因在于汉族与少数民族在文化与武功方面的交互影响与融合。姚从吾的民族史观在其民族史研究的实践中得以贯彻体现,但其中也包含着难以调和的内在矛盾。

民国时期姚从吾的史学理论探索

姚从吾曾留学德国,深受德国史学方法影响,在史学理论方面也有深入思考。他在《历史研究法》讲义中,对历史学的性质、作用、研究方法及中国历史学存在的问题等都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在历史资料观上,他重视史源学及史料的鉴别、考证与研究,强调对史料的批评与会通,特别重视对一手史料的使用,并在抗战时期注重搜集抗日史料。他还从历史地理学、文化因素等方面对历史进行多维阐释,并向国内大力介绍了德国等欧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动态。姚从吾充分借鉴了西方史学理论方法,并吸收中国传统史学优点,对民国时期史学理论探索作出了一定贡献。

史学地理化与中国现代史学——以姚从吾早年学术活动为讨论中心

地理学尤其人地学在中国史学科学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其科学的学科属性和传统史家对地学的既有知识储备,使得地学成为历史学追求科学化的最佳模仿对象。姚从吾早年虽身处北大史学系,却对人文地理甚感兴趣。五四前后,史地分科意识尚不明显,北大史学系不受重视,加之受到蔡元培、朱希祖等人提倡社会科学和张相文的影响。在邵可侣、亨廷顿等西方地理学说影响下,他不仅对传统史地学者做出新的评价,还借此作为研究具体问题的圭臬。近代许多史家都有从偏爱地学到回归史学本业的经历,更有建设历史地理学的成功尝试,个中缘由值得深究。

历史学家姚从吾及其妻子陈绚的漂泊人生

一姚从吾,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原名姚士鳌,字占卿,号从吾,1884年出生于河南襄城。他在县高等小学堂读小学,河南省立第二中学读中学,毕业后,考进北京中华大学预科,一年后考上北京大学历史系,与傅斯年、罗家伦、毛子水为同学,“一时俊彦群集,互相砥砺,颇收切磋琢磨之益”。1920年秋,姚从吾以优异成绩,进入北京大学研究院国学系深造,拜胡适为师;两年后,被选派至德国柏林大学留学,一去就是12年。

倡导与躬行图书馆学理论与实务并重的卢荷生教授

卢荷生教授淡泊名利、躬行图书馆学理论与实务并重的学风,是值得图书馆界同行们重视、珍惜和发扬的。介绍卢荷生先生的经历与治学道路,以及他秉承北京大学、台湾大学先贤们务实求学之传统,对台湾图书馆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

师道楷模才德举世景仰 考辨精辟著述百代流芳——记著名宋史专家徐规先生

徐规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教育家,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长期致力于中国历史尤其是宋史、中国古代史学史等领域的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徐先生在史学园地里辛勤耕耘,孜孜求索,撰写了大量论著,为我国史学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大部分作品收在《仰素集》一书中。徐先生又是教坛上德高望重的老前辈,60多年来,他教书育人,提携后进,为史学界培养了一批批优秀人才。1992年徐先生荣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及证书,1997年1月被国家人事部批准为杰出高级专家。2002年浙江大学对五位有突出贡献的教师,颁发学校最高级别的"竺可桢奖",徐先生是文科中惟一享此殊荣的教师。

早期全真道與方技的關係及其他

早期全真道利用方技传教，王重阳师徒为自己制作了许多神异，以此吸引韦来。利用方技的行为遭到教外人士的抨击，也在教内引发争议。有入主张少用方技，也有人以释家的权智说为利用方技、制作神异辩护。1258年第一次僧道辩论以後，全真道自称为老子之道的惟一继承人，掩饰自己利用方技的行为，大力进行宣传。後人不察，遂以为早期全真道不尚符筱斋醮，不施方技。及至近代，全真道研究向政治视角偏移，早期全真人物被称为“忠义”、“遗民”、“民族之救星”，这些说法既与史实不符，也损害了学术研究应有的实事求是精神。

论台湾大学者李敖及其犀利笔锋

在宝岛台湾,李敖和柏扬同是轰动名界的大学者、大文人.论遭遇二人相似,论风骨文采前者又堪居其右.但在大陆,柏扬早已名声大震,李敖却鲜为人知,这很不公平,实在有评介的必要.李敖读书破万卷,精通文史哲.学贯古今,著作甚丰.而且是:“

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

抗战时期,大学校园既是国共较量的重要舞台,也是国民党内不同派系角逐的场所。学界分合的背后,除了政治理念的明争,亦有派系因素的潜存。学界与执政当局的关系,在紧张和对峙的既有认知之外,更有亲近与同情的面向。战时大学党部中,西南联大区党部办得最具声色,约半数教授加入了国民党。但联大同时也包容其他党派的教授与学生。联大教授群是一个多元分化的群体,其中既有闻一多那样的“民主斗士”,亦有姚从吾这样的“坚贞党员”。正是不同党派知识精英在西南联大的共存和共处,才建构起这座极具包容性的“民主堡垒”。

当代文学史料的等级问题

姚从吾在《历史研究法》里提到史料价值的差异时说,“客观的记载胜于主观的记载。同党派的记载,不如非同党派的记载。有心的表白,不如无心的流露”。(1)黄人望更是在《历史研究法讲义》里,将史料分为六等,其划分的依据是史料的“可然程度”,但同时他也指出,“惟证据物件之可然程度,实千差万别,故得一证据物件,谓必可入上各等级中,此亦属于不可能之事。。往往有介于一与二等之间者,有介于三与四等之间者,亦有介于五等及等外之间者,皆在所不免也。兹不过举一标准,余当由学者研究自得之耳”

北京大学史学系沿革纪略(一)

本文简略记叙了北京大学史学系前半期(解放前的沿革情况,对各个阶段史学系的学制、师资情况、课程设置、教学情况等作了简要、具体的介绍。

学潮与教授: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的一个考察

抗战时期,昆明获“民主堡垒”的美誉与中国高等学府之南迁自有关系,但若把民主、自由思想在联大等大学中的成长壮大,完全归结于自由主义、中间势力的影响,或者中共地下活动的发展,显然不全面。国民党在校园的活动,特别是一些学术活动十分活跃,其目的虽在“党化”校园,但也使不同政治色彩的教授参与其中。教授中间的左、中、右三派曾和平共处,交往频繁。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国民党对学界的政策,从笼络转向高压,惨案迭次发生,左、中、右三派的重叠交叉不复存在。从抗战后期教授、学生和政府之间的三角互动中已可见国民党败势之端倪。

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初探

抗战爆发后,西南联大与北平图书馆在前期合作的基础上成立了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从事抗战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姚从吾是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的核心人物。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成立之初,工作成效显著,后因经费等原因,陷入了困境,但仍然坚持到了抗战胜利。

吴宓的两封书信与一次演讲

缘于种种原因,坊间迄今尚未印梓《吴宓文集》或《吴宓全集》,这与吴宓在20世纪文学界与学术界的重要地位显然是不相称的。已有学者呼吁:'尽快出版一部内容完备的《吴宓文集》,包括吴宓那些’一代文章矜四海,半生骚怨寄红楼’的红学遗文,是目前的当务之急,也是对他的最好的纪念。'①时至今日,打捞、整理与汇辑吴宓的'红学遗文'和其他文献,依然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有赖于研究者协力同心.

研究元史70载 成就显著知不足——记蒙元史学家方龄贵

方龄贵讲完他和沈从文、姚从吾、邵循正等大师们的故事后,又回到他和元史的话题上来。在云南师范大学一幢老旧宿舍楼里,记者见到了年届9旬的方龄贵先生。他身穿一件深蓝色的中山装,目光炯炯,神采奕奕。

萧启庆教授“蒙元社会文化史”研究介绍

一、经历简介萧启庆教授是当今海内外蒙元史研究最重要的学者之一。萧教授生于1937年,祖籍江苏泰兴。1955年就读台湾大学历史系,深受姚从吾先生(1894—1970)启发。姚先生早年毕业于北大,师事柯绍忞、张相文,亦为胡适入室弟子,后来负笈德国,受到史学大师兰克(Leopold von aanke)和班汉姆(E.Bemheim)影响,回国后结合兰克史学和乾嘉考证学,研究北亚史及辽金元史。

在昆明追寻钱穆与张充和的茶味

宜良好,好在有烤鸭。一入城,满城都是烤鸭招牌。宜良好,好在有宝洪茶。一入口,终生难忘。到宜良,既吃烤鸭,又品宝洪茶,只是开了好头。去了岩泉寺,到了宝洪山,才算圆满。读过《国史大纲》,喝过宝洪茶,那真真是完美。钱穆在宜良客居时期,喜欢用烤鸭招待朋友,陈寅恪、朱自清、汤用彤、姚从吾等友人都从昆明坐着小火车来看他。

没有围墙的文化之城

一个饭局里的民族话题 1939年3月5日是个星期天,云南大学的方国瑜教授邀请在昆明的陈寅恪、顾颉刚、姚从吾、向达、方豪等史学界的一些朋友来家里吃饭。席间,方豪问方国瑜先生,云南姓方的是从哪里迁来的？方国瑜先生说自己是桐城方氏的后裔。饭后,顾颉刚先生把方豪拉在一旁，轻声告诉他：“方国瑜先生是么些人（过去对纳西人的称呼），说是桐城方氏后裔，只是面子好看些。”

从胡适到季羡林:史学大会上的中国人

从黄节到朱希祖:复兴中华,预世界文化之流1905年,中国报人和教育家黄节在《黄史》"总叙"中提及1908年将在德国召开的"柏林史学大会",这是中国学界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最早的关注。及至1920年代,当时南京高等师范的一批青年学者在自创的《史地学报》上集中关注、译介和讨论过大会。一战后的19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