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杜鵬舉、姚應績二本重審《郡齋讀書志》

《郡齋讀書志》杜鵬舉本與姚應績本均非晁公武晚歲罷退歸家、從容修訂之作。考察《郡齋讀書志》著録建炎以來著述、刊本,杜本著録下限約在紹興二十一年,姚本稍晚,但主體内容在紹興末年亦已穩定。孝宗隆興以後著述、刊本,乾道年間晁氏家族著述、刊本,以及晁公武第二次校勘蜀石經的成果,在杜、姚二本中均無體現。《郡齋讀書志》可視作高宗時期四川地區圖書流傳、收藏的總結,與兩浙、淮南、江南、福建等路圖書刊刻、收藏情況多有不同,大量神哲徽欽四朝著作、四川地方文獻與晁氏家族相關文獻爲《宋史藝文志》所不載。《郡齋讀書志》與淳熙五年《中興館閣書目》也不存在體系性的關聯,並不能作爲研究《宋史藝文志》的參考。

《郡齋讀書志》成書重理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的成書問題前賢多有關注,其中以王重民、陳樂素、孫猛三家説發表較早且具代表性。孫説發表後,學者多信從。然該問題中實有疑義,似尚未完滿解決。本文重理此題後認爲:前賢所謂晁公武晚年居家從容增訂此書,或與事實存在出入;杜鵬舉四卷本主體内容於紹興二十八年七月之後至紹興三十二年晁氏還職瀘州之前已基本穩定,刊成時間則大約在紹興三十二年六月稍後;姚應績二十卷本的主體内容於乾道六年晁氏第二次校勘蜀石經之前也已基本穩定。以此爲基礎,文末進一步討論了晁志著録之書何以迅速積聚,以及其中刻本與抄本比例的可能性,嘗試結合南宋初葉的文化重建,推進對晁志及相關書籍史問題的認識:迅速積聚起突破萬卷的書籍,地域應是極爲重要的因素;其中蓋以抄本爲主,則與文化重建過程中迅速增益書籍種類的迫切需求相吻合。